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郭视角：基于库恩理论的消防改革逻辑辨析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理论，打破了传统科学进步的线性认知，揭示了“常规科学—反常危机—范式革命—新常规科学”的动态演进规律。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对理解社会治理领域的重大变革同样具有方法论价值。 中国消防改革作为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从现役体制到职业化专业队伍的转型、从单一灭火救援到全灾种防控的拓展，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消防范式革命。本文基于库恩理论视角，结合历史、经济、文化、科学、管理、法律等多维度，剖析消防改革的历史必然性，解读其核心特征，并预判未来发展趋势，助力清晰认知当前中国消防改革的内在逻辑。

一、常规消防范式的形成与内在局限

库恩理论认为，常规科学是在既定范式指导下开展的“解谜”活动，范式为学科领域提供了统一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中国常规消防范式的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其核心框架围绕“现役体制、防消结合、条块管理”构建，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暴露出内在局限，反常危机得以诞生。

（一）常规消防范式的历史形成

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常规消防范式的形成是政治体制、社会需求与安全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治安与消防安全形势严峻，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纵火破坏与城市基础设施的薄弱，使得消防工作兼具治安防控与国防保障的双重属性。1957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消防工作的指示》确立了“以防为主，以消为辅”的工作方针，1965年公安消防队伍正式实行义务兵役制，标志着消防现役体制的全面确立。这一范式以军事化管理为核心特征，形成了“公安机关领导、义务兵役制保障、以灭火救援为核心任务”的运行模式，契合了计划经济时期社会风险单一、治理资源集中的特点。

从文化视角看，传统“火政”文化与集体主义精神为常规消防范式提供了文化支撑。中国古代“消患于未然”的火政思想，与新中国“专群结合”的消防工作原则相呼应，形成了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防控格局。而军事化管理所强调的纪律性、奉献精神，与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塑造了消防队伍“赴汤蹈火”的职业形象，成为常规范式得以维系的文化基础。

从管理视角看，“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适应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架构。消防队伍由公安机关直接管理，在政治工作、训练考核等方面接受上级消防部门的“条条”指导，在任务执行、资源调配等方面依托地方政府的“块”作保障，这种体制在风险相对集中、跨区域协作需求较少的时期，能够实现快速响应与高效处置。

（二）常规消防范式的内在局限与反常积累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以及灾害形态的日益复杂，常规消防范式的内在局限逐渐凸显，各类反常现象不断积累，打破了原有范式的稳定性。所谓反常，即现有范式无法解释或解决的新问题，是危机形成的前提。

从经济视角看，市场经济催生的新型风险与常规范式的防控能力形成矛盾。市场发展后，高层建筑、地下空间、化工园区等新型业态快速涌现，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等新型风险源广泛普及，火灾荷载与防控难度大幅提升。而常规消防队伍受义务兵役制限制，人员流动性大，专业技能积累不足——一名消防员刚掌握基础技能就面临退伍，难以形成应对复杂灾害的专业能力。同时，消防执法与市场监管的衔接不畅，部分地区存在的消防审批寻租空间，与市场经济对公平监管、高效服务的需求形成强烈反差，成为体制性反常。

从科学视角看，灾害形态的复合型演变与常规范式的单一处置能力不相适应。传统火灾已不再是消防工作的唯一对象，地震、洪涝、地质灾害、化工泄漏等复合型灾害频发，对消防队伍的综合救援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常规消防范式以灭火救援为核心训练内容，缺乏对全灾种、跨领域救援技能的系统培养，且装备配置侧重于灭火器材，应对复杂灾害的专业装备不足，导致在重大灾害处置中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这一能力短板构成了技术层面的反常。

从管理视角看，多头管理与权责模糊形成体制性反常。常规消防队伍名义上隶属武警序列，实际由公安部管理。公安部消防局对下是“条条”，地方政府对消防是“条块＋现役”，实质上存在“双重领导”甚至“多重领导”的问题。

