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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语境不断加速的当下,文学如何安放作家的精神归属、如何在长期漂泊中确立稳定而可信的内在坐标,成为一个持续被讨论的世界性命题。加拿大华裔作家贝拉的写作实践,正是在这一命题中显现出独特而清晰的轨迹——她的作品始终以祖国与故乡作为精神原点,在海外生活经验与现实世界的张力中,逐步完成了从浪漫抒情到人道主义现实关怀的转向。
文学史反复表明,真正重要的文学地理,并不取决于作家身处何地,而在于其心灵所系。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坦言,自己可以让故事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却始终未曾真正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并非单纯的城市,而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原乡。
贝拉的写作亦然。她旅居海外多年,生活经验不断更迭,笔下却始终回望中国的城市、历史与人群。故乡在她的文学中,并非装饰性的怀旧风景,而是一种持续发声的精神坐标:它承载记忆,也提供尺度,使作家得以衡量现实、审视秩序,并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价值判断的清醒。
将贝拉置于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中,可以发现她并非孤例。20世纪以来,众多世界级作家都以“遥望祖国”的方式完成了各自最重要的文学建构:詹姆斯·乔伊斯 终身离开爱尔兰,却让都柏林成为世界文学中最精确、最不可替代的城市坐标;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在流亡中以英语写作,却不断重构俄罗斯的记忆秩序;约瑟夫·布罗茨基 被迫离开祖国,却在诗中将母语本身塑造成无法被驱逐的精神家园;米兰·昆德拉改用法语写作,却始终围绕捷克历史与个体命运展开反思。他们的共同点在于:身体可以离散,文学却始终在确认自己的原点。贝拉的写作,正延续并更新了这一世界性传统。
作为海外女作家,贝拉的乡愁并不流于私人情绪,而是一种被转化、被结构化的文学情感。她在诗歌与叙事中反复呈现的,并非简单的“思念”,而是一种与时代经验交织的哀愁: 对历史断裂的哀愁。 对程序缺席的哀愁。 对无声伤害的哀愁。
但这种哀愁并未使作品沉溺于感伤,相反,它成为通往公共议题的入口,使个体经验自然延伸至对法治、记忆与人道价值的持续关注。乡愁在这里不再是回避现实的情绪,而是一种逼迫作家直面现实的力量。
围绕贝拉近年来的思想与创作转向,舆论中不乏“文学野心”的解读,认为她主动选择了一条更具公共性、也更为艰难的人道主义文学道路。但评论界普遍认为,这种变化与其说是策略,不如说是人生经验带来的自然结果。随着生活半径的扩大与时代事件的叠加,作家获得了新的观看角度。贝拉早期作品中的浪漫抒情并未消失,而是被重新安置进更广阔的现实结构之中,转化为冷静、克制而具有伦理深度的现实主义批判。情感并未退场,只是承担了更重的责任。
找到祖国,就是胜利。在一个高度流动、身份不断被拆解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写作者选择去地域化、去根性的写作路径。然而世界文学史反复证明:失去坐标,文学将失去重量。贝拉写作的意义,正在于她并未在流散中失语,而是在文学中重新确认了祖国的存在——不是作为抽象口号,而是作为精神事实与价值尺度。她的作品表明:作家未必生活在祖国,但只要在文学中找到祖国,她就已经赢了。
从乔伊斯到博尔赫斯,从纳博科夫到布罗茨基,世界文学不断重申同一个事实:遥望祖国,并不是退回,而是一种更深刻的抵达。在这一意义上,贝拉的写作不仅是个人经验的展开,也构成当代汉语文学在世界流散语境中的一次重要确认——她在文学中找到了祖国,而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关于作者: 贝拉,加拿大华裔诗人、作家、思想者。其创作以祖国与故乡为精神坐标,关注历史记忆、法治伦理与人道主义议题,被认为是当代汉语文学中具有世界流散视野的重要写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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