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恨之入骨的大汉奸，他一次干掉两个军统少将，被仆人砍头而死

1940年10月11日凌晨，上海滩发生了一件极其荒诞的事。

在那个连空气里都飘着火药味的年代，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的公馆，堪称全上海最难攻破的堡垒。

外圈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队，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班倒；内院养着二十多名精挑细选的警卫，个个枪法了得；最离谱的是卧室门口，还戳着12个被称为“白俄金刚”的外国保镖，这些人身板像铁塔一样，一看就不好惹。

为了保住自己这条命，傅筱庵可谓是下了血本，睡觉都得睁只眼。

可谁也没想到，攻破这道耗资巨万的“铜墙铁壁”的，不是军统特工的消音手枪，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炸弹，而是一把普普通通、甚至还沾着肉末的——菜刀。

这个时候保命比什么都重要，可谁能想到，取他命的不是枪炮，是厨房里切菜的刀。

这事儿不仅荒诞，还透着一股子黑色幽默。

那个在睡梦中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大汉奸，恐怕到死都没明白，自己千防万防，唯独漏防了那个给他端茶倒水十几年的老仆人——朱升。

要读懂傅筱庵的死，光看那把刀不行，得先看看他那身“皮”。

这人的一生，说白了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包装秀”。

傅筱庵这人，并非天生就是坏种，他其实是那个畸形时代的产物，是个典型的被旧上海名利场异化的投机分子。

早年间的傅筱庵，也就是个从镇海乡下跑到上海讨生活的穷小子。

那时候他在英国人的船厂里当苦力，干最累的活，挨最毒的打，受尽了洋人的白眼。

换做普通人，可能也就认命了，老老实实干一辈子苦力。

但傅筱庵脑子活络，他在挨打中悟出了一个扭曲的真理：在这个地界，你有没有本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起来像不像个“人物”。

为了这个“真理”，当时穷得兜里叮当响的傅筱庵，干了一件让工友们觉得他脑子进水的事：他到处借钱，甚至不惜背上要命的高利贷，硬是去置办了一套极其昂贵的定制西装。

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住工棚的苦力，穿着一身能买下半个工棚的行头，学着绅士的派头出现在英国老板面前。

你别说，这招还真管用。

英国人一看这人谈吐不凡（其实就是装的），衣着考究，立马觉得这是个可造之材。

靠着这身“皮”，加上他确实肯钻研技术，傅筱庵简直是开了挂，一路从底层工人爬到了副厂长，最后成了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大买办。

在这个看脸的世道，本事不重要，只有看起来“像个上等人”，才是最重要的入场券。

有了钱，人的贪欲就被撑大了。

商业上的成功满足不了他，他又盯上了权力的宝座。

1924年，因为争夺总商会会长失败，这人恼羞成怒，竟然去抱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大腿。

为了纳投名状，他私自调动招商局的轮船给军阀运军火，甚至试图阻挡北伐军。

这一把他是彻底赌输了，蒋介石一纸通缉令，吓得他连夜跑路到了大连。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他也就是个失意的投机政客。

但坏就坏在，这人不甘心。

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觉得机会又来了，这人就像闻着腥味的苍蝇一样，立马跳出来当了那个“出头鸟”。

