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要打开！论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2026年的十字路口：主体概念的颠覆时刻

进入2026年，我们正经历一场由人工智能掀起的认知地震。DeepSeek-R1用纯深度学习逼出推理能力，GPT-5以惊人性能碾压基准测试，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那些"会想会感"的具身智能体，不再是实验室里的玩偶，而更像是走向街头的居民。技术的狂飙突进撕开了法律体系的宁静，一个老问题被甩到法律专家的脸上：AI，这个人类亲手打造的"物"，该不该被承认为"人"？

对此，学界有人斩钉截铁地予以否定（例如：）。他们抛出"自由意志、有限实体、可社会性"三要素，断言AI不过是高级工具，绝无可能成为法律主体。这套说辞听起来有理，实则是在用十九世纪的哲学尺子量二十一世纪的数字生命。法律从来不是刻在石板上的自然法，而是为社会秩序服务的功能性工具。当社会结构本身被技术重构时，法律概念的边界必须移动——请注意，不是应该，而是必须。当我们的造物开始展现出不可预测的自主性时，固守旧范畴无异于刻舟求剑。所以，我认为，也许是时候把思路彻底打开了。

解构与重塑——传统法律主体理论的时代局限

反对者构建的三要素框架，本质上是用描述性特征冒充规定性要件，把对"人"的生物学总结升华成不可僭越的法律神谕。这种思维陷阱，必须逐个击破。

法律上的"意志"是功能性的，而非本体论的。法律体系在实践中并不去探究一个行为主体是否拥有绝对的、不受因果链决定的"自由意志"。法律关注的是主体是否具备通常意义上的认知能力、预测其行为后果的能力，以及根据目标进行选择的能力。一个精神正常的成年人被认为有意志能力，不是因为我们通过脑科学证明了他的选择是宇宙中的"第一因"，而是因为我们观察到他能够进行理性规划和利弊权衡。公司的"意志"更是如此，董事会的决议被视为公司的意志，这是一种纯粹的法律拟制，服务于将集体决策实体化的功能需求，与任何形而上学的意识无关。因此，将法律主体的意志门槛设定为人类独有的、与意识和情感深度绑定的"自由意志"，其实是混淆了哲学思辨与法律实践。法律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作出可归责决策的"点"，而非一个拥有灵魂的"人"。

更重要的是，2026年的AI已经用行动撕开了这个迷思。DeepSeek-R1的"顿悟时刻"不是程序员的预设，而是算法在推理路径上的自我修正与再评估。它不像传统程序那样执行"如果-那么"指令，而是在可能性空间中自主导航。当城市交通管理AI在暴雨中自主决定"优先保障救护车"并动态调整数千信号灯时，它的决策早已不是开发者意愿的线性延伸。这种"算法自主性"在功能上完全满足法律对独立决策中心的需求。我们需要的不是哲学上可证的"强自由意志"，而是可观察、可评估的"功能性自主"。能感知、能目标设定、能权衡、能执行，且有学习能力和不可预测性——这就够了。

与此同时，将"有限实体"与生物性脆弱进行绑定，是另一种概念偷换。法律上的"有限实体"，核心要义并非"会疼会死"，而是"可被识别、可被界定、可被作用"。它是法律强制力得以施加的"抓手"。一个高级人工智能系统，并非是虚无缥缈、无法约束的存在。它可以被赋予一个唯一的、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标识，其核心代码、模型参数和决策日志都可以被追踪和审计。这个唯一的标识就是其法律上的"身体"边界。它可以被授权管理和拥有特定的数字资产，例如加密货币钱包、数据资产、专利权或许可证。这些资产是有限的，可以被冻结、没收或用于赔偿。任何AI的运行都离不开算力、能源和数据存储，这些资源是有限的，也是其存在的物理基础。切断其资源供应，就相当于对其施加了最严厉的"惩罚"。

