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夜风往院墙里灌,白杨叶子在屋脊上擦来擦去,地主郭良知猫着腰进柴房,黑影挤在角落,粗麻绳勒在柱子上,赵振声浑身是伤,呼吸浅,眼睛亮,刀出鞘那一瞬“噌”地一声把空气劈开,绳子应声落地,几块袁大头和一枚金戒指塞进掌心,冰凉一层一层渗进皮肤,银元上的头像在指腹下慢慢浮出来,低声压到最细,“记住我的脸,我叫郭良知,天要是变了,你出来替我和我一家人说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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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门外人影巡来巡去,柴房里不敢点灯,赵振声被抓在鲁南山洞口,叛徒把路引到洞边,还乡团的绳索一圈一圈套下来,白天押到郭家,名义是亲戚照看,心里是要找个机会把人放走,地面上雪白的灰烬被脚尖拨散,屋檐水沿着瓦缝一点点落,时间拖得像旧麻绳。
刀刃闪过后,赵振声猛地抬头,肩膀肌肉抽紧,手指摸向身旁木棍,眼里盯着来人,“别紧张,我不是来害你的”,声音低得像风里的一缕烟,银元塞进掌心,戒指带着体温,纹路清楚,“顺后院墙根走,第三个豁口拐出去,玉米地穿过去就是微山湖,那边有人接应”,话不多,路很细,出口只有一条。
赵振声在村里打过照面,知道这个地主有百余亩地,年景不好时开仓放粮,背地里不做狠事,心里却没想到他把命搭在这件事上,指头攥紧银元和戒指,点头,气息从牙缝里往外顶,额头上的冷汗沿着鬓角滑下去。
郭良知又掏出一个麦饼和一小罐水,塞进怀里,转手把一块铜牌推过来,“遭盘查就说你是我家长工,进城买种,这块‘郭记粮行’腰牌管用”,赵振声把牌翻过来又翻回来,私章的边沿有轻微的缺口,像是在辨认一个把命门交出去的确认,躬身一礼,沿墙根走,影子贴着砖缝溜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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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房里剩下一地绳股和鞋印,郭良知把散乱的麻茬子捻成一团塞进火盆,刀身用布仔细擦,屋门轻轻带上,回房时风顺着院廊走,背脊上的汗在风里凉下去,床沿坐着抽烟,烟灰不出声地落在碟里。
妻子王氏拍拍被角坐起,眼睛在黑里适应了一会,“人送走了”,他点一下头,气沉下来,“这世道,好人活得艰,救他不是为了图个回头话,是看不下去那些手段,赵同志做的是为让更多人过好日子”,王氏眼眶湿,手握住手,“家里人多,你心里拿稳”,他把口袋里的账掏给亲戚过目,十块银元摆在桌上,“人趁夜跑了,你收着,不要追”,亲戚收了,脸色松一点,话头按下去。
第二天还乡团进门搜,柴房门一扇扇推,空空,地上干净,郭良知把脸色放到最慌,嗓子发紧,表亲看了看,骂声抖两下带人撤,院门重新落闩,暂时的安稳放在门背后,他心里明白风向不定,把部分家产换成金条,老宅地窖盖上新土,给家人留出后路,脚下每一步都踩在薄冰上。
赵振声沿墙根穿行,玉米叶子擦脸,湖面泛着白光,微山湖上的船影靠近又远开,接应的人递过来粗布衣裳和药粉,他上船,回头看了一眼黑着的村子,把郭良知的名字记在心里,向上级说清来龙去脉,名字被郑重记下,那四块银元摸在手心沉,舍不得花,成了往前走时的一块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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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的风声混着枪声,街道上把“通共”两个字挂在口上,开明绅士被推上前台受审,家里老小被赶来赶去,纸契堆成小山,郭良知看在眼里,心里那条线更亮,抗战年里给八路军送过粮和药,到了解放战争,见多了腐败和横行,心往哪边自然靠过去,人不吭声,事在做。
1948年鲁南解放,土改队伍进村,名单上写着他的名字,按政策家产要处置,门口站着围观的乡亲,一张张脸都在等答案,他没有走,带着地契和粮食到工作组,手把东西推过去,眼睛一直看着对面的人,屋里空气像被撑满的鼓一样绷紧。
门外尘土一阵乱,身穿干部服的人跨进门槛,赵振声站住,目光和对面对上,几步并做一步走上去,握住手,声音压着颤,“郭大叔,我是赵振声,我来晚了”,屋里的目光全转过来,谁也没想到新到任的区委书记会对一位地主这样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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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声把1947年那夜的事说清,银元的冷光,腰牌的刻字,第三个豁口和玉米地,从怀里取出那枚金戒指,“当年匆忙掉在船上,后来几经周折找了回来”,话一落地,屋里静,“郭大叔不是恶霸地主,是支持革命的开明绅士”,这句话压在桌案上,份量够重。
调查跟上,走访、核实、印证,一条条对着时间线把事扣紧,结论出来,保留部分家产,粮行继续经营,请他担任地方政协委员,拿出见识和经验,把地方建设的路盘一盘,郭良知没想到当初那一夜,真把全家的稳交到了今天手里,握住赵振声的手,“我当时做的是该做的事”,赵振声回一句,“你的恩情,我不忘,党和人民不会忘”,屋里人把这两句话在心里重复。
日子往前推进,郭良知把积蓄拿出来,给贫困学生交学费,乡亲们合力把水利修起来,荒地翻出来,渠道顺着田埂一道道延开,年终把粮仓一开,村里笑声多,娃子的书包不再漏,老人的屋顶不再滴水,郭家村的路面越铺越实,人说“这是个有良心的人”,不是一句称呼,是在地里和街口反复验出来的口碑。
1950年消息传来,抗美援朝开始,郭良知把金条和银元交到县里,又把长子送到部队,“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放在纸上简单,落到家里是把门一推把人往前送,三年过去,孩子带着军功章回来,胸前的光在屋檐下反射出一圈圈亮影,他看着,心里的石头往下落,“当初的路没走错”。
有人问那一夜有没有想过风险,家里人多,事情一出一连串的祸根会不会卷上来,他把手背在身后,“想过,邪不压正这四个字我信,活在世上,对得起良心这个字”,声音平,眼神直,话落地稳。
这件事在县里传开,街角茶铺里有人提到这个名字,书里也写到那夜的柴房和那块腰牌,把人们心里对“地主”的固有印象翻转过来看看,出身是一层皮,心里怎么站才是根,那个年代里,像郭良知这样的开明绅士不止一个,肩上担着家,手里托着乡亲,往前推着那盏微弱却不灭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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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冬天雪落得厚,他安静离开,八十二岁,走前叮嘱子女,“跟着共产党走,多行善,对得起良心”,赵振声听闻,特往这边赶,灵前站立良久,向前一步,“郭大叔,你放心,你的嘱托,我们都会记住”,屋里的人都把头低下,烛泪顺着烛身往下流。
历史在纸上写,在人心里写,坚守良知的人不被忘,善与正不分出身,到了国家要用力的时刻,谁心里有光谁就能顶住风雨,把有限的日子摆在大事上,把能做的事做到实处,走的人留下路,后来的人沿着走,灯一盏盏接下去,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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