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灭元之后，针对遗留下的数十万蒙古女子，处理方式十分高明

1368年闰七月，徐达、常遇春带着明军攻破了元大都，元顺帝没敢抵抗，带着后妃、太子一路往北逃，蒙古在中原近百年的统治就这么结束了，硝烟刚散，明军清点战利品时发现。
光宫城里就留下了两万三千多蒙古女眷，再算上河北、山西这些地方被俘或流落的，总数足有三十万，这些人里，有曾经的皇后公主，有勋贵的妻子。

也有普通牧民的女儿，前一天还锦衣玉食，后一天就成了阶下囚，本来想，换做其他开国皇帝，面对这么多前朝遗孤，尤其是异族女子，可能直接就杀了以绝后患。

但后来发现，朱元璋的思路完全不一样，他这套处理方式，远比屠城高明得多，既没落下暴君的名声，还把潜在的威胁变成了王朝的助力。

朱元璋没杀这些蒙古女子，也没把她们赶走，反而先给了条活路，他在之前发布的《谕中原檄》里就说过，要保全元朝的宗戚。

进城后又下了诏，愿意回草原的给路费遣送，愿意留在中原的就编为民籍，最后只有七千多人选择北归，大部分人因为战火阻隔，或是在中原已经有了家庭，都留了下来。

在我看来，这步棋看似温和，实则把潜在的敌人变成了需要治理的子民，从根上减少了反抗的可能，留人的同时，朱元璋还搞了个五年汉化倒计时。

洪武元年十月，户部出台了专门的条款，要求这些蒙古女子学汉语、穿汉服、改汉姓，大都原来的国子监被改成了女学堂，翰林院的人专门来教课，学得好的还能免一年徭役。

工部还按人头发棉布和绢，让她们换掉原来的胡服，更关键的是婚俗改革，蒙古有父死子继其妾的旧俗，在中原看来就是乱伦，朱元璋直接明令禁止，违反的要打八十杖，还要服三年劳役。

这些措施看着是文化改造，其实是在悄悄撕掉她们“蒙古人”的标签，等她们能听懂官话、会写契约，穿得和汉人没区别，身份认同自然就变了。

文化上的改造只是第一步，朱元璋更狠的招还在后面，那就是直接从血缘上打破隔阂。

洪武二年正月，他颁布了《和同令》，明确禁止蒙古女子族内通婚，鼓励和汉人结婚，而且只要两相情愿，还能免三年徭役。

这个政策特意鼓励军户和屯田户优先迎娶，既解决了战乱后中原男多女少的问题，又把边镇将士和这些蒙古女子绑成了利益共同体。

据记载，仅北平、大宁、宣府三个卫所，一年内就多了七千四百多对蒙汉夫妻，如此看来，这种强制又带奖励的通婚，让蒙古女子不得不走出原来的部落圈子，融入汉人家庭。

她们的孩子从小在汉人环境里长大，慢慢就分不清谁是胡种谁是汉儿了，北方边防的番汉隔阂也少了很多。

温和的政策也需要铁腕来护航，不然很容易出乱子，洪武二十三年，大将军蓝玉北征，在捕鱼儿海俘虏了元主次子和妃嫔以下十万人。

凯旋的路上，蓝玉喝醉了，强行让两名蒙古王妃侍寝，导致其中一人投井、一人自刎，消息传到南京，朱元璋气得不行，亲笔写下手诏，说蓝玉忘了诏令狂妄行事，断了他的根本。

随后就把蓝玉抓回京城，打了八十杖后斩首示众，还让史官把这件事写进《大诰》里，颁布天下警示所有人。

毫无疑问，朱元璋这是杀一儆百，哪怕是立了大功的功臣，只要碰了民族政策的红线，也必须死，从那以后，边将再也没人敢凌辱蒙古女子，朝廷“以德怀远”的招牌才算真正立住了。

对于留在南京的元室近支妇女，朱元璋还专门设了“柔远局”来安置，象征性地保留她们的爵位，给优厚的俸禄，皇后级别的每年给三百石米、二百匹绢，相当于正二品官员的待遇。

还允许她们在宅子里立白马祠祭天，但祭器和乐舞不能超过规制，要是和汉人通婚，还得报礼部核准，这种“软禁+俸养”的模式，不得不说想得很周到。

既让这些前朝遗孀不用流落街头，保住了体面，又把她们放在京城眼皮底下，成了展示新皇宽仁的活标本。

后来永乐皇帝迁都北京，这些人的后裔慢慢融入了南京市井，现在南京江宁、六合一带的“达子营”“鞑子庙”等地名，还能找到当年的痕迹。

从洪武元年到洪武三十年，官方户籍里的“蒙古女户”从三十二万降到了不足八万，这不是说这些人消失了，而是通过通婚、改姓，她们被重新编入了民籍、军籍或是匠籍，彻底成了大明子民。

她们带来的畜牧技术、毛纺工艺和草原药材，也悄悄丰富了汉地的经济，而且这种融合还带来了文化上的影响，我们现在说的“胡同”“把式”“萨其马”这些词，都是从蒙语借过来的。

明代女性流行的“比甲”，也是源自蒙古的“辫线袄”，改良后成了汉人常穿的衣服，就连蒙古的收继婚俗，也因为《大明律》的禁止，慢慢被漠南蒙古诸部废除了，算是一种文化上的反噬。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评价说，朱元璋用婚姻改变敌人的血统，用衣冠改变敌人的外形，不屠一座城，不杀一个妇女，就把百年的异族习俗，都变成了华夏之民的习俗。

这就是兵家最高境界的无形之战，这个评价很中肯，朱元璋不用刀兵，却让敌人的血脉和记忆在温柔乡里慢慢消散。

比起成吉思汗的屠城灭种，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用更聪明的方式完成了复仇，他把敌人的后代变成了自己人，甚至让她们在大明的祠堂里，和朱家子孙一起享受后世香火。

三十万蒙古女子的处置，不仅解决了明初的一个大难题，更推动了蒙汉民族的深度融合，为后世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