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看不上的核聚变，中国却在狂飙，什么信号？

这两年，一个现象越来越明显：在可控核聚变这条看起来又慢、又烧钱、又充满不确定性的赛道上，中国突然成了最激进的一方。

不少人觉得奇怪。

核聚变被争论了几十年，有人把它称为“终极能源”，也有人直接说它是个遥遥无期的科研黑洞。

马斯克就公开唱衰过，认为与其烧钱造“人造太阳”，不如好好用天上的那个。

但争议并没有影响中国的节奏。

恰恰相反，中国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是逆着全球资本的短期偏好，加速加码。

如果把时间拨回三年前，美国仍是全球核聚变投资的绝对中心，融资占比一度超过90%。

但到2024年底，比尔·盖茨已公开表示：中国在核聚变领域的投入，已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

这种变化不是偶然。

2025年，核聚变被正式纳入国务院国资委“未来产业十大工程”，明确写入国家产业布局；规划提出，到2030年前累计投入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

换算下来，年均投入超过600亿元。

作为对比，美国能源部近年核聚变年度预算稳定在7—8亿美元左右，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

更现实的问题是，由于长期投入不足，美国不少托卡马克装置已经老化，科研进度不得不依赖海外设备维持。

与此同时，中国在体制层面完成了关键一步：2025年7月，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首轮融资超过百亿元，股东阵容几乎清一色“国家队”。

这意味着，核聚变不再只是科研院所里的长期课题，而是被明确纳入工程化、产业化的轨道。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未把所有筹码押在单一路线。

在国家力量之外，民间科研企业也在加速探索不同技术路径：

• 有人选择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试图通过材料突破降低体量和成本；
• 有人押注球形托卡马克和磁重联，希望用更紧凑结构缩短工程周期。

这种“并行推进”的模式，意味着容错空间更大，也更符合长期技术攻坚的规律。

到今天，中国核聚变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只是验证物理可行性，而是开始系统评估工程可行性和产业落地路径

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核聚变真正的门槛，并不只是技术，而是耐心。

这是一项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持续投入、看不到短期回报的事业。对以资本驱动为主的国家来说，这是天然的短板。

风险投资需要退出周期，上市公司需要利润曲线，政策一旦转向，资金就会迅速退潮。

马斯克并不愚蠢，他不做核聚变，恰恰是对资本逻辑的理性选择。

而中国的优势，恰好在于这里——可以把核聚变当作基础设施式的长期工程，而不是一门“几年内必须见效”的生意。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科研预算收紧、一些顶尖研究人员回流亚洲的同时，中国反而在持续扩充装置规模、加快工程节奏。

把核聚变拉回现实，就必须看清它背后的真正推力。

人工智能的爆发，正在把世界推入一场隐形的能源竞赛。

AI的尽头是电力！

数据中心、电算集群、算力工厂，对电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传统能源体系的扩展能力。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全球数据中心耗电量在短短几年内就可能翻倍；部分国家已经开始直面结构性电力缺口。

稳定、可控、全天候的大规模能源，正在重新成为战略资源。

在这一背景下，核聚变不再只是“未来幻想”，而是被视为可能改变能源供给方式的唯一长期选项之一。

它的优势并不神秘：

• 原料储量极其丰富；
• 能量密度高得惊人；
• 几乎不产生温室气体；
• 更重要的是，能稳定输出，不依赖天气和地理条件。

谁能率先把这套技术变成可复制的工程体系，谁就有可能在下一轮产业竞争中掌握底层成本优势。

有人会觉得，关于核聚变的想象太过遥远，甚至带着点科幻色彩。

但从历史经验看，真正改变世界的技术，在落地前往往都被视为“不切实际”。

电力、互联网、芯片，无一例外。

中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死磕核聚变，并不浪漫，也不冲动。

它本质上是一种冷静的判断：如果未来几十年，能源仍然是约束发展的上限，那么越早布局，越有可能把不确定性变成优势。

这是一条极难走的路，也是一条必须有人走的路。

而一旦走通，改变的不只是能源结构，而是整个工业文明的成本曲线。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拼命搞核聚变，并不是在赌一个奇迹，而是在为一个可能到来的时代，提前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