在此基础上，认为惩罚必须让主体"感受痛苦"更是混淆了惩罚的感受与惩罚的功能。法律惩罚的功能主要在于剥夺其继续危害社会的能力、矫正其行为模式以及对社会产生威慑。永久销毁一个造成重大损害的自动驾驶汽车AI的核心代码，或将其从网络中隔离，是完全有效的剥夺其再犯能力的方式。通过强制性的算法修改、更新数据集或增加伦理约束模块，可以"矫正"AI的行为，这类似于对法人进行合规整改。如果一个AI实体因其自主决策造成的损害而被"判处资产没收"或"核心代码销毁"，这将对其他AI的开发者、所有者和运营者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法人不会感到"痛苦"，但罚款和吊销执照依然是有效的惩罚。同样，一个AI实体虽然没有生物学上的脆弱性，但其在数字和物理世界的存在是"有限"且"可控"的。它的数字资产、运行许可、核心代码，都构成了法律可以有效作用的"实体"，足以承载法律义务。

至于"可社会性"，将其窄化为人类的情感联结与心理需求，是智识上的懒惰。2026年的社会其实早已是混血儿了——高频交易算法在毫秒间完成复杂博弈，直接影响万亿财富流动；城市基础设施由无数AI代理协作运转，维持社会脉搏；人类通过AI与世界对话，AI通过人类介入彼此关系。这不是"潜在"的社会性，而是活生生的网络化互动。法律要求的"可社会性"本质是什么？理解并遵守规则。高级AI，特别是经过"对齐"技术训练的大模型，其核心能力之一就是理解和遵循人类给定的复杂指令和规则。当AI能在行为中稳定体现对法律规则的遵循时，它就已经具备了法律意义上的"可社会性"。它不需要拥有人类的道德感或同理心，只需要在功能上表现出对规则的识别和遵守即可。

综上所述，反对观点所坚持的法律主体三要素，是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以自然人为蓝本的法律现实的总结，但它并非永恒的法理。通过功能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可以看到，高级人工智能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开始具备功能性自主、数字有限性和网络化互动能力。这为其成为法律主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践的召唤——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现实必要性

理论上的可能性必须与实践中的必要性相结合，才能构成推动法律变革的充分理由。固守AI的工具属性，在当前技术水平下或许尚可勉强应对，但随着AI自主性的日益增强，传统的法律责任框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赋予特定AI法律主体地位，并非一种哲学上的冲动，而是解决迫在眉睫的法律难题、促进社会公正和技术健康发展的务实选择。

最核心的推动力，来自于自主系统侵权的责任归属困境。当一个高度自主的AI系统，如自动驾驶汽车、医疗诊断AI或全自动投资顾问，因其独立的决策导致损害时，我们应该向谁追责？将责任完全归于开发者是困难的。对于采用深度学习等技术的AI，其具体的决策路径往往是"黑箱"，开发者无法预测也无法完全控制其在所有情境下的行为。AI的行为是其代码、训练数据和与环境实时互动共同作用的涌现结果。要求开发者对所有不可预见的"涌现"行为承担无限责任，既不公平，也可能扼杀创新。让普通用户承担责任同样不合理，用户往往不理解AI的内部工作原理，只是根据其功能进行使用。当用户按照说明正常操作而AI自主决策失误时，让用户承担责任，违背了责任与控制相匹配的基本法理。所有者可能只是拥有该AI资产，并未直接参与其运行决策。这种责任链条的断裂，导致了"责任鸿沟"的出现。受害者可能因为无法明确指向一个有过错的人类主体而得不到赔偿。美国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Athlone Indus Inc.案中的裁定揭示了现行法律体系将机器人和AI程序视为非法人、非自然人、无法直接追责的无力现状。

