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未富先老、未强先衰，巴基斯坦工业如何走向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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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马白日狂想

编辑|宋可馨

审核 |陈珏可 江怡

图源：网络

1960年代初，韩国专门派遣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学习巴国家发展计划。那时的巴基斯坦，

60多年后，很少有人会把这两个国家相提并论。

202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

巨大鸿沟背后，是两国工业命运的分野。

今天的韩国，拥有畅销全球的三星电子产品、满大街的现代油车，给英伟达供货的半导体龙头SK海力士，雪花秀、悦诗风吟等曾风靡亚洲的美妆品牌。其工业触角延伸到半导体、汽车和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领域。

而巴基斯坦，工业结构极其单一。这意味着，一旦国内棉花歉收或全球纺织需求下降，整个国家的工业就瘫痪。

那么，巴基斯坦是怎么“成功”去工业化的？

一、美元来了，美元又走了

1947年印巴分治时，巴基斯坦只获得了17%的财政资源和不到4%的工业基础，连火柴和纸张都造不出，官员甚至用旧报纸写办公文件。

转机源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黄麻出口的暴利让国家短暂暴富，也让垄断贸易的穆哈吉尔商人赚到了第一桶金。

但1952年战争红利消退，外汇见底。为了生存，政府严格限制消费品进口，只允许进口机器。

禁令意外地逼出了第一波工业化：倒爷们发现进口倒卖做不了了，只能买机器造布。于是，原本用于进口消费品的外汇，被换成了一台台纺纱机。

1958年，纺织厂虽然建起来了，但外汇也被掏空了。

二、虚假的繁荣

阿尤布·汗面临的是一个“有机器，却没钱买配套产品”的烫手山芋。

虽然当时有美国援助，但还是有资金缺口。出口能赚外汇，但有一个死结：巴基斯坦强制维持卢比的高汇率，导致出口商品在国际上太贵，卖不掉。

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价，甚至亏本甩卖。为了弥补工厂的亏损，阿尤布汗的德国财政顾问设计了“出口奖金券制度” (Bonus Voucher Scheme) 。商人出口商品，除了拿到卢比计的收入，还能获得一张“进口许可证券”。

关键在于这张券是可以炒作的，假设这张券面值20卢比，但可能有人急需它来买进口豪车，他们愿意花30卢比甚至更高来买这张券。出口商等于白捡了一笔巨款。

这实质上是一剂有毒的激素。因为有券兜底，工业家们不再关心如何降低生产成本，而是想着如何把更多低劣产品卖到国外获取奖金券。

国内市场，赚钱变得更简单粗暴。

当时巴基斯坦的经济政策是哈佛顾问团（Harvard Advisory Group），其核心人物Gustav Papanek提出了著名的“功能性不平等”理论。

他认为，在发展初期，必须允许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为穷人有钱只会吃掉，而富人有钱会存起来并进行再投资。

这一理论指导下，阿尤布政府开始手动“制造”富人。

由于此前巴政局混乱，商人们只敢做简单的棉纺赚快钱，不敢投技术难、回本慢的重工业。

于是，

一旦厂子盈利了，政府就开始大规模、低价地把这些“下金蛋的鸡”卖给私人。

由于政府的默许和高关税保护，只要企业能生产，不管产品质量多烂，国内消费者都必须买，而且还能卖高价。既然躺着就能赚垄断利润，没人花巨资去搞有风险的技术研发。

为了加速资金流动，阿尤布政府进一步发放银行牌照给商业大家族，允许他们建设私人银行，但实际上基本都贷给了自家工厂。

当时巴基斯坦国家银行通常配合政府的“增长优先”策略，没出台限制关联交易的法规。

这种极其容易获得的廉价资本，导致大资本家倾向于多建几个低水平的纺织厂，而不是提升效率。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60-1965年）期间，巴制造业年均增长16.2%，GDP年均增长6.8%，这在当时的发展中国家是顶级的。

虽然从账面上看，出口数字在涨，工厂遍地开花，但这种增长是“负附加值” (Negative Value Added）的。

经济学家Ronald Soligo和Joseph Stern在60年代末的研究发现：如果不算奖金券补贴，巴基斯坦很多工厂出口产品的成本，高于其原材料的国际价格。也就是说，每出口一美元，国家实际上是亏钱的。

