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物：现代社会互动的进场与身份转译模式

黄心烨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博士研究生

郑作彧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教授

身份物：现代社会互动的进场与身份转译模式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6期

作者 | 黄心烨、郑作彧

责任编辑 |赵梦瑶

既有互动理论多聚焦于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忽略了让互动初始阶段得以可能的物质维度。本文主张，在现代社会，互动准入身份是由物所建立的，日常互动的开端始于“身份物”。“身份物”是一种物质实体，其通过主体定置、信息简化与复杂化、人称区分等环节，将人转译进互动关系中。此外，依据身体—社会和制度—文化两条轴线，可将身份物划分为不同类型，并揭示出不同的具体转译方式。身份物理论不仅为后续有关社会互动物质维度的经验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一种道德困境，即对主体身份的辨识正日益呈现“认物不认人”的趋势。

一、引言

互动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主题。社会学领域既不乏精彩且经典的社会互动理论，也产生了丰富的经验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了扮演不同角色的社会主体如何在不同的具体社会情境中进行各种社会互动。

长期以来，社会互动研究主要侧重两类问题：一是互动如何产生规则（如象征互动论），二是主体如何基于已有规则进行互动并使其延续（如常人方法论）。这两类社会互动研究大都基于一个共同的预设，即互动参与者之间必然拥有或已建立起互动共识。这一预设既忽略了互动情境的复杂性，又将互动简化和还原为主体认知。然而事实上，互动不仅内在于认知中，也外在于个体，因此它显然应具有外在于认知的构成部分（Andrews，1983；Luhmann，1998；Williams，2005）。

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社会理论家认识到社会互动自身及其情境的复杂性。例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卢曼（Niklas Luhmann）提出的“双重偶然性”概念便指出，行动者一方选择何种表达与另一方采取何种回应，均具有高度不确定性（Parsons & Shils,1962:16）。他们认为，降低这种偶然性的途径是运用法律、金钱等具有一定抽象程度的一般化象征互动媒介（Luhmann,1995;郑作彧，2018:197-198）。然而，他们关于象征互动媒介的论述都过于随意而缺乏严谨的论证。正因如此，其理论因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始终难以获得广泛认可（约阿斯、克诺伯，2021：77-81）。近年来，以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社会互动网络不仅包含“人”，也包含“物”（Latour,2005）。这一观点启发学界在过度抽象的象征层面之外，进一步探讨“物”如何为人类互动提供坚实的物质性基础，从而更细致地剖析社会互动的构成与内涵（Star & Griesemer，1989；Star，2010）。然而，受此启发，学界似乎又走得太远，过于急切地将焦点放在人与物的互动上，以至于最初的人际互动议题反而被淡忘（郑作彧，2023a）。由此，“物”在社会互动中究竟扮演何种构成性角色，便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这并非小问题。社会互动是由开端、持续、结束等阶段构成的复杂过程，每一阶段皆有独特的构成原理（Goffman，2008；柯林斯，2009）。在有限的篇幅中，我们只能针对其中某一阶段展开分析，但这仍是较难完成的任务。

从发生学的角度视之，社会互动的最初产生涉及主体被承认为互动参与者的身份转换过程（霍耐特，2005）。这意味着，互动开端是处于非互动状态的个体转变为具有互动资格的社会主体的关键环节，因为它在界定“谁有资格进入互动”的同时，也设定了“互动何以开始”的前提条件。如果“物”能促成社会互动，它们是否在互动开端即已参与并塑造了主体的互动身份？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提出一个核心命题：互动身份是由物建立的，现代社会互动的开端皆始于“身份物”。恰如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所言：“身份并不以个体为前提，而是……从另一种观念与形式那里引申出来”（滕尼斯，2019:376）。这一命题对应着如下经验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常需借助特定“物”来表明身份，其目的在于为社会互动的开启创造可能。在古代社会，身份物仅见于重要情境（如进京赶考需文书凭证、征调兵将须出示虎符等）；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身份物已普遍化为日常生活中开启社会互动所不可或缺的一般必需品。然而，物在建构互动资格与准入环节所扮演的角色，恰是既往互动理论缺乏讨论的部分。

那么，以往的互动理论究竟存在哪些盲点，致使“物”在促进互动开端方面的作用被长期忽视？我们应如何重新审视“物”，并将其系统地纳入社会互动的理论体系中？哪些特定的“物”能够验证个体的互动身份，从而为互动开启创造条件？它们又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了怎样的实际效用？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对日常生活中那些用于辨识主体身份，使其得以进入互动关系的物件进行梳理与分析，旨在建立“身份物”的理论概念，并以此为基础，为社会互动研究提供新的可能视角。

接下来，本文将首先回顾既有互动理论，深入剖析其理论缺失，然后阐明引入“物”这一维度的必要性。

二、互动中沉默的“物”