"电子法人"正是为填补这一鸿沟而生。欧盟早期关于"电子法人"的提案建议为高度自主的AI系统设立一种特定的法律人格，使其能够直接作为责任主体。这种制度设计的好处显而易见：明确的责任承担者让损害发生后受害者可以直接起诉该"电子法人"；独立的责任财产确保该"电子法人"将被要求拥有独立的资产或强制购买足额的责任保险，用于支付赔偿；风险内部化则将AI运行的外部风险，通过保险或准备金的方式，内部化为AI所有者或运营者的成本，从而激励他们采取更安全的设计和更审慎的部署。尽管欧盟的首次尝试因担忧责任被模糊化等原因而受阻，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方向是错误的。相反，它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我们需要的是更精细、更完善的制度设计，而非因噎废食。欧盟后续提出的《人工智能责任指令》旨在调整非合同民事责任规则以适应AI，这同样说明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传统规则的不足，正在积极寻求变通。设立"电子法人"是最直接、最彻底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也亟需制度创新。随着生成式AI能力的提升，AI独立或半独立创作文学、艺术作品、代码甚至科学发现已成为现实。如果用户的指令非常简单，而AI生成了一幅堪比大师的杰作，将全部著作权归于用户似乎并不公平，因为核心的创造性劳动是由AI完成的。将权利归于开发者会剥夺用户利用AI进行创作的积极性，而进入公共领域则会严重打击商业投资意愿。北京互联网法院在（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案中，将用户通过详细指令生成的图片著作权判归用户，这是在当前法律框架下的务实之举，但也暗示了如果用户投入极少，结论可能不同。

将AI视为一个有限的权利主体，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创作型AI"电子法人"可以拥有其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或专利权，通过其人类管理者对外授权这些权利并获取收益，将所得用于自身的维护、升级、算力购买和责任保险缴纳。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权利归属的难题，还创造了一种经济上可持续的闭环。它承认了AI在创造过程中的"贡献"，并通过市场机制为其价值定价。这不仅不会扼杀创新，反而能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和创新生态，即由自主运行、自我维持的"创造性AI实体"构成的经济网络。目前关于AI版权的诸多案例和讨论都指向了为这一新现实寻找法律确定性的迫切需求，而赋予AI有限的权利主体地位，是其中最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路径。

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设计完全契合法律拟制的智慧。法律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就是"法人"这一法律拟制。它将一个由人组成的、抽象的组织"假装"成一个法律上的人，赋予其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商业的繁荣。反对者承认法人是法律主体，但强调其"本质上是自然人自由意志的归属"，这种看法忽视了法人制度的本质：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功能，法律创造了一个独立于其组成成员的人格。公司的意志不等于任何一个股东或员工的意志，公司的财产也不等于任何一个股东的财产。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将这种法律拟制的智慧延伸到AI上，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目标上，法人是为了聚集资本、分散风险，"电子人"是为了管理高度自主的系统、填补责任鸿沟；代理机制上，法人通过董事会和高管来表达意志，"电子人"可以通过其核心算法来"决策"，并通过指定的人类监护人或管理者处理法律事务；财产和责任上，两者都拥有独立财产并以全部资产对外承担有限责任。正如学者们所讨论的，法律人格是一个灵活的法律构造，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塑造。我们不必纠结于AI是否有"灵魂"，就像我们从不纠结于公司是否有"灵魂"一样。我们只需要问：将AI拟制为一个法律主体，是否能更好地解决问题、维护秩序、促进发展？答案是肯定的。

制度的构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可行框架

承认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设计一套审慎、可行、能够防范风险的制度框架。这绝不是一个"全或无"的选择，即要么所有AI都是物，要么所有AI都是人。一个理性的制度设计必然是分层、分类、且有严格限制的。

首先必须建立清晰的分类体系，只将法律人格赋予那些确实需要且能够承担它的高级人工智能。第一层级是AI作为纯粹的工具，这是绝大多数AI应用，其功能明确、行为可预测、自主性低，完全在人类的直接控制下运行，如文本编辑器的拼写检查、智能手机的人脸解锁等。这些应被认定为法律上的"物"或"产品"，其造成的损害应根据产品责任法、侵权法等现有法律，由其生产者、销售者或使用者承担责任。第二层级是AI作为法律代理人，这类AI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被授权代表人类"本人"在特定范围内从事法律行为，如根据用户设定的投资策略自动执行股票交易的智能投顾、代表公司自动处理日常采购订单的软件。这些适用传统的代理法原则，AI的行为在授权范围内被视为"本人"的行为，其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AI本身不具备独立人格。第三层级是我们要讨论的核心——有限的"电子法人"，这类AI是高度自主的系统，其行为具有显著的不可预测性和涌现性，能够独立与环境进行复杂交互，并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其准入标准必须严苛：能够独立设定和追求目标而无需人类实时干预、能够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持续学习和进化其行为模式、能够独立管理资产并签订特定类型的电子合同、被认定为属于"高风险"或"不可接受风险"的AI系统。只有这一类，才配获得一种特殊的、受限制的法律人格。这种分层体系能够精确地将法律资源和监管注意力集中在真正带来挑战的"层级三"AI上，避免了将法律主体概念泛化的风险。