三、韩国的对照

几乎同一时期，韩国也实施了高关税和进口禁令。但是，韩国和巴基斯坦的“保护”有本质区别。

这就好比两位家长都把孩子关在家里，但一个逼孩子在家练武功（韩国），另一个让孩子在家吃零食看电视（巴基斯坦）。

韩国的高关税有一个豁免条件，“出口退税与免税进口”。

如果你生产的东西是卖给韩国国内，高关税保护你，你可以卖高价，但这是为了让你攒钱升级技术。如果你生产的东西是出口的，政府允许你零关税进口原材料和机器。

为了搞出口，韩国还做了一个极其痛苦的决定——大规模货币贬值（韩元对美元汇率贬值了近50%）。货币便宜了，韩国货在国外自动就便宜了，不再需要复杂的补贴。

这保证了韩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能以世界价格获取原材料，从而与欧美竞争。

韩国当时还实施了金融抑制，所有的商业银行实际上都变成了政府的出纳柜台。如果企业出口业绩好，政府就给负利率贷款。但如果完不成出口指标，银行立刻抽贷。在那个资本极度短缺的年代，没有银行贷款，企业第二天就会破产。

这是巴基斯坦统治者不敢做的事情。在1950-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货币坚挺等于国家强大，贬值意味着承认国家经济管理失败。所以巴设计出了扭曲的“奖金券”修补高汇率带来的出口劣势。

韩国因为国内市场比巴基斯坦小得多，也没有什么资源，只能硬着头皮搞出口，在厮杀中练就了真本事。

而巴基斯坦因为国内市场够大，日子过得太舒服，“错误的模式”跑了太久，才发现跑偏了。

四、去“工业化”加速

阿尤布·汗之后，巴基斯坦的工业政策经历了自杀式的反复横跳，每一代人的重心都在发生偏移。

阿里布托两次国有化，不仅打倒了寡头，也吓跑了私人投资者；

齐亚哈克忙着收买人心，工业局限在低技术门槛、低附加值的棉纺织，干掉了能瘫痪国家的工会；

贝布托签了一批独立发电商，埋了能源债务的雷；

纳瓦兹谢里夫虽然是实业出身，但是修了一堆高速公路。

穆沙拉夫时期，反恐战争带来了美元流入，但钱流向了私人消费信贷，银行嫌弃工厂风险大、利润薄，更热衷于给中产阶级发信用卡和车贷。结果，这一波消费热没带动“巴基斯坦制造”，而是促成了进口繁荣。

2008年，国际油价飙升，为了赢得大选，穆沙拉夫政府决定人为冻结电价。

发电成本翻倍，但电费不涨，中间巨大的差价政府又没钱补，只能欠着电厂。

同一时期，别的国家要么有水电、煤电等缓冲，要么涨电费。而巴基斯坦只有一堆依赖进口燃油的电厂。

在工厂真正有电用之前，工业又被人为的高汇率卡死一批。

2013年纳瓦兹谢里夫的财政部长伊沙克达尔，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将汇率死死钉在1美元=100-105卢比。

通过人为维持卢比的高汇率，进口的石油、茶叶和食用油变得便宜了，通胀被压到低位。但这实际上是在补贴进口，惩罚出口。

巴基斯坦国库里的美元也快被掏空了。

为了阻止外汇流出，政府陷入了政策精神分裂：一方面维持高汇率让进口变便宜，另一方面又疯狂加征调节税来阻挡进口。

这让巴基斯坦成了当时全球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高估汇率+高关税”的组合拳，让巴基斯坦的出口商品在国际上贵得卖不掉，又把国内低效的工业保护得死死的。

纳瓦兹谢里夫执政末期，CPEC项目确实建设了一批大型电厂，解决了“有无”问题。

但由于定价机制扭曲，昂贵的电力让工业企业望而却步，倒是照亮了更多商场和婚礼大堂。

在2000-2015年期间，是亚洲工业化的黄金时期，中国在腾飞，越南、孟加拉国、柬埔寨都在拼命建工厂，利用货币优势抢占全球市场。

而巴基斯坦的工厂要么停电，要么用不起电，还因为太贵而丢掉了订单。

五、寡头集团

还有与权力阶层千丝万缕联系的寡头。

以纺织业为例，2000年后，全球纺织品贸易市场重心从棉花转向人造纤维 (MMF)。

巴基斯坦国内Ibrahim Fibres、ICI Pakistan等少数几家化纤巨头游说政府，如果不挡住东南亚的便宜化纤，就要破产。

2015年开始，巴基斯坦国家关税委员会 (NTC) 对进口聚酯短纤 (PSF) 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

结果中小纺织出口商买不到便宜的原料，成本居高不下，没法生产国际品牌需要的运动装。

在巴基斯坦，

，那里有

这一切造成巴基斯坦的工业，未富先老，未强先衰。

本文转载自“打工牛马的狂想”微信公众号2026年1月4日文章，原标题为《巴基斯坦的工业是如何崩坏的？》

编辑：宋可馨

审核：陈珏可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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