（一）“赤裸”的互动：既有互动理论及其缺失

象征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先驱米德（George H. Mead）认为，人的主体性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它依赖于个体在互动中对他人的反应进行理解与内化，从而持续建构对“我是谁”的认知。具体而言，个体通过身体姿态、语言等象征媒介与他人沟通，在接收并诠释他人姿态、语言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对自我和身份的觉知（Joas，1997；Abels，2001；米德，2005）。

然而，米德的理论将分析重心置于个体如何在互动中习得象征媒介并建构自我，这一视角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互动情境是自然发生的，却未能充分阐释互动得以开启所需的前提条件。霍耐特（Axel Honneth）在其承认理论中明确指出，社会互动具有一项基本前提，即双方必须相互承认对方作为互动参与者的主体身份，否则个体将无法获得进入互动情境的资格（霍耐特，2005:100-101；郑作彧，2018）。由此可见，社会互动并非必然发生，而是需要人们首先通过对彼此身份的辨识来排除那些与互动无关的主体。这意味着，互动的起点在于双方能够实现身份的相互确认。此外，个体主体性的真正形成也依赖于他者对自我身份的实际认可。

虽然霍耐特论证了“承认先于主体”的论点，但他并未具体分析这种承认的获得机制。从经验现实来看，“家庭成员”这一身份并不能仅凭父母的“爱”就自然获得“承认”（霍耐特，2005:102-112）。在现代社会，父母必须凭借《出生医学证明》来确认与新生儿的亲子关系，并前往派出所为新生儿办理户口登记以实现其与自身的户籍绑定。由此可见，即便是最初级的亲属身份确认，也需依赖特定物件与制度程序才能完成。

除上述缺失外，米德的互动论始终将研究重心放在主体之间的意识沟通与角色态度的内化上。虽然他后来通过“泛化的他人”这一概念及其相关论述将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分析延展至制度、组织等更宏观的社会维度（米德，2005:121-124，198-213），但其仍侧重于个体如何通过吸纳社会整体态度来内化形成自我意识。在论及人们如何在“泛化的他人”这一社会范畴中构建物质环境时，他将物质实体视为互动对象而非前提条件，着重阐述物作为刺激如何引发个体特定反应并由此产生意义（米德，2005:65-67、145-146）。例如，他在探讨组织和制度的社会作用时，主要聚焦于人类集体态度或社会反应，却未能充分阐释物质实体在将抽象规则具体化并使其进入个体互动行动的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米德，2005:203-206）。

在继承米德思想的基础上，布鲁默（Herbert Blumer）正式提出“象征互动论”，总结出象征互动的三个前提（Blumer，1986:2），并进一步指出社会世界由各种物质客体构成（布鲁默，2005:643）。不同于布鲁默，戈夫曼（Erving Goffman）强调，人们的日常互动依托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或情境（Goffman,1971；戈夫曼，2008）。然而，遗憾在于，尽管布鲁默明确提及物质性的象征媒介，但其分析止步于探讨互动中的个体如何诠释“物”的意义，并未深入讨论这些物质要素如何在互动结构中发挥实际作用。同样，戈夫曼虽将互动置于具体环境中加以考察，但对环境内物质要素的理论敏感度仍显不足（Jensen,2013:15）。

后来，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出“互动仪式链”，指出互动并非只在人与人之间展开，互动的单位是情境，包括个体、符号、意涵甚至世界（柯林斯，2009）。但他所提到的情境是一种具有情感能量的、让人想投入注意力和情绪的存在，仍忽略了互动情境中人以外的要素，因此也未能弥补前人的缺失。

此外，常人方法论也忽略了物对于互动边界的扩展作用，在考察具体情境中的社会互动时，只关注人的行动，往往忽视“人类社会的诸情境已经被他们分析中所面对的工具等各种各样的物所部分改变”（戴宇辰，2023:199）。

社会互动在表面上呈现为“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但互动不可能仅是像真空中的两缕幽魂那样进行心灵交流。任何互动都依赖于特定的情境，而情境本身又包含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例如互动者所穿的服饰，所在的房屋等，这些物质要素不仅存在于互动现场，还在互动过程中发挥着实际效用。因此，互动无法仅凭人与人之间的刺激和回应就足以成立，还必须依赖其他物质性元素、时空条件和行动者，也就是那些长期被社会学家忽视的“物”。

既有互动理论之所以忽视物的存在，根源在于其始终秉持以人为唯一主体的理论框架。如果要将物真正纳入互动体系，就必须打破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将原本局限于主体间的互动拓展为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交流与属性交换（Latour，2005:195-203）。拉图尔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提出的对称性原则，为我们将物补充进社会互动结构中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二）对称性思维：物参与到互动中的可能

