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周恩来离开南京前，与陈布雷密谈两个半小时：你的事我去办

南京的春夜，1947年3月，梅花还没谢，陈布雷已经穿旧棉袄，从湖南路走到梅园新村。路灯昏黄，他故意把帽檐压得很低，像去借书，又像去自首。警卫认出他，愣了半秒，敬礼的手僵在半空——“蒋先生的笔杆子”深夜投奔“周公”，怎么说都像是假的。

门一开，周恩来没握手，先递上一杯热茶，龙井，不浓。陈布雷没喝，掏出皱巴巴的纸条：四个孩子的名字，旁边画圈的是已经“那边”的人。他嗓子发干，只说了一句：“将来真打到南京，给他们留条活路。”没有“起义”，没有“投诚”，只有一个父亲的请假条。周恩来收起纸条，点头，像答应帮邻居接孩子放学。两人对坐，烟灰缸很快满了，谁也没提“主义”。

当年请他写《中国之命运》的蒋介石，此刻正在黄浦路官邸等电报，等一个“文胆”把共党骂得狗血喷头。陈布雷回家，把电报草稿撕成四瓣，对副官说：“字太烫，写不动。”第二天照常上班，照常微笑，只是把毛笔换成更软的羊毫，好像这样就能少戳痛自己。

外人看他一身光环：总统府国策顾问，委员长侍从室二把手，薪水养得全家八口外加两个佣人。可厨房里的实情是：长女偷偷把父亲的空信封翻过来，誊写油印传单；小女儿陈琏干脆把婚席摆成“地下党小组”会场，新郎是财政部次长的儿子，也是中共北平学委负责人。喜帖发到父亲手里，陈布雷在“敬邀”后面用铅笔加了一行小字：“风雨将至，好自为之。”写罢，把喜帖放进抽屉，没让夫人看见。

1948年11月，淮海前线电报雪片似地飞进黄埔路，“噩耗”两字已不够形容。陈布雷最后一次劝停战，话没说完，蒋介石扬手，一记耳光响彻客厅。第二天清晨，侍从发现他卧在床上，睡姿端正，眼镜擦得透亮，药瓶倒在一旁，像给世界最后一个标点。遗书里夹着那张旧纸条，四个圈仍在那里，只是旁边多了铅笔淡淡的划痕：已办。

葬礼上，女婿袁永熙以“家属”身份鞠躬，没人知道他也是治丧小组的“内应”。三个月后，南京解放，陈布雷的四个“圈”全部活着，而且活得响亮：陈琏带队接管清华团委；陈砾做《中国日报》 editor，每天把标题做得整整齐齐，像替父亲把当年撕碎的稿纸重新拼好。

留在台湾的两个孩子，一个去了银行，一个留校教书，档案里永远备注“陈布雷之子”，却再没机会升上去。老同事回忆，他们提到父亲时，声音会突然低一度，像怕惊动什么。

后来有人把这段夜访写成“国民党最高幕僚阵前起义”，其实没那么传奇。陈布雷没起义，他只是把最后一点人情，押在对面那杯不浓的龙井上。历史的大牌桌边，他手里只剩一张“父亲”牌，打出去，赢了孩子，输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