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腰

文/王业文

我总认为，母亲的腰是被日子压弯的。

母亲年轻时腰杆笔直，身材苗条，如同像三月里的柳枝，婀娜多姿，乡亲们都说母亲是村里的“头牌美女”。但是，从五十多岁开始，母亲的腰就开始弯了，不是老树那种遒劲的弯，是稻穗熟透后谦卑垂向大地的弯，像一个磨损过度的秤钩，一生都在称量生活的斤两，又像一张拉满的弓，将我们这些儿女，一枚一枚地，射向了她望不到的远方。

母亲的腰，最初弯在我们尿湿的被窝里。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夜里被窝总留下一滩滩地图似的湿痕。母亲默默侧躺下去，用温热的腰腹贴住那片冰凉。在夜深人寂，半梦半醒间，我总能感到身下传来缓慢而坚定的暖意，像冬日悄然化开的冻土。天未亮，她又窸窣起身，佝偻着腰，在柴火炉呛人的烟气里，将冰冷的棉袄翻来覆去地烘烤，直到粗布里子蒸腾出暖烘烘的热气，裹住我们瑟缩的童年。

母亲的腰，更弯在无边的劳作里。父亲在乡上兽医站上班，家里最多时十口人要吃饭，挣工分的只有母亲一人。白天，她弯在田地间，收割、锄草、挑粪，背影一起一伏，与土地碰撞出沉默的节奏。晚上，她那弯折腰的影子被煤油灯映在墙上，又忙着剥包谷、纳鞋底、缝补衣衫，针脚细密，如同在缝合生活的裂缝。年关时，石磨隆隆响起，母亲推着磨杆，身体几乎与地面平行，像用整个身躯拉动沉重的年轮，洁白的豆浆泪一样淌下，凝成方正如玉的豆腐。灶火连日不熄，蒸馍、卤肉、炸果子，她的腰，成了整个家看不见的轴心。

母亲的腰，还弯在长长的凝望里。后来我进了城，把儿子留给她照顾，每个周末，儿子从几十里外的中学回来，山路尽头，母亲“7”字形的身影总倚在院坝边的老槐树下，像一块生了根的望乡石。木门吱呀一声，堂屋方桌上，有时是一碗浮着荷包蛋的汤，有时是一海碗浇了红油酸菜的手擀面。母亲坐在小竹椅上，腰弯得更低，笑容舒展，目光像温暖的毯子，将狼吞虎咽的孙子细细包裹。那时我才惊觉，她的腰，不仅弯向土地和灶台，更弯向了隔代的、她已追赶不上的时光。

最让我心魂震颤的，是她晚年的腰。接她到镇上的楼房居住后，她的腰在陌生的空旷里，显得突兀而倔强，她近乎固执地爱好清洁，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仿佛在擦拭一篇她无法读懂却必须保持庄严的经文。直到一个下午，我看见她在楼下帮我们劈柴，对着一堆硬木头，那双长满老茧、指节弯曲的手费力地握紧斧柄，颤巍巍地举起，腰背吃力地绷直，斧刃在木头上留下浅浅的痕，木屑零星溅起，动作缓慢而坚定，将一根又一根木柴劈开码好，整齐如列阵的士兵。我忽然懂得，她哪里是在劈柴？是在劈开这光滑世界与她之间的冰冷隔膜，是在用最熟稔的姿势，向流逝的过往发起最后一次沉默的冲锋。

如今，母亲的腰更弯了，弯得像老家屋后那道年深月久的山脊。每次我们回去，她总满心欢喜，屋里屋外忙忙个不停，弯着腰忙前忙后，笑意却从皱纹里溢出来。临走时，她双手扒在车窗上，我说：“妈，我们要走了，过几天再回来看你。”车子动了，她的手还贴着玻璃，久久不愿松开。车子驶远，后视镜里，那个小小的、弯着腰的母亲还在老屋前站着，山风吹动她花白的头发，双手在围裙上无意识地擦着，像印在大地上的一个深情的括号，里面藏着我们出发的原点，又像一个永恒的问号，垂询着归期。

我终于明白，母亲赵永莲，这位从未进过学堂门的女人，是用她的腰在书写一生。那弯下的弧度，是她最深情的笔画，写尽了温饱、坚韧、离别与守望。她以身为桥，让我们走向广阔的世界，她又以身为锚，成为我们回望时，故乡最不可动摇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