布鲁尔（David Bloor）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率先提出“对称性原则”，主张应对科学信念的成功与失败案例采取同等的解释立场（Bloor,1976）。然而，拉图尔指出，该原则在实践中往往偏重于社会因素而忽视自然实体的作用，最终滑向一种极端化的“社会建构主义”（Latour,1992）。

拉图尔进而提出“广义对称性原则”，即在本体论层面上坚持以同等的态度看待社会与自然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避免将科学事实简单归结为社会建构或自然规律，因为“社会和自然具有同样的建构性……社会和自然是同一过程得出来的双重结果”（拉图尔，2010:108）。他反对主客二元论，并认为存在介于两者之间的“混杂体”，它们在网络中相互作用（拉图尔，2010:59-64、88-90）。基于此，拉图尔进一步将对称性原则扩展至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主张将二者视为具有同等能动性的行动者，认为它们共同参与并形塑着整个社会网络。拉图尔以巴斯德的微生物研究为例，展示了人与非人的对称性：细菌造就了巴斯德实验，而农民使细菌成为了改变社会的疫苗（拉图尔，2005:227-229；拉图，2016）。由此可见，人类与非人类都具有能动性，应在分析中予以对称对待。物拥有其自身的能量与效用，理应被纳入研究范畴，并获得如同研究人类一般的理论重视（拉图尔，2005；吴莹等，2008；贺建芹，2011）。

倘若采纳这种对称性思维，我们便会发现，即使是在被视为人类专属的科学知识生产活动中，也绝非仅有人类及其建构的知识参与其中。以往的“主体间性”概念始终将互动限定于人类之间，却未能充分认识到，非人之物在科学知识生产活动中也发挥了能动性。拉图尔基于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指出，仪器、记录本和自然现象等非人类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拉图尔、伍尔加，2004）。这些看似孤立的物件在生产实践中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作为被动员的要素相互缠绕，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流动网络，物件也因此被赋予巨大的行动能量（Latour，2005）。

拉图尔认为，“主体间性”这一概念过于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了众多非人行动者对社会互动的塑造作用，这种忽视根植于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元对立所造成的自然与社会割裂（Latour，1996）。因此，他提出“客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概念，呼吁学界关注非人行动者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影响（Latour,2005:195-203）。客体间性强调物在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即物并非仅是被动的工具或背景，而是通过与其他人或非人的联系，共同构成复杂的社会网络。这一概念与拉图尔提出的广义对称性原则一脉相承，二者皆主张人与非人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界限，而是处于一种动态且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无法被简化为单向的“人对物的使用”，而应被理解为双向的“人与物的相互塑造”。

不过，虽然拉图尔强调了物自身具有能动性，并指出其能够影响和塑造社会关系，但他更侧重于关注物如何在不同行动要素之间建立连接、形成网络，而对物之能动性的具体来源、物与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等问题着墨不多（Vandenberghe，2002；Sayes，2014）。正因如此，他未能将物如何发挥能动性具体化到某一特定社会情境中加以剖析，例如，他未能分析个体如何通过物质实体来确立自身的存在与身份，并由此获得进入和参与社会网络的基本资格。

即便如此，对称性思维和客体间性已充分揭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物质维度，仅聚焦于人类自身无法充分解释既有的社会事实。延续拉图尔对物的讨论，斯塔尔（Susan L. Star）和格瑞斯默（James R. Griesemer）提出了备受学界重视的“边界物”（boundary objects）概念（Star & Griesemer，1989；Star,2010）。边界物指那些能够帮助人们跨越不同领域边界以实现互动和协商的物件，如地图、表单、表格等。这类物件作为行动者，能够在各专业领域之间进行一种跨越边界的行动，从而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提供可能。在拉图尔的理论中，几乎所有物都可能成为行动者，其界定的物的范围过于宽泛而缺乏对物的精细分类（Sayes，2014:136）。相比之下，边界物的概念则明确指出了一个专门用于促成异质群体之间沟通的物的类别，使相关分析更具针对性。

然而，物并非仅能承担单一类型的行动，而是可被划分为多种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类别。此外，物的作用场域也不仅限于科学知识生产，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物。如果我们能关注专业知识领域中不同专业人员对边界物的使用，那也可以将对称性思维从科学生产领域延伸至生活世界，运用类似的视角和方法重新审视日常互动，观察那些促使互动得以开展的物，并诠释其社会意涵。因此，“人际互动”的内涵不再如既有理论所阐释的那样，仅限于人与人之间基于相互了解的意义交流。互动可以通过物的参与，在人与物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尽管社会互动理论在社会学中历来备受重视，并作为微观经验研究的重要指导框架，但它长期忽视两个关键问题：其一，互动的前提在于互动准入身份资格的确认；其二，物在人际互动的开启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针对这两点展开深入探讨，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互动理论体系。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将物质维度作为与人类维度同等重要的要素，补入社会互动的开端阶段”这一解决路径。通过聚焦于互动初始阶段中与身份辨识相关的物（下文称之为“身份物”），本文旨在分析这些物如何赋予互动以可能性，从而回应既有社会互动理论对物质面向的忽视，并将拉图尔所泛论之“物”置于更具体的微观社会情境中加以分析。

