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正历经列强侵略的屈辱、古建消逝的遗憾、社会转型的阵痛与救亡图存的求索。从北京近郊的法军热气球,到山西大学堂的留学合影,从颐和园的异邦士兵,到上海街头的黄包车辙,一张张老照片串联起百年前的沧桑轨迹,每一个场景都藏着时代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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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夏,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北京近郊某处,一队法国远征军士兵正在进行军事侦察准备。
他们拉动绳索,将一枚巨大的军用热气球缓缓升上天空。热气球圆鼓鼓地悬浮在空中,吊篮清晰可见,显然用于高空观察义和团活动与清军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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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是的北方传统建筑,飞檐翘角,或许已被临时征用为军营,墙体斑驳,显露战乱痕迹。几名留着长辫的中国百姓站在一旁,神情好奇而警惕,远远观望着这些来自西洋的“怪球”和全副武装的外国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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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夏,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从一枚军用热气球高空俯瞰,紫禁城全貌尽收眼底。这张极为罕见的空中老照片清晰展现了故宫的宏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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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沿中轴线依次排开,东西两侧对称分布着文华殿、武英殿及众多宫殿群,乾清宫、坤宁宫与东西六宫井然有序,外朝内廷界限分明。紫禁城四周环绕着高大红墙与护城河,再向外则是密集的北京内城民居与街道,纵横交错,烟尘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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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北京西长安街旁,庆寿寺(又称双塔寺)双塔巍然矗立,宛如一对金代古刹的守护者。
两座十三层密檐式砖塔并肩而立,塔身层层收分,檐角飞翘,砖雕精美,虽经数百年风雨仍庄严挺拔。塔前低矮的寺墙与瓦顶古朴,院内几名百姓悠然生活,一位长袍老人举手遮阳远眺,一名孩童好奇跟随,一位中年男子牵着一只毛色斑驳的宠物狗缓缓走来,狗儿低头嗅地,透出旧京市井的闲适与古迹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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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54年拓宽西长安街时,这对建于金大定年间(约12世纪)的珍贵双塔便被拆除。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痛心疾呼:“像西长安街上金代的庆寿寺双塔,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掉?为什么不能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一个街心小绿地看一看。”无奈建议未被采纳,古塔终究化为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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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上,玉带桥如一轮苍白的新月横跨湖面,却已沦为异邦军队肆意游弋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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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下,一艘小船正缓缓穿过最高的那孔月洞桥,船上坐着几名清宫太监,其中一人撑篙划船;桥左侧岸边,另一名太监手撑油纸伞,恭敬伫立,似乎在侍奉。就在船头不远处,一名头戴尖顶钢盔、身着军服的外国侵略军士兵赫然在列,显然是八国联军中的军官,正随船“游览”这座昔日皇家园林。桥栏上数百只汉白玉石狮依旧神态生动,却无声目睹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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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上,十七孔桥如一条洁白玉带,优雅地横卧在波光粼粼的湖面,将东堤与南湖岛轻轻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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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身十七个拱券大小相间,汉白玉栏杆上数百只石狮子或蹲或立、神态生动,桥面微微隆起,远望宛若长虹饮水。湖水澄澈,一叶扁舟缓缓从桥洞下穿过,船上太监或撑篙或闲坐,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袍,岸边一人蹲坐休憩,另一人静立远眺。
乾隆年间修建的这座园林长桥,长150米,桥栏望柱雕工精美,桥额书“修蝀凌波”,既实用又极富诗意,历来是颐和园最经典的景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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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清末老照片,山西大学堂,即将赴日本留学的学生与教师合影。
照片中,约40多名年轻学生整齐排成四排,穿着统一的清代学生装,多数戴礼帽。前排坐着几位教师或长者,穿着传统官袍,佩戴珠链,表情严肃而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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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正值清末“新政”高潮,废科举、兴学堂后,留学成为救国图强的热潮。日本因“路近费省、语言相近、文化相通”,成为中国学生首选目的地。1905-1907年,赴日留学生人数激增至上万人高峰,许多省份官派学生学习速成师范、法政、军事等实用科目。
山西大学堂成立于1902年,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齐名),分中斋和西斋。这批学生很可能来自中斋或预科班,被选派赴日学习师范、教育或实业,以回国后兴办新式学校、推动山西近代化。照片捕捉了他们出发前的集体留影,象征着从“闭关锁国”到“睁眼看世界”的时代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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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途中,这辆早期敞篷汽车陷入泥泞乡村道路,正在被当地中国人用绳索和人力拉出困境。车头牌子上写有中文“巴黎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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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6月10日,这场由法国《晨报》主办的传奇拉力赛从北京公使馆区出发,仅5辆车参赛(最初报名40辆,但多数退赛),全程约1.5万公里,横跨亚欧大陆。目的是证明汽车的可靠性和耐久性,当时汽车发明仅20余年,功率小、无现代道路、无加油站,补给靠骆驼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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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拍摄于清末至民国初年的青岛黄包车站,照片从高处俯瞰一个宽阔的空地,四周停满了数十辆人力车,车篷大多盖着防雨布,车夫们三五成群,或坐或站,有的在休息聊天,有的在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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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包车在青岛的兴起稍晚于上海、北京,但到1920-1930年代已成为主要短途交通工具。青岛黄包车业发达,高峰期车数达数千辆,车夫多为来自山东农村的贫苦农民,生活条件艰苦。照片中这个“车站”实际是车夫集中等客的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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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清末至民国初年的上海,车夫拉一辆双轮人力车,乘客是一位戴墨镜、着长袍马褂的中年男子,车上还堆放着行李、竹篮和包裹,看起来像是出行或归乡的富商或中产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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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于1874年由法国人从日本引入上海,迅速成为城市主要短途交通工具。到1930年代,上海有数万辆人力车,车夫多达数万人(高峰期公共租界捐照车超1万多辆),他们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底层劳工,生活极为艰辛。车夫需向车行租车,每天租金约0.5元(银元/大洋),拉车12-16小时,收入扣除租金后所剩无几,通常每日净赚不到1元,许多人难以养家。乘客多为中上阶层或外国人,普通工人家庭难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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