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业文
我总认为,母亲的腰是被日子压弯的。
母亲年轻时腰杆笔直,身材苗条,如同像三月里的柳枝,婀娜多姿,乡亲们都说母亲是村里的“头牌美女”。但是,从五十多岁开始,母亲的腰就开始弯了,不是老树那种遒劲的弯,是稻穗熟透后谦卑垂向大地的弯,像一个磨损过度的秤钩,一生都在称量生活的斤两,又像一张拉满的弓,将我们这些儿女,一枚一枚地,射向了她望不到的远方。
母亲的腰,最初弯在我们尿湿的被窝里。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夜里被窝总留下一滩滩地图似的湿痕。母亲默默侧躺下去,用温热的腰腹贴住那片冰凉。在夜深人寂,半梦半醒间,我总能感到身下传来缓慢而坚定的暖意,像冬日悄然化开的冻土。天未亮,她又窸窣起身,佝偻着腰,在柴火炉呛人的烟气里,将冰冷的棉袄翻来覆去地烘烤,直到粗布里子蒸腾出暖烘烘的热气,裹住我们瑟缩的童年。
母亲的腰,更弯在无边的劳作里。父亲在乡上兽医站上班,家里最多时十口人要吃饭,挣工分的只有母亲一人。白天,她弯在田地间,收割、锄草、挑粪,背影一起一伏,与土地碰撞出沉默的节奏。晚上,她那弯折腰的影子被煤油灯映在墙上,又忙着剥包谷、纳鞋底、缝补衣衫,针脚细密,如同在缝合生活的裂缝。年关时,石磨隆隆响起,母亲推着磨杆,身体几乎与地面平行,像用整个身躯拉动沉重的年轮,洁白的豆浆泪一样淌下,凝成方正如玉的豆腐。灶火连日不熄,蒸馍、卤肉、炸果子,她的腰,成了整个家看不见的轴心。
母亲的腰,还弯在长长的凝望里。后来我进了城,把儿子留给她照顾,每个周末,儿子从几十里外的中学回来,山路尽头,母亲“7”字形的身影总倚在院坝边的老槐树下,像一块生了根的望乡石。木门吱呀一声,堂屋方桌上,有时是一碗浮着荷包蛋的汤,有时是一海碗浇了红油酸菜的手擀面。母亲坐在小竹椅上,腰弯得更低,笑容舒展,目光像温暖的毯子,将狼吞虎咽的孙子细细包裹。那时我才惊觉,她的腰,不仅弯向土地和灶台,更弯向了隔代的、她已追赶不上的时光。
最让我心魂震颤的,是她晚年的腰。接她到镇上的楼房居住后,她的腰在陌生的空旷里,显得突兀而倔强,她近乎固执地爱好清洁,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仿佛在擦拭一篇她无法读懂却必须保持庄严的经文。直到一个下午,我看见她在楼下帮我们劈柴,对着一堆硬木头,那双长满老茧、指节弯曲的手费力地握紧斧柄,颤巍巍地举起,腰背吃力地绷直,斧刃在木头上留下浅浅的痕,木屑零星溅起,动作缓慢而坚定,将一根又一根木柴劈开码好,整齐如列阵的士兵。我忽然懂得,她哪里是在劈柴?是在劈开这光滑世界与她之间的冰冷隔膜,是在用最熟稔的姿势,向流逝的过往发起最后一次沉默的冲锋。
如今,母亲的腰更弯了,弯得像老家屋后那道年深月久的山脊。每次我们回去,她总满心欢喜,屋里屋外忙忙个不停,弯着腰忙前忙后,笑意却从皱纹里溢出来。临走时,她双手扒在车窗上,我说:“妈,我们要走了,过几天再回来看你。”车子动了,她的手还贴着玻璃,久久不愿松开。车子驶远,后视镜里,那个小小的、弯着腰的母亲还在老屋前站着,山风吹动她花白的头发,双手在围裙上无意识地擦着,像印在大地上的一个深情的括号,里面藏着我们出发的原点,又像一个永恒的问号,垂询着归期。
我终于明白,母亲赵永莲,这位从未进过学堂门的女人,是用她的腰在书写一生。那弯下的弧度,是她最深情的笔画,写尽了温饱、坚韧、离别与守望。她以身为桥,让我们走向广阔的世界,她又以身为锚,成为我们回望时,故乡最不可动摇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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