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河洛神迹

清光绪三十三年 （公元1907年） ，沙畹及摄影师、传拓工在内的一行人等，短短数月间，遍历我国河南、四川、山西、山东、陕西、辽宁、吉林、北京各地名胜古迹，较为科学的采集了至可宝贵的一手图文资料 （石窟造像、金石拓片等） ！归国后于1909年在巴黎发布了《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Chine septentrionale》 （北中国考古图录） ，比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摄印早20年左右。北中国考古图录，两册共含影像约545页，书中收录龙门、云冈、巩县、济南千佛山照片、拓片达443幅之多，其中有18幅是关于巩义石窟寺的，真实反映了20世纪初巩义石窟的风貌。

巩县石窟位于河洛镇寺湾村大力山下，是中原地区著名的佛教石窟，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七年 (公元493—499年) ，后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各代相继凿建，遂形成蔚为壮观的石窟群；它是唐代玄奘大师出家首地、历代帝后礼佛圣地。

巩县石窟坐北面南，计有洞窟5个、千佛龛1个、摩崖造像3尊、摩崖造像龛225个、碑刻题记256方、佛像7743尊。其中，第1—4窟为中心塔柱窟，第5窟为方形窟。佛像整体脸形方圆，大体风格与龙门石窟近似，整体造像艺术水平又堪媲龙门造像，并且不乏雕刻精品。题材除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飞天……还有帝后礼佛图、神王、怪兽、伎乐等。

在造像风格上，巩县石窟也有明显的特点。云冈石窟等北魏早期的造像，大都深目高鼻、秀骨清相，而巩县石窟的造像大都面貌方圆、表情宁静。除在飞天中还保留有长面高鼻、眼眶深陷的特点之外，秀骨清瘦的形像，在石刻造像上，都看不到了。这种情况，说明石刻造像的艺术风格是逐渐由北魏向唐代演进。

石窟的规模整齐划一，窟室的结构以中心柱为主，周壁整齐地布满千佛图与礼佛图，有很强的规律性，且于窟外壁面上雕塑出力士、立佛、以及维摩文殊等造像，表明在开凿之初，经过了周密的规划。石窟内的布局简洁明快，予人整体之感。中心柱窟为巩县石窟寺的主要窟形。龙门石窟北与巩县石窟的地理位置、时间均相近，但龙门石窟并没有出现中心柱窟。

石窟内雕刻题材除佛、菩萨、弟子、千佛、释迦多宝并坐、维摩变、飞天等北魏石窟常见的造像外，最有特点的题材是礼佛行列、伎乐、神王、怪兽等浮雕。

巩县石窟最为珍贵的是有大量北魏帝后礼佛图。作为浮雕精品，帝后礼佛图鲜活再现了北魏孝文帝、宣武帝等率皇族在沙弥的引领下、大臣的簇拥下，前往洛阳郊外佛寺朝拜的场景。浮雕利用散点透视，以身材大小来区分帝后和仆从。通过身材清瘦、体态前倾、举止优雅、衣纹流畅等特点，表现出行进中的队伍，流动着的韵律。

龙门石窟大而庞杂，因而秀骨清像在巩县石窟体现更为突出。这不仅是雕刻技术上更加精细化，也是人的审美趣味更趋细腻的反映。南朝名士崇尚清谈，脱离宏大的政治抱负，追求自身精神的完美和超越。在北魏汉化过程中，这种审美趣味也渗透到了北朝，呈现出艺术上的唯美倾向。

石窟的秀骨清像不仅在苗条身材上，还在衣纹褶皱的处理上。特别是下部的衣纹直接采用浅浮雕手法，仿佛贴在宝座上，秀美而有韵律。北朝的比丘则衣着朴素，手持莲花，仿佛那莲花的曲线也带动了整个造型的流动。

洞窟内壁脚，雕刻大量的伎乐人，是巩县石窟的又一特点。这里各窟的壁脚和中心方柱的基座下层均雕有伎乐人，伎乐人之多、造像之美是中国石窟中所仅见。在云冈和龙门石窟中，有不少伎乐飞天，大都安排在壁面的上方或藻井上，他们像腾空飞舞的仙女，唯独这里把伎乐飞天变成了伎乐人安排在壁脚，显然是表现供佛娱乐的交响乐队，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从这些伎乐人使用的乐器和演奏的姿势，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一千四百年前的乐器形状和演奏方法。

巩县石窟的艺术是一种宗教文化，取材于佛教故事，兴于魏晋，盛于隋唐。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罗艺术精华，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巩县石窟的艺术与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艺术是为当时信佛的人们服务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不同，他们所属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样，因而在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上，也要根据自己那一宗派的经典造像。所以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一样。这些画像多数是根据《声闻藏》各经创造出的，与外国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学小乘教唯礼释迦的记载相同，与法显、玄奘等人所记天山南簏各国信仰小乘教的记录也完全吻合。

北魏统治者十分崇信佛教，佛教被定为国教，孝文帝曾游希玄寺，赏银与僧侣，令建寺院，宣武帝也曾因疾赴希玄寺礼拜佛像，还选拔能工巧匠，开凿石窟，雕刻石佛，修整佛像和殿宇。在其倡导下，皇亲显贵纷纷效法，极尽佞佛之能事，加之迁都洛阳以后，与中原传统艺术整合，文化昌明，经济实力也有所增强。因而巩县石窟规模宏伟，艺术水平也空前提高。

爱德华·埃玛纽埃尔·沙瓦讷 （法语：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年10月5日－1918年1月29日） ，汉名沙畹，字滋兰，号狮城博士，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之一，有“欧洲汉学泰斗”之誉。

在汉学研究的方法上，沙畹最突出的贡献是把历史的考证方法引入了20世纪的汉学研究，这种考证方法来源于19世纪的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十分注重历史研究和科学考证，历来以严谨著称。作为从19世纪过来的沙畹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并在自己所做的汉学研究中加以运用。而且，由于家庭的关系，沙畹养成了严谨治学、严于律己的精神，二者使沙畹的汉学研究显得十分精辟、严密和科学化。

沙畹，不仅自己著书立说，还培养一批有影响的汉学家，谢阁兰、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在整个法国汉学发屣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苏运鸣（Michel Soymie）说，“沙畹在有生之年，以其耀眼的光芒而显赫一世”，”从本世纪初叶开始，簇拥在他身边”的“众多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门生，继承了他的遗产，并将“巴黎所拥有的“西方汉学之都”’的“桂冠””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