二、消防危机的爆发与范式革命的必然性

库恩指出，当反常现象积累到一定程度，现有范式无法通过局部调整解决问题时，危机便会爆发，而危机的平息必然依赖于新范式的诞生。中国消防领域的反常危机不断累积，最终引发体制性、系统性危机，推动消防改革从局部调整走向全面范式革命，这一过程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消防危机的多维呈现

消防危机并非单一事件引发的短期动荡，而是常规范式内在矛盾的集中爆发，体现在理念、体制、能力等多个维度。在理念层面，“重灭火、轻预防”“重处置、轻治理”的传统理念，与新时代“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发展需求严重冲突，导致火灾事故频发，重特大火灾时有发生，人民群众的安全期待与消防服务供给形成落差。在体制层面，现役体制与职业化需求的矛盾日益尖锐，义务兵役制的流动性与消防救援的专业性要求相悖，队伍稳定性不足，高端专业人才匮乏，难以适应现代灾害处置的需求。在能力层面，跨区域、跨部门协同能力薄弱，面对天津港爆炸、汶川地震等重大灾害时，消防力量与其他救援力量的协同配合不畅，资源调配效率低下，暴露出常规范式在应急处置体系中的碎片化问题。

从法律视角看，危机还体现为消防法治体系的滞后性。随着消防职能的拓展，原有法律制度对消防救援队伍的定位、权责、保障等规定不明确，导致队伍转制后的法律地位模糊，执法权限与救援职责的法律依据不足，法治保障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蔓延。

（二）范式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消防改革作为一场范式革命，其必然性源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风险治理的内在规律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历史维度看，消防范式的迭代是社会治理能力演进的必然结果。中国消防体制从民国时期的警察编制，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现役体制，再到如今的职业化专业队伍，每一次转型都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2018年消防队伍集体转制，终结了53年的现役历史，本质上是对“非军即警”传统范式的突破，标志着消防工作从政治保障属性向社会治理属性的回归，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专业治理、精准治理的需求。

从经济维度看，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与之匹配的消防治理体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消防安全已成为影响市场环境、保障民生福祉的重要因素。常规消防范式中的行政干预过多、执法不规范等问题，制约了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而职业化、专业化的消防队伍能够提供更高效、更规范的消防安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同时，经济实力的提升为消防改革提供了物质保障，使得专业装备配置、人员待遇保障、培训体系建设等改革举措得以落地。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看，消防改革是应急管理体系重构的核心环节。2018年应急管理部的组建，整合了13个部门的相关职能，实现了消防救援与安全生产、自然灾害防控等应急力量的统筹整合，打破了传统消防的碎片化治理格局。这种整合并非简单的部门合并，而是消防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根本性转变——从单一灾害应对转向全灾种防控，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治理，从分散管理转向统一指挥，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对系统治理、协同治理的战略要求。

从文化视角看，消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范式革命提供了精神支撑。传统火政文化中的“防患未然”理念与现代消防“预防为主、防救结合”的原则相呼应，而新时代消防救援队伍的“火焰蓝”形象，既延续了军事化管理的纪律性与奉献精神，又赋予了职业化、专业化的新内涵，形成了与新范式相适配的消防文化体系，为改革提供了文化认同。

三、消防新范式的构建与核心特征

库恩理论认为，新范式的诞生并非对旧范式的局部修正，而是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新旧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即便使用相同的术语，其内涵与外延也已发生本质变化。中国消防改革构建的新范式，以“科学消防、专业救援、系统治理”为核心，在消防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等方面实现了对旧范式的超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消防哲学与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消防哲学作为对消防工作本质规律的认知，是消防范式的核心内核。旧范式的消防哲学以“对抗性处置”为核心，将消防工作视为与火灾的直接对抗，强调牺牲精神；新范式的消防哲学则以“风险管控”为核心，追求“人与风险的和谐共存”，强调通过科学防控、精准治理，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体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的世界观转变。

