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谢老病逝，妻子王定国找到中央：我什么级别，住什么房子！

1971年秋，北京西城的一个普通大院里，王定国走进中央办公厅，带着个有点让人意外的请求。

她没哭，也没提提拔，也没说照顾孩子。

而是说：

“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样的房子。”

当时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她是谢觉哉的妻子。

延安五老之一，建国后第一任司法部长，最高人民法院的老领导。

按惯例，这样的遗属是可以继续住在原住房的，待遇照旧，没人会说什么。

可她不愿意。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王定国这个名字，在普通人当中知名度并不高。

但在党史档案里，她的经历不比任何一位老同志逊色。

她生于1913年，那年清朝刚亡，四川一个小县里的农家姑娘，原名王乙香。14岁时就被送去做童养媳，命运一开始就不太宽容。

可她是那种不认命的人。

1933年，20岁的王定国带着上百位妇女参加红军，这事儿在当时的川北地下党系统里算是爆炸性新闻。

一个小姑娘，竟然能把那么多妇女组织起来，冒着风险走上革命路。

这在当年，是件非常不寻常的事。

后来她跟着红军走上长征路。

那会儿她在红军剧团，演戏唱歌鼓舞士气，晚上还得给战士们缝补衣服。

粮食紧张时，她总是把自己的那份分给伤员。

她瘦得皮包骨，体重不到60斤，可从没掉过队。

长征路上，她第一次见到了谢觉哉。

那时候谢老已经是五十出头的老干部了，留着一脸大胡子，走哪儿都是一副严肃样儿。

有一次他衣服破了，找人缝补，别人说：“去找王定国吧，她手快。”

谁也没想到，这一针一线，把两人的命运缝到了一起。

1936年西征途中，王定国所在的文艺队被马家军俘虏。

她被关了起来，身边是十几个年轻的女战士，一起受了不少苦。

她一边咬牙坚持，一边鼓励其他人：“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倒。”

谢觉哉那时候正在兰州协调营救。

他四处找关系、写信、请人，最后真把她们救了出来。

后来王定国回忆这段时说：“他那时候一句话没多说，就递给我一碗面。

我知道他心里急坏了。”

第二年，两人在延安简单办了个婚礼。

没有婚纱，没有照片，只有几位同志作证。

婚礼上没有发言，也没有拥抱。

谢觉哉说了一句：“以后我们是同志，也是家人。”王定国点了点头。

建国后，谢觉哉调任中央，担任司法系统的领导工作。

王定国没去“夫人圈”应酬，也不愿住进条件好的干部宿舍。

她说：“我还是个工作干部，不能因为是他的妻子就搞特殊。”

她一直在党务系统做资料整理、接待工作，几乎不抛头露面。

别人问她：“你是谢老夫人吧？”她皱眉说：“我是王定国。”

谢老去世后，中央准备保留他的住房给家属。

这在当时也算合理安排，没人会反对。

可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说她只是一个普通干部，不该继续占用高级别住房。

“他走了，我的级别就是我自己定的。”她语气平静，却一句顶一句。

1971年的北京，正值“文革”风头最紧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低调保守，生怕说错一句话。

可她这么说，没人敢轻易回绝。

负责接待的同志甚至请示了几级领导，最后才批准她搬到了较小的房子。

她没有怨言。

后来有年轻干部问她：“王阿姨，您住的房子是不是太小了点？”

她笑笑说：“我住得起，也睡得下。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显摆的。”

这事儿在干部圈子里传开了。

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她，不再只把她当“谢老的夫人”，而是“那个带百名妇女参加红军的王定国”。

她晚年生活很低调。

平时自己买菜，做饭，看书。

有一次居委会找她拍个纪念照，她说：“我不太上相。

给战士们拍吧，他们更值得纪念。”

她不爱多说话。

可有人提起谢觉哉，她总是认真听着，然后轻声说：“他是个一辈子没做错事的人。”

有人劝她写回忆录，说那段历史不能忘。

她想了想，说：“我写不出那些漂亮的话。

但我记得每一个走过来的同志。”

2013年，王定国去世，享年100岁。

她的遗物中，没有贵重物品，只有几张泛黄的照片，一本记满名字的小册子，和一封她亲手写的信，信里只有一句话：

“我一生无愧。”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她“谢老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