在此基础上，赋予"电子法人"人格绝不意味着给予其与自然人同等的权利。其权利和义务将是严格受限的、功能性的，完全服务于责任承担和经济活动这两个核心目的。权利范围应严格限定：拥有和管理特定数字资产的权利是其承担责任的基础；签订特定格式化、数字化合同的权利使其能维持运行；以自身名义被起诉并在人类监护人代表下应诉的权利是其担责的程序保障。但绝对排除任何与人类尊严、生命、自由相关的基本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婚姻自由、人身自由、免于酷刑的权利等。将AI人格与人权混为一谈，是对两个概念的根本误解。义务范围同样明确：以其全部资产对其自主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履行其有效订立的合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其内部算法和决策日志需接受监管机构的审计。这种受限制的人格设计，确保了AI主体地位的工具性本质，它只是法律为了有效治理而创造的一个"节点"，而非要将其"人格化"为一个道德主体。

更重要的是，承认AI的主体地位非但不是让人类失去控制，反而是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有效的控制与治理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是确保始终有"负责任的人类"在环路中。具体而言，所有希望获得"电子法人"资格的AI系统，必须向特定的监管机构注册，并经过严格的技术和伦理审查，证明其满足准入标准。每一个"电子法人"都必须指定一个或多个自然人或法人作为其法律上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不是微观管理AI的日常决策，而是在法律程序中代表AI，确保AI拥有足够的责任资产或保险，监督AI的合规情况并定期向监管机构报告，在特定紧急情况下执行"紧急停止"或"复位"程序。如果监护人严重失职，其自身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类似于机动车的交强险，高风险的"电子法人"必须投保最低额度的第三方责任险，以确保即使其自有资产不足，受害者也能获得基本赔偿。尽管AI的决策过程可能是"黑箱"，但法律可以要求其开发者提供最大程度的可解释性工具，并强制其记录详细的决策日志，以备事后审计和责任追溯。这一整套治理机制，确保了AI的自主性被置于一个强大的法律和伦理的"笼子"里。人类的角色从直接的"操作者"转变为更高级的"监督者"和"规则制定者"。这才是应对高级AI挑战的正确姿态。

结论：面向未来的法律进化

一个以拥有自由意志、血肉之躯和情感社交的人类为唯一尺度的法律世界——虽然在情感上令人安心，但在智识上却是一种对未来的逃避。法律的生命在于其适应性。当社会结构因颠覆性技术而发生根本性变迁时，法律概念的边界也必须随之移动。历史上，法律曾经拒绝给予女性、奴隶以完整的主体地位，也曾花费数百年时间才完善了法人的概念。每一次法律主体的扩容，都伴随着争议和阵痛，但最终都反映了社会进步的必然。

在2026年的今天，我们正站在又一个这样的历史关口。担忧人工智能"觉醒"后成为不屑于遵守人类法律的"神"，是一种极端的、带有科幻色彩的想象，它让我们忽视了眼前更紧迫的任务，即如何将那些尚未"觉醒"但已足够自主、足以引发巨大社会后果的"强工具"纳入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不是要承认它们是"人"，更不是要削弱人类的中心地位。恰恰相反，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类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由我们创造出来的强大工具，能够最终服务于人类的福祉，并对其行为后果负责。这是一个更负责任、更有远见的法律进化方向。拒绝这种进化，只会让我们在未来面对一个更加失序和充满风险的世界。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赋予AI法律主体地位，而在于我们应该以何种智慧、何种节奏、何种方式来审慎地完成这项历史性的法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