这种世界观的转变具体体现为：在价值取向上，从“以处置为核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根本目标，注重消防安全服务的均等化与精准化；在风险认知上，从“单一火灾防控”转向“全灾种风险治理”，将火灾、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等各类风险纳入统一防控体系，实现风险的系统性管控；在发展理念上，从“经验型治理”转向“科学型治理”，依托科技手段与专业能力，提升消防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二）应急思想与消防理念的不可通约性

“不可通约性”是库恩理论的核心词之一。新旧消防范式的“不可通约性”，集中体现在应急思想与消防理念的本质差异上，即便沿用“防消结合”“专群结合”等术语，其内涵也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在“防消结合”理念上，旧范式强调“以消为辅”，但大量资金涌入“消”，致使事故更多依赖事后处置；新范式则确立“风险管控”的核心地位，通过“全链条”治理模式，将防控关口前移，实现从源头防控、过程监管到末端处置的全流程管控。精准应对新型风险，体现了理念内涵的深刻变革。

在“专群结合”理念上，旧范式中的群众参与多为行政动员式的被动参与，缺乏长效机制；新范式则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通过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推广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培育社会组织等方式，激发社会力量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形成共治共享的消防治理体系。这种理念差异并非程度上的不同，而是认知框架的根本区别，构成了新旧范式不可通约的核心内涵。

（三）消防方法论的系统性创新

方法论是消防世界观的具体体现，新范式在管理、执法、救援、科技等方面将形成系统性的方法论创新，与旧范式的经验型、行政化方法论形成鲜明对比。在管理体制上，打破“双重领导”格局，建立应急管理部统一领导的垂直管理体系，实现消防救援队伍的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统一训练，同时通过“垂管+属地”的协同机制，整合地方资源，形成治理合力。消防救援衔制度的设立，既保留了队伍的纪律性，又构建了职业化的职业发展路径，解决了旧范式中人员流动性大、职业认同感弱的问题。

在执法方法论上，从“粗放式执法”转向“精准化、服务型执法”。通过职能划转实现“审验管”分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消防救援部门专注于日常监管，进一步厘清了部门权责边界。同时，推行柔性执法、智慧执法，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对风险的精准监测与动态监管，既严格守住安全底线，又优化营商环境，体现了执法与服务的统一。

在救援方法论上，从“单一灭火救援”转向“全灾种、专业化救援”。通过组建特种救援队伍、加强分类专训、强化科技赋能，提升应对高层建筑、化工园区、地震灾害等复杂场景的救援能力，同时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救援机制，实现救援力量的高效调配与资源共享。例如，森林消防与地方消防力量的整合，以及航空救援力量的纳入，构建了“空地一体”的救援体系，大幅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

（四）法律体系与制度保障的适配性重构

新范式的构建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制度保障作为支撑，近年来我国通过修订《消防法》、出台配套政策，构建了与新范式基本适配的制度体系。2019年《消防法》的修订，巩固了机构改革成果，明确了消防救援队伍的职责定位、执法权限与保障机制，为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各地结合实际出台地方性法规与技术标准，形成了“国家立法+地方配套+技术标准”的多层次法律制度体系。

在制度保障上，建立了与职业化相适配的人员管理、待遇保障与退出机制。消防救援队伍实行特殊行政编制，保障队伍稳定性；完善工资待遇、医疗保险、住房保障等政策，提升职业吸引力；建立人性化退出机制，拓宽人员转岗渠道，保留专业人才资源。这些制度创新为新范式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四、消防新范式的未来发展趋势

库恩理论认为，新范式确立后将进入新的常规科学阶段，但科学进步并非通往单一真理的直线，而是在不断解决新问题、应对新反常中曲折前进。消防新范式的发展同样遵循这一规律，未来将在理念深化、技术赋能、体系完善、文化培育等方面持续演进，呈现出鲜明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曲折。

