2026年1月7日,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 与许多车主在元旦假期后预期的“新年第一涨”不同,国家发改委的最终通知显示,本轮汽、柴油价格不作调整。 这意味着,自2025年12月23日降价以来,国内油价将维持近四年来的低位水平继续运行。
根据规定,当调价幅度低于每吨50元时,本次零售价格将不予调整,未调金额将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而本轮计价周期末的统计数据显示,汽柴油预计上调幅度最终锁定在45元/吨,恰好低于调价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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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调价搁浅,直接源于过去十个工作日内国际原油市场的剧烈波动。 计价周期伊始,中东地区持续紧张的地缘局势引发了市场对供应稳定的担忧,国际油价一度震荡走强,给国内油价带来了上调压力。
然而,随着周期推进,市场焦点转向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能源供应过剩的担忧,国际油价上涨势头受挫。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周期尾声,2026年1月初,拉美地区地缘局势突然升级。
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并抓获其总统马杜罗的事件,使得原油风险溢价短期内急剧升温,国际油价在最后一个交易日逆势反弹。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从每桶58美元涨至62美元附近。
正是这种“先涨后弱、尾盘突袭”的复杂局面,使得整个计价周期内国际油价的平均值变化未能突破国内调价的阈值。 这并非国内油价首次因国际市场的微妙平衡而按兵不动。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说明,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并非由调价前几天国际油价的简单涨跌决定,而是取决于调价前10个工作日国际油价平均值与再之前10个工作日平均值的比较。 这种机制设计,旨在过滤短期市场噪音,使国内油价调整更具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在国际油价波动传导至国内的过程中,一套被称为“地板价”和“天花板价”的调控机制扮演着关键角色。 根据2016年完善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当国际市场油价高于每桶130美元时,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原则上不提或少提。
当低于每桶40美元时,最高零售价格则不降低;油价在40至130美元之间运行时,则按机制正常调整。 这套上下限的设置,为极端市场情况下的国内油价和能源供应安上了“缓冲阀”。
当国际油价触及每桶130美元的上限时,为了保障市场供应和炼油企业生产积极性,国家会采取阶段性价格补贴政策。 2022年,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就曾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当国际油价高于调控上限时,成品油价格阶段性不再上调,同时中央财政对炼油企业给予相应价格补贴。
这既是为了减轻高油价对消费者和经济的冲击,也是为了稳定炼油企业的生产预期,防止因“价格倒挂”导致企业亏损停产,进而引发供应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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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家层面的最高零售限价此次未作调整,但全国各地的实际油价因运输成本、税费等因素存在差异。 以2026年1月7日的价格为例,北京的92号汽油零售限价为每升6.70元,95号为7.14元;上海的92号汽油为6.67元,95号为7.10元。
由于征收燃油附加费,海南的油价全国最高,海口92号汽油达7.82元,95号达8.35元。 而重庆、河北等地则因山地运输成本较高,价格也略高于东部沿海地区。
对于普通车主而言,此次调价搁浅意味着加油成本得以维持。 有测算显示,以一辆每月行驶1500公里、百公里油耗8升的家用车为例,若92号汽油价格为6.7元/升,每月油费约为804元;若油价处于7.5元/升的高位,则每月油费将增至900元。 这近100元的月支出差异,在家庭账本中并非微不足道。
因此,即便只是几分钱的涨跌,也牵动着亿万车主的神经。 在调价窗口前夕,网络上不乏“今晚赶紧加油”的提醒,因为按照预期上调65元/吨计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5至3元。
油价调整不仅关乎车主,更深刻影响着整个能源产业链。 对于中石油、中石化等炼化企业而言,其盈利状况与国际油价并非简单的正相关。 当国际油价过高时,炼油业务甚至可能出现“价格倒挂”导致的亏损。
这是因为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有一定滞后性,且受到调控上限的约束,而企业进口或采购原油的成本却是实时波动的。 这种矛盾在2022年国际油价高企时尤为突出,当时尽管国内油价经历了“十涨二跌”,但炼油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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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波动的影响如水波般向外扩散。 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料,原油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下游化工行业的成本。 例如,轮胎制造所需的合成橡胶、炭黑等原材料价格与油价紧密相连。
有企业曾计算,能源及石油相关原材料价格上涨,可能使总生产成本上升15%以上,但在下游需求不振时,这部分成本很难完全转嫁给消费者。 这迫使许多制造业企业必须在内部消化成本压力,或通过技术升级和效率提升来应对挑战。
回望触发本轮调价周期波动的源头,委内瑞拉局势,它再次印证了地缘政治对原油市场的“脉冲式”影响。 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原油储量,但其实际产量因长期制裁和投资不足而远低于潜力水平,目前日产量约96万桶。
美国此次军事干预后,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宣称将禁止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另一方面又要求美国石油公司投资重建其石油产业。 这种矛盾表态反映了其试图在遏制对手与获取资源之间寻求平衡。
然而,市场分析师普遍认为,此类地缘事件难以扭转原油市场供过于求的基本格局。 国际能源署曾预测,2026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过剩量可能高达400万桶。 高盛、摩根大通等机构也下调了2026年的油价预期,认为市场将面临漫长的“触底反弹”过程。
因此,尽管地缘风险会不时制造油价短线飙升的行情,但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美国页岩油产量创新高以及新能源汽车普及降低石油需求等基本面因素,如同强大的引力,持续将油价拉回供需决定的轨道。
国内油价在“该涨就涨,该降就降”的机制原则与“上下限”的调控框架下,成为了连接动荡国际市场与国内经济民生的稳定器。 每一次调价或搁浅的决定背后,都是一次复杂的测算与权衡。
当车主为油箱里又省下几块钱而稍感宽慰时,大洋彼岸的一场政治风波、一份欧佩克的产量声明,或是全球港口的一串库存数据,可能已经悄然启动了下一轮计价周期的齿轮。
那么,当“市场无形之手”与“国家调控之掌”共同握住油价方向盘时,我们究竟是在驶向更稳定的能源安全,还是仅仅在延缓一场迟早到来的价格重构? 这其中的得失与边界,或许比油价表上跳动的数字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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