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地主警告地下党：将来要为他家人说话

1947年的夜风往院墙里灌，白杨叶子在屋脊上擦来擦去，地主郭良知猫着腰进柴房，黑影挤在角落，粗麻绳勒在柱子上，赵振声浑身是伤，呼吸浅，眼睛亮，刀出鞘那一瞬“噌”地一声把空气劈开，绳子应声落地，几块袁大头和一枚金戒指塞进掌心，冰凉一层一层渗进皮肤，银元上的头像在指腹下慢慢浮出来，低声压到最细，“记住我的脸，我叫郭良知，天要是变了，你出来替我和我一家人说句话”。

院门外人影巡来巡去，柴房里不敢点灯，赵振声被抓在鲁南山洞口，叛徒把路引到洞边，还乡团的绳索一圈一圈套下来，白天押到郭家，名义是亲戚照看，心里是要找个机会把人放走，地面上雪白的灰烬被脚尖拨散，屋檐水沿着瓦缝一点点落，时间拖得像旧麻绳。

刀刃闪过后，赵振声猛地抬头，肩膀肌肉抽紧，手指摸向身旁木棍，眼里盯着来人，“别紧张，我不是来害你的”，声音低得像风里的一缕烟，银元塞进掌心，戒指带着体温，纹路清楚，“顺后院墙根走，第三个豁口拐出去，玉米地穿过去就是微山湖，那边有人接应”，话不多，路很细，出口只有一条。

赵振声在村里打过照面，知道这个地主有百余亩地，年景不好时开仓放粮，背地里不做狠事，心里却没想到他把命搭在这件事上，指头攥紧银元和戒指，点头，气息从牙缝里往外顶，额头上的冷汗沿着鬓角滑下去。

郭良知又掏出一个麦饼和一小罐水，塞进怀里，转手把一块铜牌推过来，“遭盘查就说你是我家长工，进城买种，这块‘郭记粮行’腰牌管用”，赵振声把牌翻过来又翻回来，私章的边沿有轻微的缺口，像是在辨认一个把命门交出去的确认，躬身一礼，沿墙根走，影子贴着砖缝溜出去。

柴房里剩下一地绳股和鞋印，郭良知把散乱的麻茬子捻成一团塞进火盆，刀身用布仔细擦，屋门轻轻带上，回房时风顺着院廊走，背脊上的汗在风里凉下去，床沿坐着抽烟，烟灰不出声地落在碟里。

妻子王氏拍拍被角坐起，眼睛在黑里适应了一会，“人送走了”，他点一下头，气沉下来，“这世道，好人活得艰，救他不是为了图个回头话，是看不下去那些手段，赵同志做的是为让更多人过好日子”，王氏眼眶湿，手握住手，“家里人多，你心里拿稳”，他把口袋里的账掏给亲戚过目，十块银元摆在桌上，“人趁夜跑了，你收着，不要追”，亲戚收了，脸色松一点，话头按下去。

第二天还乡团进门搜，柴房门一扇扇推，空空，地上干净，郭良知把脸色放到最慌，嗓子发紧，表亲看了看，骂声抖两下带人撤，院门重新落闩，暂时的安稳放在门背后，他心里明白风向不定，把部分家产换成金条，老宅地窖盖上新土，给家人留出后路，脚下每一步都踩在薄冰上。

赵振声沿墙根穿行，玉米叶子擦脸，湖面泛着白光，微山湖上的船影靠近又远开，接应的人递过来粗布衣裳和药粉，他上船，回头看了一眼黑着的村子，把郭良知的名字记在心里，向上级说清来龙去脉，名字被郑重记下，那四块银元摸在手心沉，舍不得花，成了往前走时的一块压舱石。

鲁南的风声混着枪声，街道上把“通共”两个字挂在口上，开明绅士被推上前台受审，家里老小被赶来赶去，纸契堆成小山，郭良知看在眼里，心里那条线更亮，抗战年里给八路军送过粮和药，到了解放战争，见多了腐败和横行，心往哪边自然靠过去，人不吭声，事在做。

1948年鲁南解放，土改队伍进村，名单上写着他的名字，按政策家产要处置，门口站着围观的乡亲，一张张脸都在等答案，他没有走，带着地契和粮食到工作组，手把东西推过去，眼睛一直看着对面的人，屋里空气像被撑满的鼓一样绷紧。

门外尘土一阵乱，身穿干部服的人跨进门槛，赵振声站住，目光和对面对上，几步并做一步走上去，握住手，声音压着颤，“郭大叔，我是赵振声，我来晚了”，屋里的目光全转过来，谁也没想到新到任的区委书记会对一位地主这样称呼。

赵振声把1947年那夜的事说清，银元的冷光，腰牌的刻字，第三个豁口和玉米地，从怀里取出那枚金戒指，“当年匆忙掉在船上，后来几经周折找了回来”，话一落地，屋里静，“郭大叔不是恶霸地主，是支持革命的开明绅士”，这句话压在桌案上，份量够重。

调查跟上，走访、核实、印证，一条条对着时间线把事扣紧，结论出来，保留部分家产，粮行继续经营，请他担任地方政协委员，拿出见识和经验，把地方建设的路盘一盘，郭良知没想到当初那一夜，真把全家的稳交到了今天手里，握住赵振声的手，“我当时做的是该做的事”，赵振声回一句，“你的恩情，我不忘，党和人民不会忘”，屋里人把这两句话在心里重复。

日子往前推进，郭良知把积蓄拿出来，给贫困学生交学费，乡亲们合力把水利修起来，荒地翻出来，渠道顺着田埂一道道延开，年终把粮仓一开，村里笑声多，娃子的书包不再漏，老人的屋顶不再滴水，郭家村的路面越铺越实，人说“这是个有良心的人”，不是一句称呼，是在地里和街口反复验出来的口碑。

1950年消息传来，抗美援朝开始，郭良知把金条和银元交到县里，又把长子送到部队，“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放在纸上简单，落到家里是把门一推把人往前送，三年过去，孩子带着军功章回来，胸前的光在屋檐下反射出一圈圈亮影，他看着，心里的石头往下落，“当初的路没走错”。

有人问那一夜有没有想过风险，家里人多，事情一出一连串的祸根会不会卷上来，他把手背在身后，“想过，邪不压正这四个字我信，活在世上，对得起良心这个字”，声音平，眼神直，话落地稳。

这件事在县里传开，街角茶铺里有人提到这个名字，书里也写到那夜的柴房和那块腰牌，把人们心里对“地主”的固有印象翻转过来看看，出身是一层皮，心里怎么站才是根，那个年代里，像郭良知这样的开明绅士不止一个，肩上担着家，手里托着乡亲，往前推着那盏微弱却不灭的灯。

1978年冬天雪落得厚，他安静离开，八十二岁，走前叮嘱子女，“跟着共产党走，多行善，对得起良心”，赵振声听闻，特往这边赶，灵前站立良久，向前一步，“郭大叔，你放心，你的嘱托，我们都会记住”，屋里的人都把头低下，烛泪顺着烛身往下流。

历史在纸上写，在人心里写，坚守良知的人不被忘，善与正不分出身，到了国家要用力的时刻，谁心里有光谁就能顶住风雨，把有限的日子摆在大事上，把能做的事做到实处，走的人留下路，后来的人沿着走，灯一盏盏接下去，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