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秋,北京西城的一个普通大院里,王定国走进中央办公厅,带着个有点让人意外的请求。
她没哭,也没提提拔,也没说照顾孩子。
而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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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样的房子。”
当时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她是谢觉哉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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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五老之一,建国后第一任司法部长,最高人民法院的老领导。
按惯例,这样的遗属是可以继续住在原住房的,待遇照旧,没人会说什么。
可她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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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王定国这个名字,在普通人当中知名度并不高。
但在党史档案里,她的经历不比任何一位老同志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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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生于1913年,那年清朝刚亡,四川一个小县里的农家姑娘,原名王乙香。14岁时就被送去做童养媳,命运一开始就不太宽容。
可她是那种不认命的人。
1933年,20岁的王定国带着上百位妇女参加红军,这事儿在当时的川北地下党系统里算是爆炸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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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姑娘,竟然能把那么多妇女组织起来,冒着风险走上革命路。
这在当年,是件非常不寻常的事。
后来她跟着红军走上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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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她在红军剧团,演戏唱歌鼓舞士气,晚上还得给战士们缝补衣服。
粮食紧张时,她总是把自己的那份分给伤员。
她瘦得皮包骨,体重不到60斤,可从没掉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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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她第一次见到了谢觉哉。
那时候谢老已经是五十出头的老干部了,留着一脸大胡子,走哪儿都是一副严肃样儿。
有一次他衣服破了,找人缝补,别人说:“去找王定国吧,她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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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想到,这一针一线,把两人的命运缝到了一起。
1936年西征途中,王定国所在的文艺队被马家军俘虏。
她被关了起来,身边是十几个年轻的女战士,一起受了不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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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边咬牙坚持,一边鼓励其他人:“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倒。”
谢觉哉那时候正在兰州协调营救。
他四处找关系、写信、请人,最后真把她们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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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定国回忆这段时说:“他那时候一句话没多说,就递给我一碗面。
我知道他心里急坏了。”
第二年,两人在延安简单办了个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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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婚纱,没有照片,只有几位同志作证。
婚礼上没有发言,也没有拥抱。
谢觉哉说了一句:“以后我们是同志,也是家人。”王定国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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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谢觉哉调任中央,担任司法系统的领导工作。
王定国没去“夫人圈”应酬,也不愿住进条件好的干部宿舍。
她说:“我还是个工作干部,不能因为是他的妻子就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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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在党务系统做资料整理、接待工作,几乎不抛头露面。
别人问她:“你是谢老夫人吧?”她皱眉说:“我是王定国。”
谢老去世后,中央准备保留他的住房给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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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当时也算合理安排,没人会反对。
可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说她只是一个普通干部,不该继续占用高级别住房。
“他走了,我的级别就是我自己定的。”她语气平静,却一句顶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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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北京,正值“文革”风头最紧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低调保守,生怕说错一句话。
可她这么说,没人敢轻易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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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接待的同志甚至请示了几级领导,最后才批准她搬到了较小的房子。
她没有怨言。
后来有年轻干部问她:“王阿姨,您住的房子是不是太小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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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笑说:“我住得起,也睡得下。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显摆的。”
这事儿在干部圈子里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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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她,不再只把她当“谢老的夫人”,而是“那个带百名妇女参加红军的王定国”。
她晚年生活很低调。
平时自己买菜,做饭,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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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居委会找她拍个纪念照,她说:“我不太上相。
给战士们拍吧,他们更值得纪念。”
她不爱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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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人提起谢觉哉,她总是认真听着,然后轻声说:“他是个一辈子没做错事的人。”
有人劝她写回忆录,说那段历史不能忘。
她想了想,说:“我写不出那些漂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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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记得每一个走过来的同志。”
2013年,王定国去世,享年100岁。
她的遗物中,没有贵重物品,只有几张泛黄的照片,一本记满名字的小册子,和一封她亲手写的信,信里只有一句话:
“我一生无愧。”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她“谢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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