傅筱庵当汉奸，心理动机其实挺复杂。

一方面是失去权力的不甘心，另一方面也是对国民政府通缉他的报复。

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疯狂地“表忠心”。

他把上海街头的青天白日旗全部扯下来，换上了维新政府那不伦不类的五色旗。

甚至为了讨好日本人，他亲自跑到租界去施压，逼着英法租界配合日本人的管制。

这种卖国求荣的积极劲头，连日本人都被整不会了，觉得这中国人怎么比日本人还急。

但他忘了一件事，在那个民族存亡的关头，这种“积极”是在拿全中国人的血给自己染红顶子，这笔账，军统局的戴笠早就拿小本本给他记上了。

其实，军统上海区早在1938年就开始琢磨怎么弄死他了。

当时戴笠接到请示，却罕见地回电说了两个字：“暂缓”。

这不是戴笠心慈手软，而是作为特工之王，他太清楚傅筱庵这种级别的大汉奸，防护等级那是顶格的。

硬碰硬的强攻，除了让特工白白送死，搞不好还会引发租界的政治纠纷。

要杀这只老狐狸，必须攻心，得从堡垒内部爆破。

傅筱庵自己其实也虚得不行。

他知道自己干的这些事儿是要被戳脊梁骨的，更知道军统“锄奸队”下手有多狠。

所以他的傅公馆，被他经营得跟个军事要塞似的。

他以为只要花大价钱请来流亡的白俄保镖，加上日本人的宪兵，就能高枕无忧。

但他千算万算，算漏了人心。

给日本人当狗这件事，一旦跪下去了，这膝盖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这就不得不提那个关键人物——朱升。

在傅筱庵眼里，朱升就是个典型的“老实人”，是伺候了他两代人的家奴，是绝对不可能背叛的“自己人”。

但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朱升虽然是仆人，但他首先是个中国人。

当傅筱庵在外面风光无限地当汉奸时，朱升作为傅家的仆人，日子其实并不好过。

走在街上，邻里乡亲都会指着他的脊梁骨骂“汉奸走狗”。

这种屈辱感，就像一根刺，深深扎在朱升的心里。

每次出门买菜都要低着头，生怕被人认出来，这种滋味，比杀了他还难受。

军统上海区的特工眼光毒辣，一眼就看穿了这一层关系。

当他们接触朱升时，并没有费太多的口舌。

虽然史料里说军统许诺了五万元的报酬，但这五万元对于要在那种戒备森严的府邸杀人并逃亡来说，简直就是拿命换钱，根本不划算。

真正打动朱升的，或许正是那份想要洗刷耻辱的冲动。

1940年10月10日，这一天选得极具讽刺意味。

那是“双十节”，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而身为伪市长的傅筱庵却在大张旗鼓地搞庆祝活动，替日本人粉饰太平。

那天晚上，傅筱庵喝得酩酊大醉，在众人的簇拥下回到了那个他自以为绝对安全的卧室。

那一夜，外面的白俄保镖依旧在瞪着大眼巡逻，日本宪兵依旧在持枪站岗，但他们防得住子弹，防不住人心。

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凌晨时分，朱升像往常一样在走廊里走动，没有任何人怀疑他。

他没有带枪，因为枪声会惊动警卫；他怀里揣着的，是厨房里那把剁肉的菜刀。

推开房门的那一刻，看着床上熟睡的傅筱庵，朱升或许有过一秒钟的迟疑，毕竟这是旧主。

但想到这几年遭受的骂名，想到这个男人给国家带来的灾难，那点主仆情分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手起刀落，连砍数刀。

这位曾以为靠一套西装就能征服世界、靠一群保镖就能对抗正义的大汉奸，就在这种极其原始、惨烈的方式下，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据说现场惨不忍睹，傅筱庵的脖子几乎被砍断。

傅筱庵之死，在当时的上海滩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地震。

这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暗杀，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它告诉所有的汉奸伪职人员：别以为日本人能保得住你，也别以为高墙深院能挡得住正义。

当一个民族被逼到绝境时，哪怕是一个卑微的仆人，手里的一把菜刀，也能成为复仇的利剑。

第二天消息传出，上海市民奔走相告，酒楼茶馆里全是谈论此事的笑声。

老百姓觉得这事儿太解气了。

而对于汪伪政权的其他人来说，这无疑是当头一棒。

他们开始疑神疑鬼，看着身边的司机、厨师、保姆，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这种恐惧，正是历史对背叛者最公正的惩罚。

出卖灵魂换来的荣华富贵，最终不过是为自己买了一张通往地狱的特快车票。

朱升后来怎么样了？

在军统的安排下，他带着那笔钱成功逃离了上海，隐姓埋名去了大后方。

直到抗战胜利，这个手刃汉奸的小人物，才算真正睡了个安稳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