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疆上的铁幕，被遗忘的沿海浩劫与十万亡魂。

清初的东南沿海，曾是一片商帆竞发、渔盐丰饶之地。然而，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一纸诏书，将这片繁荣拖入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深渊。为了打台湾的明郑势力，清廷以“坚壁清野”为名，推行了迁界禁海政策，搞出了一场席卷万里海疆的民生灾难。

清朝定鼎中原后，最大的海上威胁来自郑成功。郑氏家族以厦门、金门为基地，依托强大的水师和海外贸易网络，屡次挥师北上，甚至一度兵临南京城下。更令清廷不安的是，郑成功与日本、葡萄牙、荷兰等势力往来密切，通过出口糖、鹿皮换取西洋火器，甚至聘请英国炮兵训练军队。清廷认为，唯有彻底切断沿海民众与郑氏的联络，才能扼杀这股抗清力量。

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颁布《禁海令》，严令“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然而，五年过去，走私贸易仍未绝迹，沿海百姓为利所驱，暗中向郑氏输送粮饷、铁器。清廷遂采纳降将黄梧的建议，将海禁升级为更极端的“迁界令”。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强令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焚毁界外房屋、船只，设界碑、挖深沟，越界者斩！

迁界令的执行堪称酷烈。满清划定的界线旁，墩台与界墙林立，五里一墩，十里一台，戍兵持械巡逻。居民们接到命令时，往往只剩三日撤离时间。史料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

广东吴川县的生员陈瞬（1618-1679）写了一部《乱离见闻录》，里面详细记录了那段悲惨、艰难且绝望的岁月。。吴川县产粮8700石，迁海，内迁30里。第一次内迁，丢了2000石粮食产地，第二年又继续内迁一次，丢了4000石粮食产地。两次共迁586个村，数万人口被迁，哭声震天，全县三分之二的口粮都没了。内迁的人全部搬到广州，粮食要请人搬运，满清士兵一石粮食收五斗运费，一石10斗，百分之五十的运费，黑之又黑。这不算完，有舍不得迁界的农民，聚众留在界外就被清兵以谋反为名出兵灭掉，也有投清的汉将不愿意迁界的，起兵抗清，也被残酷镇压。

百姓迁入内地，失去土地，失去粮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能搭茅草屋居住，加上瘟疫横行，活下来的人只有十之二三。不仅如此，百姓迁走后满清在迁界线修建壕沟、墩台、城墙，这些劳役与经费全部由迁界百姓承担，又害死一批人，每天都有一百多人去世。迁入界内百姓无以谋生，偷跑出界外出海捕鱼，所获鱼虾就被守在壕沟边的清兵抢劫，然后人被一刀杀死，顺理成章，无人问责。不仅有饿死的，甚至有没有钱买盐，浑身无力淡死的。

在广东香山县，许多百姓恋土难离，藏入深山。官府假借“点阅复业”之名，将民众诱至长连埔，命其从前营入、后营出，进入者皆遭屠杀，“无一人幸脱”。复界后，当地枯骨遍地，乡民将遗骸合葬于一冢，碑刻“木龙岁冢”（甲辰年为隐语）。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痛陈：“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在广东新安县，两次迁界后，全县只剩2127人。广东巡抚王来任在遗疏中承认：“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因为迁界令，没饭吃，老百姓卖儿卖女，男孩一斗粟，女孩只要100文铜钱，价格低到令人发指。

福建迁走界自省城闽安镇开始，北抵浙江沙埕670里，南抵广东的分水关1150里，统共1820里，这些濒海村庄都沦为无人村。导致“沿海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盐场荒废，渔船朽蠹于断港。长达20多年里，福建在迁界中死亡的人口至少可达180万。一些百姓走投无路，竟至“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

非常令人讽刺的是，三藩之乱时，耿精忠反清，宣布所有迁民可以无条件回归界外耕种安家。迁民们感恩戴德，纷纷出界开垦。结果种子播下去，还没收两年，耿精忠投降了！满清又回来了啊，康熙火速派兵追剿那些被耿家允许回归故土的迁民，又是一波烧杀掳掠，然后把男男女女用绳子捆着脖子，跟拉牲口一样拉回界内城镇。男的杀，女的卖掉。禁海迁界持续二十多年，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杀戮，沿海人口死亡数百万之巨。

如此残暴的迁界令，满清还大肆吹捧这是德政，这是为老百姓好。顺治十八年闰七月，清廷上谕中说：“前因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濒海地方，逼近贼巢，海逆不时侵犯，以致生民不获宁宇，故尽令迁移内地，实为保全民生。”康熙也吹，康熙二十三年放开界限后，晓谕百姓时又说：“先因海寇陆梁，游䑸出没，不时抄掠尔等。皇上为尔等身家计，权移内地以避贼锋。”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攻取台湾，郑克塽降清。次年，清廷宣布开海，设粤、闽、浙、江四海关，允许民间出海贸易。迁界令废止后，沿海百姓陆续返乡，但昔日渔村已面目全非。新安县（今深圳、香港一带）记载：“流亡八载，饥死过半……复田而不复海，鱼盐之利尽失”。迁界之后，广东一省“广州、惠州、潮州、肇庆、高州、雷州、廉州等七府所属二十七州县、二十卫所沿边迁界并海岛港洲田地共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二顷”；福建一省“福州、兴化、泉州、津州等四府，福宁一州，所属十九州县，原迁界外田地共二万五千九百四顷零” 。两省因迁界禁海废弃的土地合计折合5759600余亩。

开海政策并非彻底开放。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因担忧南洋汉人聚集反清，再颁“南洋禁海令”，禁止商船前往吕宋、噶喇吧等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洪任辉事件后，清廷收缩贸易，仅留广州一口通商。尽管后期广州商船数量增加，但政策反复始终制约着沿海民生。

迁界禁海期间，官方贸易停滞，但走私与地下交易从未断绝。尚可喜等藩王为牟利，暗中允许外商在广州交易；澳门成为走私据点，葡萄牙商人通过旱路与内地往来。沿海百姓为求生计，冒险越界捕鱼、贩盐，一旦被戍兵发现，便遭“执而诛戮”。

番禺疍民周玉、李荣因生计无着，率船队起义；惠州总兵苏利亦举兵抗迁。这些反抗虽被镇压，却折射出民众的绝望。而在界墙之内，内迁农民被迫放弃熟稔的渔盐之利，转向贫瘠山地垦荒，税负却未减轻，以致“富者贫，贫者困”。

迁界禁海虽在短期内削弱了郑氏政权，但其代价远超预期。沿海经济支柱——渔业、盐业、造船业遭遇毁灭性打击。明代晚期萌芽的海外贸易被迫中断，中国与全球市场的连接骤然萎缩。更深远的是，清廷因保守的海洋观念，错失了与西方平等交流的机会。当欧洲商船频访广州时，中国民间海商却因禁令难以壮大，最终在鸦片战争中被列强的炮舰叩开国门。

屈大均笔下“迁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的惨状，成为清初海疆的永恒印记。这场以国防为名的政策，实则以民生为祭品，在历史的潮汐中，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

翻开历史书，我们可以发现洪武四大案杀的人不到十万，而康熙的迁界禁海屠杀了几十万平民，为什么朱元璋是暴君，康熙是仁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