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事件号外三：抗战八年，故宫里的文物为何大部分完好无损？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国民政府对故宫博物院的拨款彻底中断，南迁后留守的百万件文物与紫禁城古建筑群，瞬间陷入日伪势力的包围。

在长达八年的沦陷岁月里，故宫留守团队以100名职员、40名守卫共140人的固定编制，一面与日伪政权周旋，以“低额维持费”换取机构运转，一面秘密接受国民政府任命的院长马衡的隔空领导，通过隐蔽藏储、科学管护与制度坚守，终使绝大多数留守文物得以幸存，书写了文化抗战的悲壮篇章。

北平沦陷之初，140人的留守团队既无经费支撑，又面临日伪的渗透威胁。国民政府院长马衡此时已随南迁文物抵达南京，他通过秘密渠道致电故宫总务处处长张庭济，下达“保文物、保院产、保人员，拒交核心管理权”的指令。

这一指令成为留守团队的行动纲领。当时，伪北平地方维持会为粉饰“以华制华”的统治，主动向故宫抛出“橄榄枝”——以提供维持费为条件，要求故宫接受其“监督”。

张庭济深知，若拒绝经费，团队将瞬间溃散，文物更无保障；若全盘接受，管理权必旁落日伪之手。

张庭济

经三个月艰难谈判，双方于1938年1月达成协议：伪华北临时政府按月拨付1.75万元伪联银券，仅为战前国民政府拨款的50%，用途严格限定于人员薪俸、守卫饷银与简易修缮。

核心条件是，伪政权仅可派无实权“顾问”，不得安插行政人员，库房钥匙、文物清册仍由原职员掌控。协议落地前，张庭济通过秘密信使将谈判条件呈报马衡，获“可暂受维持费，绝不可移交库房与清册”的批复。

此后，留守团队通过北平爱国士绅与秘密信使，辗转天津、上海租界与重庆联络，马衡的密令多以暗语传递，张庭济每一次重大决策，均事先请示并获批复。

为躲避日伪的劫掠与查抄，留守职员对重要文物展开了大规模的隐蔽藏储。

针对书画、古籍、铜器等易被觊觎的藏品，他们制定了“分层藏储、伪装保护”的策略。珍贵书画与古籍善本，被装入特制木箱，内垫棉纸与樟木，先转移至寿安宫、雨花阁等故宫深处的偏殿，后又藏入太和殿藻井夹层、养心殿密室等隐蔽空间，外层覆盖砖瓦、木料，伪装成建筑材料。

对于紫禁城的277口明清铜缸，职员们先造册分类，将98件刻有款识的精品铜缸注满水，对外宣称是防火关键设施，巧妙避开日伪“献铜运动”的搜刮。剩余铜缸则集中移至慈宁宫后院，用砖石围砌，减少暴露。

1940年“毁书夺杂志”风波中，图书馆职员梁廷炜更是连夜将数百种“违禁”期刊转移至寿安宫偏殿，以木箱封存，成功躲过伪警察的搜查。

在日常运转与文物管护中，留守团队建立了一套严苛的制度。经费使用上，他们实行“两套账目”：一套应付日伪，仅列薪俸与杂费；一套记录真实收支，文物保护的核心开支，如防潮樟木、防虫烟叶，多来自职员自筹与社会捐助。

人员管理上，坚持“旧员不裁，去人不补”，100名职员自愿减薪30%-50%，40名守卫饷银按原标准的50%发放，张庭济带头典当私产，维持团队基本生计。

文物管护方面，职员们延续传统技艺，结合战时条件创新：书画类利用晴天通风，控制库房湿度；铜器类定期擦拭防锈，移至殿内避光处。古籍类采用石灰防潮、烟叶驱虫。

守卫则实行昼夜分班巡逻，严守门禁制度，对太和殿、中和殿等核心区域及附属场所实施全方位守护。

针对古建筑，职员们定期巡查屋顶与墙体，及时修补破损，清理排水系统，1942年暴雪致太和殿琉璃瓦松动，职员们冒严寒攀爬修缮，守卫则在外围警戒，确保殿内文物安全。

八年中，留守团队多次挫败日伪的阴谋。1938年初，伪政权试图安插亲日分子江瀚任院长，张庭济事先将伪政权的企图呈报马衡，获“拒交管理权，坚守原班人马”的指令。

随后，张庭济联合北平文化界公开抵制，100名职员统一口径拒交库房钥匙与文物清册，40名守卫加强门禁管控，最终迫使伪政权改派无实权顾问。

1944年，日军败象显露，欲劫掠储秀宫鎏金铜狮，夜间巡逻守卫鸣笛示警，职员们持木棍、铁锹赶来支援，逼退伪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张庭济第一时间将文物清点报告、人员名册与经费账册，完整呈交至返回北平的马衡手中。

马衡

经核查，留守文物除少数无款识铜器被征用、部分器物轻微磨损外，均完好无损。抗战八年，北平故宫的运转，是一场“以妥协换生存，以坚守护主权”的艰难博弈。

100名职员与40名守卫组成的留守团队，在日伪的眼皮底下，既接受维持费维持运转，又始终按马衡的指令行事，以隐蔽藏储与科学管护，守护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成为文化抗战中最动人的缩影。

在抗战时期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故宫文物都能基本保存完好。如果在和平年代却丢失很多，就太不应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