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浮沉：从晚清主权沦丧到大国关系变局的中国探索

从晚清中缅边界的主权博弈，到辛亥革命的制度变革；从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到建国初期的大国关系调整，在一次次历史抉择中实现跨越。老照片如同时代的镜子，清晰映照出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抗争与坚守，见证着一个国家从沉沦到崛起的艰难跋涉，也记录下大国关系演变中的微妙与复杂。

1886年，《中英缅甸条款》签订后，中缅边界委员会的中英双方成员会面，桌前既有身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的中方官员，也有穿西式军装、戴制式帽的英方代表，身后还站着中缅当地随从。

而这张合影的背后，是《中英缅甸条款》的强权底色：清政府被迫承认英国对缅甸的占领后，这场边界委员会实际是英国进一步划定势力范围、侵蚀中国西南边疆主权的实操环节，照片记录的不仅是一次外交会面，更是晚清边疆主权受列强挤压的历史现场。

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北站前，身着制服的巡捕与市民站在铁栅栏旁，栅栏上悬挂着醒目的“BOUNDARY ROAD”（界路）路牌，中英文并列。

1911年11月上海起义胜利后，革命力量迅速控制包括北站在内的交通枢纽，推动江浙地区独立浪潮。照片中人物神态各异，有的警觉注视前方，有的闲聊抽烟，反映了时代剧变中社会各阶层的复杂心态。

1937年夏秋之际，天津塘沽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多架乙式一型水上侦察机，被拆解成几个大部件、装入木制包装箱后，由日本货船运抵塘沽港，正在用船上吊臂卸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迅速扩大侵华战争。7月29日日军占领天津，塘沽港立即成为日军向华北大规模运兵、运武器装备的主要登陆点。早期因日本本土至中国航程较远、机场设施不足，许多飞机无法直接飞抵，故采用拆解包装、海运、再组装的方式。

照片中的乙式一型水上侦察机是日本海军1928年定型、1931年开始装备的老式双翼水上机，主要用于舰载侦察和近海巡逻。到1937年已属落后机型，但仍被紧急调往中国战场。该批飞机运抵后，被送往天津东郊的天津机场（当时日军称为“独飞七”，即独立飞行第7中队驻地），重新组装后投入华北作战，主要执行侦察、联络和轻轰炸任务。

塘沽港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是日军华北方面最重要的后勤补给港口，大量武器、飞机、坦克、弹药由此上岸，再分运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地。

1937年秋，山西省平型关附近，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骑在最前方马上）率队行进，其身后紧随的是副师长聂荣臻（位置稍后）。身后还有几名骑兵战士和警卫员，队伍在荒凉的山地小道上前进。

林彪时年30岁，聂荣臻38岁，两人均为红军时期老战友。林彪以善于指挥运动战闻名，此战后声名鹊起。照片捕捉了他们在前线亲力亲为的瞬间。

这张经典照片正是中国革命新闻摄影创始人沙飞拍摄的代表作之一，标题为《青纱帐里的八路军骑兵》。照片拍摄于1938年秋，地点在晋察冀边区（河北一带），正值八路军秋季反“围攻”作战期间。

几名八路军骑兵骑马行进在茂密的高粱地中。高粱杆高大茂盛，几乎将战士和马匹完全遮蔽，只露出头部和枪支。战士们背步枪、戴军帽，神情警惕，体现了隐秘机动、随时准备作战的状态。

华北平原夏季高粱成熟时形成的天然屏障，高粱杆高达2-3米，密不透风，阳光下呈青绿色，故称“青纱帐”。它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战的重要依托。

1938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多次“扫荡”和“围攻”，八路军依托青纱帐、地道战等灵活战术，隐蔽转移、突袭敌军。这张照片生动体现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略，八路军骑兵利用青纱帐快速机动、重创日军补给线，极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士气。

1938年，山西晋东南地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出席部队大会，身后是数千名八路军指战员整齐列队，多数戴军帽、持步枪，气氛庄严而振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1938-1940年，朱德率八路军总部长期转战晋东南，指挥粉碎日军多次“九路围攻”和“扫荡”，巩固晋冀豫、晋察冀等根据地。1939年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太行区时，朱德亲自在前线部署反围攻作战，收复多座县城。

1940年春，他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摩擦，同时筹备百团大战（8月发动）。此类部队大会常见于根据地，用于动员士气、总结作战经验、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常在露天场地举行，朱德经常亲临讲话，强调游击战、持久战和军民团结。

1959年9月30日至10月3日，赫鲁晓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华，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与毛泽东会面并出席9月30日人民大会堂国庆招待会。

餐桌上的餐具精致，酒杯晶莹，映着两人礼貌性的微笑，却难掩眼神里的审慎。这顿饭，既是建国十周年庆典的一部分，也是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分裂”的历史注脚，餐桌上的刀叉碰撞声，恰似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渐行渐远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