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1年秋，北京西城的一个普通大院里，王定国走进中央办公厅，带着个有点让人意外的请求。
她没哭，也没提提拔，也没说照顾孩子。
而是说：
“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样的房子。”
当时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她是谢觉哉的妻子。
延安五老之一，建国后第一任司法部长，最高人民法院的老领导。
按惯例，这样的遗属是可以继续住在原住房的，待遇照旧，没人会说什么。
可她不愿意。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王定国这个名字，在普通人当中知名度并不高。
但在党史档案里，她的经历不比任何一位老同志逊色。
她生于1913年，那年清朝刚亡，四川一个小县里的农家姑娘，原名王乙香。14岁时就被送去做童养媳，命运一开始就不太宽容。
可她是那种不认命的人。
1933年，20岁的王定国带着上百位妇女参加红军，这事儿在当时的川北地下党系统里算是爆炸性新闻。
一个小姑娘，竟然能把那么多妇女组织起来，冒着风险走上革命路。
这在当年，是件非常不寻常的事。
后来她跟着红军走上长征路。
那会儿她在红军剧团，演戏唱歌鼓舞士气，晚上还得给战士们缝补衣服。
粮食紧张时，她总是把自己的那份分给伤员。
她瘦得皮包骨，体重不到60斤，可从没掉过队。
长征路上，她第一次见到了谢觉哉。
那时候谢老已经是五十出头的老干部了，留着一脸大胡子，走哪儿都是一副严肃样儿。
有一次他衣服破了，找人缝补，别人说：“去找王定国吧，她手快。”
谁也没想到，这一针一线，把两人的命运缝到了一起。
1936年西征途中，王定国所在的文艺队被马家军俘虏。
她被关了起来，身边是十几个年轻的女战士，一起受了不少苦。
她一边咬牙坚持，一边鼓励其他人：“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倒。”
谢觉哉那时候正在兰州协调营救。
他四处找关系、写信、请人，最后真把她们救了出来。
后来王定国回忆这段时说：“他那时候一句话没多说，就递给我一碗面。
我知道他心里急坏了。”
第二年，两人在延安简单办了个婚礼。
没有婚纱，没有照片，只有几位同志作证。
婚礼上没有发言，也没有拥抱。
谢觉哉说了一句：“以后我们是同志，也是家人。”王定国点了点头。
建国后，谢觉哉调任中央，担任司法系统的领导工作。
王定国没去“夫人圈”应酬，也不愿住进条件好的干部宿舍。
她说：“我还是个工作干部，不能因为是他的妻子就搞特殊。”
她一直在党务系统做资料整理、接待工作，几乎不抛头露面。
别人问她：“你是谢老夫人吧？”她皱眉说：“我是王定国。”
谢老去世后，中央准备保留他的住房给家属。
这在当时也算合理安排，没人会反对。
可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说她只是一个普通干部，不该继续占用高级别住房。
“他走了，我的级别就是我自己定的。”她语气平静，却一句顶一句。
1971年的北京，正值“文革”风头最紧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低调保守，生怕说错一句话。
可她这么说，没人敢轻易回绝。
负责接待的同志甚至请示了几级领导，最后才批准她搬到了较小的房子。
她没有怨言。
后来有年轻干部问她：“王阿姨，您住的房子是不是太小了点？”
她笑笑说：“我住得起，也睡得下。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显摆的。”
这事儿在干部圈子里传开了。
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她，不再只把她当“谢老的夫人”，而是“那个带百名妇女参加红军的王定国”。
她晚年生活很低调。
平时自己买菜，做饭，看书。
有一次居委会找她拍个纪念照，她说：“我不太上相。
给战士们拍吧，他们更值得纪念。”
她不爱多说话。
可有人提起谢觉哉，她总是认真听着，然后轻声说：“他是个一辈子没做错事的人。”
有人劝她写回忆录，说那段历史不能忘。
她想了想，说：“我写不出那些漂亮的话。
但我记得每一个走过来的同志。”
2013年，王定国去世，享年100岁。
她的遗物中，没有贵重物品，只有几张泛黄的照片，一本记满名字的小册子，和一封她亲手写的信，信里只有一句话：
“我一生无愧。”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她“谢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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