（一）理念层面：从风险管控到安全治理的深度拓展

未来消防理念将进一步深化，从单纯的风险管控向全方位的安全治理拓展，形成“大消防”治理理念。这种理念拓展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灾害应对”向“安全促进”延伸，将消防工作融入城市规划、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重大战略，通过源头管控、规划优化，构建本质安全型社会；二是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深化，进一步激发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主体的责任意识，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消防安全治理共同体；三是从“国内治理”向“国际协同”拓展，随着全球灾害风险的跨国传导，消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将不断加强，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参与全球应急救援，提升中国消防的国际影响力。

（二）技术层面：科技赋能与智慧消防的全面升级

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成为消防新范式演进的核心驱动力，智慧消防将实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精准化”的全面升级。在监测预警方面，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风险监测网络，实现对火灾、燃气泄漏、特种设备故障等风险的实时监测、智能分析与精准预警，提升风险防控的前瞻性与主动性。在救援处置方面，推广无人机侦查、热成像技术、智能指挥系统等装备，实现救援场景的数字化建模、救援方案的智能推演与救援力量的精准调度，提升救援效率与安全性。在监管执法方面，依托大数据平台实现对市场主体的信用监管、分类监管，通过远程监控、在线核查等方式减少重复检查，实现监管效能的最大化。

同时，技术发展也将带来新的风险与挑战，如数据安全、技术伦理、数字鸿沟等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强化培训等方式加以应对，避免技术异化对消防治理造成负面影响。

（三）体系层面：协同治理与全链条防控的持续完善

未来消防治理体系将朝着更加协同、高效、闭环的方向发展，全链条防控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在横向协同上，强化消防救援部门与应急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协同救援等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形成治理合力。在纵向贯通上，完善“国家—省—市—县—乡”五级消防治理体系，强化基层消防网格化管理，补齐农村、偏远地区消防治理短板，实现消防安全服务的全覆盖。在全链条防控上，进一步优化“预防—监测—预警—处置—恢复”的闭环管理流程，加强灾后恢复重建与风险评估，总结经验教训，持续优化防控策略，实现治理能力的迭代升级。

（四）文化层面：消防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全民认同

消防文化作为新范式的精神内核，未来将在传承中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消防文化体系。一方面，深入挖掘传统火政文化中的智慧精华，将“防患未然”“群防群治”等理念与现代消防实践相结合，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培育新时代消防文化，通过宣传教育、典型引领、体验式培训等方式，强化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塑造“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提升公众的自救互救能力。同时，加强消防队伍文化建设，弘扬“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训词精神，增强队伍的职业认同感、荣誉感与凝聚力，为消防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五）发展路径：曲折前进中的持续优化

正如库恩所认为的，科学进步是曲折的。消防新范式的发展也将面临诸多挑战，呈现出“曲折的消防”发展特征。在改革深化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利益调整的阻力、制度衔接的难题、能力适配的差距等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强化培训等方式逐步解决。例如，在职能划转后，部分地区仍存在部门间权责边界模糊、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制度规定，建立协调机制；在职业化推进过程中，专业人才短缺、培训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仍需长期努力解决。

同时，随着社会发展与风险演变，新的反常危急将不断出现，如新型业态带来的未知风险、极端天气引发的复合型灾害等，需要新范式不断自我调适、持续优化，通过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推动消防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五、结语

中国消防改革并非偶然的体制调整，而是一场基于常规范式危机的深刻范式革命，其历史必然性源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风险治理的内在规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要求。从库恩理论视角看，这场改革实现了消防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转变，新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体现了消防理念的本质升级。消防新范式以科学消防、专业救援、系统治理为核心，在管理体制、执法模式、救援能力、法律保障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特征，未来将朝着理念深化、技术赋能、体系完善、文化培育的方向持续演进，同时在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中曲折前进。

认清消防改革的范式革命本质，有助于我们把握改革的内在逻辑，摒弃对改革的片面认知，凝聚改革共识。在新范式的构建与发展过程中，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科学思维与系统思维，兼顾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不断完善制度体系、提升专业能力、培育消防文化，推动消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消防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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