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贝拉在文学中重新抵达祖国：从世界流散写作转向人道主义文学

　　在全球化语境不断加速的当下，文学如何安放作家的精神归属、如何在长期漂泊中确立稳定而可信的内在坐标，成为一个持续被讨论的世界性命题。加拿大华裔作家贝拉的写作实践，正是在这一命题中显现出独特而清晰的轨迹——她的作品始终以祖国与故乡作为精神原点，在海外生活经验与现实世界的张力中，逐步完成了从浪漫抒情到人道主义现实关怀的转向。

　　文学史反复表明，真正重要的文学地理，并不取决于作家身处何地，而在于其心灵所系。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坦言，自己可以让故事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却始终未曾真正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并非单纯的城市，而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原乡。

　　贝拉的写作亦然。她旅居海外多年，生活经验不断更迭，笔下却始终回望中国的城市、历史与人群。故乡在她的文学中，并非装饰性的怀旧风景，而是一种持续发声的精神坐标：它承载记忆，也提供尺度，使作家得以衡量现实、审视秩序，并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价值判断的清醒。

　　将贝拉置于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中，可以发现她并非孤例。20世纪以来，众多世界级作家都以“遥望祖国”的方式完成了各自最重要的文学建构：詹姆斯·乔伊斯 终身离开爱尔兰，却让都柏林成为世界文学中最精确、最不可替代的城市坐标；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在流亡中以英语写作，却不断重构俄罗斯的记忆秩序；约瑟夫·布罗茨基 被迫离开祖国，却在诗中将母语本身塑造成无法被驱逐的精神家园；米兰·昆德拉改用法语写作，却始终围绕捷克历史与个体命运展开反思。他们的共同点在于：身体可以离散，文学却始终在确认自己的原点。贝拉的写作，正延续并更新了这一世界性传统。

　　作为海外女作家，贝拉的乡愁并不流于私人情绪，而是一种被转化、被结构化的文学情感。她在诗歌与叙事中反复呈现的，并非简单的“思念”，而是一种与时代经验交织的哀愁：
对历史断裂的哀愁。
对程序缺席的哀愁。
对无声伤害的哀愁。

　　但这种哀愁并未使作品沉溺于感伤，相反，它成为通往公共议题的入口，使个体经验自然延伸至对法治、记忆与人道价值的持续关注。乡愁在这里不再是回避现实的情绪，而是一种逼迫作家直面现实的力量。

　　围绕贝拉近年来的思想与创作转向，舆论中不乏“文学野心”的解读，认为她主动选择了一条更具公共性、也更为艰难的人道主义文学道路。但评论界普遍认为，这种变化与其说是策略，不如说是人生经验带来的自然结果。随着生活半径的扩大与时代事件的叠加，作家获得了新的观看角度。贝拉早期作品中的浪漫抒情并未消失，而是被重新安置进更广阔的现实结构之中，转化为冷静、克制而具有伦理深度的现实主义批判。情感并未退场，只是承担了更重的责任。

　　找到祖国，就是胜利。在一个高度流动、身份不断被拆解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写作者选择去地域化、去根性的写作路径。然而世界文学史反复证明：失去坐标，文学将失去重量。贝拉写作的意义，正在于她并未在流散中失语，而是在文学中重新确认了祖国的存在——不是作为抽象口号，而是作为精神事实与价值尺度。她的作品表明：作家未必生活在祖国，但只要在文学中找到祖国，她就已经赢了。

　　从乔伊斯到博尔赫斯，从纳博科夫到布罗茨基，世界文学不断重申同一个事实：遥望祖国，并不是退回，而是一种更深刻的抵达。在这一意义上，贝拉的写作不仅是个人经验的展开，也构成当代汉语文学在世界流散语境中的一次重要确认——她在文学中找到了祖国，而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关于作者：
贝拉，加拿大华裔诗人、作家、思想者。其创作以祖国与故乡为精神坐标，关注历史记忆、法治伦理与人道主义议题，被认为是当代汉语文学中具有世界流散视野的重要写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