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天,南京城乱哄哄的,镇反运动搞得正凶。
在街角摆摊卖香烟的一个老头被公安给摁住了。
这老头看着唯唯诺诺,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穷酸气,怎么看都像个被时代淘汰的旧文人。
可一查底细,把办案人员吓了一跳:这人叫鲍君甫,当过国民党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还是国民党“反省院”的副院长。
这是什么级别?
妥妥的反革命大头目啊。
按照当时的规矩,这种人基本就是吃枪子的命。
审讯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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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可能到来的死刑,这个落魄的烟贩子居然没尿裤子,反而淡定地提了个要求:“别急着杀我,你们给北京的陈赓发个电报,问问他认不认识杨登瀛。”
审讯员估计当下就笑了,觉得这老头不是疯了就是吓傻了。
陈赓那是谁?
那是兵团司令员,赫赫有名的大将。
你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跟人家攀亲戚?
但这事儿关乎人命,南京方面还是试探性地发了封函件。
结果没想到。
回信来得飞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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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在信里急了,直接说:这个人杀不得!
他虽然是国民党,但当年救过我和周恩来同志的命,对党是有大功的。
这封信直接把这人的脑袋从鬼门关拽了回来,也把一段堪比好莱坞大片的潜伏往事给扒了出来。
说起这个鲍君甫(杨登瀛),那真是个奇葩。
他是广东人,早年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上海滩混得风生水起。
这人也是绝了,跟日本人在酒桌上称兄道弟,跟英法租界的巡捕房关系铁磁,转身又能跟国民党的大佬陈立夫谈笑风生。
1928年,国民党为了抓共产党,急需在上海建个特务网。
陈立夫看中了杨登瀛这八面玲珑的本事,大手一挥,给了他个“中央驻沪特派员”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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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蒋介石都亲自给他签了委任状,还配了小汽车和专用经费。
按剧本走,拿了老板的钱,就得给老板干活,抓共产党去呗。
但这哥们偏不。
他虽然不是党员,却跟陈赓(当时化名王庸)是铁哥们。
他看不惯国民党那天杀人放火的德行,觉得共产党这帮人硬气,是干大事的。
于是,人类间谍史上最骚的一波操作开始了:拿着蒋介石发的薪水,开着国民党的车,去给共产党送情报,顺便帮周恩来抓国民党的叛徒。
这不就是现在的“带薪砸锅”吗?
但他砸的是蒋介石的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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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看过谍战剧,觉得潜伏就是偷偷摸摸、如履薄冰。
杨登瀛不一样,他是明目张胆地搞。
那时候,中央特科要处决出卖彭湃的大叛徒白鑫。
白鑫躲在范争波公馆里,门口全是保镖,苍蝇都飞不进去。
咋办?
杨登瀛出手了。
他利用“特派员”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进去看望白鑫,把里面的地形、白鑫的出逃时间、路线摸得一清二楚。
更绝的是,连特科行动队员用的枪和子弹,都是他帮忙搞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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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没有他,那个大叛徒不知道还要害死多少人。
但这还不是他最大的功劳。
他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是玩了一手“借鸡生蛋”。
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要在南京建立秘密电台,正在招兵买马。
杨登瀛一看机会来了,直接把咱们的人——钱壮飞,给推荐了过去。
徐恩曾对杨登瀛那是百分百信任,二话不说就把钱壮飞留在了身边当机要秘书。
这招棋简直神了。
后来顾顺章叛变,那个要把中央一网打尽的绝密电报,就是钱壮飞第一时间截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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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杨登瀛把钱壮飞塞进国民党的心脏,1931年那场大劫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真得改写。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顾顺章叛变后,那是疯狗乱咬人,一口咬定杨登瀛是共产党的“内线”。
这时候杨登瀛其实能跑,陈赓都通知他赶紧撤。
但他是个赌徒。
他算准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只要自己死不承认,凭着跟陈立夫和张道藩的关系,加上没有实锤证据,国民党也不敢轻易动他。
这把豪赌,他赢了命,输了前途。
虽然被张道藩保释出来,但这人算是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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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不再信他,把他晾在一边。
他在那个烂泥潭里混吃等死,抽大烟、养姨太,彻底成了一个颓废的旧官僚,一直熬到1949年。
解放前夕,很多心里有鬼的国民党高关都跑去了台湾。
杨登瀛没走。
他觉得自己心里坦荡荡,救过那么多人,新政府肯定能优待他。
但他想简单了。
这事儿吧,复杂就复杂在“隐蔽战线”这四个字上。
他的功劳是绝密的,知道的人极少;可他那顶“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却是全天下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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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51年陈赓救了他一命,让他免了死刑,政府后来也每个月给他发救济金。
但在后来那个动荡的年代,随着陈赓、李克农这些知情人一个个去世或靠边站,杨登瀛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没有编制,没有退休金,周围人看他像看怪物。
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特派员”,晚年只能在南京街头摆个小烟摊,看尽了世态炎凉。
他在那个非黑即白的年代里,背着最黑的锅,却守住了最红的心。
但他也是个硬骨头。
受了那么多委屈,从来没说过一句对不起党的话。
直到1969年,他病重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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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前,他拉着孩子们的手,憋着最后一口气说:“我不是特务,我也不是叛徒…
我自己说不清了,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说完这句,他带着一肚子的秘密和委屈走了。
这事一直压在周总理心头。
1975年12月20日,北京305医院。
周总理已经病得连说话都费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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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青长匆匆赶到病房。
总理强撑着最后一点力气,断断续续地嘱托:“那些帮过我们的人…
千万别忘了…
比如杨登瀛,要照顾好他的后人。”
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谈工作。
直到这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卖香烟的糟老头子,竟然是这么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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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有关部门找到了杨登瀛的子女,落实了政策。
这份迟到的认可,总算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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