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共广播关灯，美国还剩几种声音

文︱陆弃

华盛顿的新闻圈，很少用“解散”这个词。更多时候，是并购、转型、重组、裁员，哪怕日子过不下去，也要留个“技术性存续”的门缝。但这一次，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直接关灯了。不是停播，不是缩编，是董事会投票决定解散。

理由写得冷静而克制：国会依据特朗普的行政令，撤销全部联邦拨款；机构长期遭受政治攻击；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继续运作，不符合公众利益，还可能带来政治滥用和法律风险。翻译成一句大白话就是——钱没了，空间没了，继续存在反而成了负担。一家具备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公共媒体，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成立于1967年，是国会授权设立的私营非营利机构，承担的是典型的“公共责任型媒体”角色。它不靠流量吃饭，不靠情绪煽动广告，不靠政治站队换资源，而是试图在商业媒体与官方话语之间，留下一块相对安静的地带。这块地带，曾经被称为“公共广播”。

现在，它被切断了水源。特朗普去年5月签署行政令，终止对公共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等公共媒体的联邦资助，理由简单直接：报道“不公平、不准确、带有偏见”。这种指控并不新鲜，过去几年，美国媒体几乎每天都在被贴标签，只是这一次，标签后面跟着的是财政开关。

拨款撤销，效果立竿见影。公共广播公司随后起诉政府，同时开始缩减规模。官司还没走到终点，机构先一步耗尽了现实空间。

董事会的判断其实并不复杂：当一家公共媒体失去公共资金，却仍然被要求承担公共责任，同时还要承受持续的政治围攻，它就已经不再处在“新闻机构”的轨道上，而是被推到了政治斗争的夹缝中。继续存在，只会让机构本身成为新的争议源。于是，干脆解散。这不是一家媒体输给了市场，而是一种媒体形态，被主动移出了系统。

在美国的语境中，“公共广播”原本就是一个微妙存在。它既不是政府喉舌，也不是商业公司，而是靠公共资金维系独立性的中间形态。这个模式能否成立，前提只有一个：政治权力必须对“不顺耳的声音”保持容忍。一旦这种容忍消失，公共广播的逻辑就会迅速崩塌。

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并不复杂——不需要封禁，不需要整顿，只要撤资。没有经费，机构就无法运转；没有运转，就谈不上影响力；没有影响力，自然也就安静了。这种方式看起来干净利落，也避免了正面冲突，却精准击中了公共媒体的命门。

公共广播公司在声明中提到，《公共广播法》的初衷已无法继续实现。这句话并不煽情，却很重。它意味着制度设计本身已经发生偏移。法律仍在，机构还在，但支撑它运作的政治共识已经消失。当公共媒体需要证明“不被滥用”，本身就说明它已被高度政治化。

有人会说，美国媒体生态足够多元，少一家公共广播，并不会影响言论自由。这话在数量上成立，在结构上却站不住脚。商业媒体追逐的是点击率，算法偏好的是情绪，党派媒体服务的是立场，而公共广播原本承担的，是补位角色——为不那么刺激、却有公共价值的内容保留空间。当这一块被抽空，剩下的声音并不会消失，只会变得更加单一。

公共广播公司的解散，并不会立刻改变美国的新闻版图，却悄然改变了它的重心。信息还在滚动，观点还在对撞，但中间那层缓冲带正在消失。媒体不再试图“服务公众”，而是更明确地服务各自的受众阵营。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解散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而是美国政治极化向媒体系统内部延伸的一个节点。特朗普对公共媒体的态度，从来不是秘密。他不掩饰对“批评性报道”的反感，也不试图用更复杂的语言包装这种反感。行政令只是把这种态度制度化了。国会配合，拨款撤销，程序合法，结果明确。

公共广播公司选择解散，也是一种现实判断。与其在政治夹缝中消耗，不如体面退场。至少，这样还能保留最后一点尊严。只是，当灯熄灭之后，问题并不会跟着消失。

美国社会接下来要面对的，并不是“少了一家媒体”，而是“公共媒体这一概念是否还被需要”。当公共资金只愿意支持“听话的声音”，当独立性被视为偏见，公共广播的生存空间自然会越来越小。这一变化不会写在行政令里，却会慢慢体现在舆论场的气质上。

公共广播关灯的那一刻，并没有掌声，也没有抗议。新闻只是被简短播报，很快被新的热点覆盖。但在背景音里，一种长期存在的平衡正在退场。灯灭之后，美国当然还有很多声音。只是，能不能再听到一种不靠情绪、不靠立场、不靠对立维持存在的声音，谁也说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