三、身份物的意涵与作用路径

（一）身份物的基本意涵

根据既有互动理论的内容，社会互动的发生可归纳为以下基本前提：至少两个或以上的个体参与互动；存在需要沟通与协调的互动意图和目标；一方的行动构成对另一方的刺激，另一方需对此做出反应，进而实现双方行为的协调；双方能够有意识地运用表意符号进行沟通，并能正确理解彼此的身体姿态与语言表达所承载的意义；互动参与者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习如何采取他人角色来行事，且双方必须相互承认各自身份，确认对方为互动的合法参与者。然而，若引入拉图尔的对称性思维重新审视社会互动，则可发现互动并非纯粹的主体间性过程，而是人与物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从“共同体”（Gemeinschaft）中基于纸币、宅地、牲畜等实物交换所建立的关系联结，到“社会”（Gesellschaft）中以劳动契约、现代婚姻缔结等“有组织的结合”为特征的互动形式，物质要素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介入（滕尼斯，2019:54、138-139、349-350）。在传统的熟人共同体中，人们处于近乎先天性的关系中，个体身份几乎被机械性地固定于社会结构中，因而日常互动通常仅凭外表辨识即可确认身份并顺利展开，无需复杂的开启程序（不过“脸部外貌”本身也可被视为一种“物”，下文将对此作进一步探讨）。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中，借用齐美尔的话来说，人与人之间缺乏先赋性关联，要构建有效互动，必须在更广泛的社会世界中划分明确的互动边界，并同时完成自我身份的证明和他者身份的辨识（Simmel,1908）。经由这种相互证成的过程，一个原本宽泛而匿名的社会场景才得以转化为边界清晰、参与者明确的具体互动情境，从而使有效的社会互动成为可能。

举例来说，两位素无关联的陌生人之所以能够以大学老师与学生的身份展开互动，并不仅源于他们能通过语言进行学术指导和交流。教师身份的成立，依赖于其完成系统的学术训练并取得博士学位证书，从而获得学校的正式聘任；学生身份的确认，则源于其通过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并获得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正是这一系列背后的人、事、物在制度框架下的协同运作，才使得现代教育中的互动得以可能。

由此可见，一方面，从无关联情境转化为具体情境互动的过程中，物通过清晰展示人的身份而发挥效用。不仅如此，在互动开端的身份准入环节，无关联情境因物的介入而构成“互动情境的转化”。例如，在空乘人员提供微笑服务这一情感劳动中（霍克希尔德，2020），制服、徽章等物品作为“情境触发器”，能够将空乘人员与旅客之间的互动从陌生人之间的普通接触，切换为一种处于“前台”的、关乎服务提供与安全权威的秩序状态。因此，微笑不再只是面部表情，而是在一系列物的支撑下，使情感劳动得以从个体经验转译为一种可被识读的组织实践。

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无关联情境中，个体通过出示一系列物件来展现其主体身份，从而获得入场资格。例如，一位学者在出席学术会议时，通过出示邀请函来确认其“受邀嘉宾”的身份；在返回住所时，通过出示门禁卡来验证其“社区住户”的身份。一言以蔽之，当个体处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需证明自己的某一特定身份时，他需要通过频繁使用相应物件来转化“此人是谁”的问题，即将身份转译成一种承载个人特质信息的物质实体，从而使得人的主体性能够通过标准化的方式得以存在和呈现。在此意义上，人与物共同构成了人的主体身份（刘鹏，2014）。可以说，物件的存在将个体的身份信息转化为一种他者能够理解和识别的实体，从而赋予人们参与互动的资格。本文称此类物件为“身份物”，即将人转译进入互动关系的物质实体。需注意的是，并非任何物都可被认定为“身份物”，其具体意涵乃根据具体情境而定，因此对那些本身并不需要参与互动的个体而言，所谓“身份物”并不会构成其主体身份。

例如，当我需要与一位素未蒙面的人碰面时，双方通常会事先约定见面地点。然而，即便有了明确的互动场所，对方于我而言仍是一般化的他人，我无法确保能在茫茫人海中将其认出。为了解决这个身份识别的隐患，我可能会提前告知对方我衣着的颜色或背包款式，以此作为相互识别的标识。当对方依据我的服饰装扮在人群中招手呼唤时，我的衣服和背包便成了将我从陌生人转译为“即将展开互动的对象”的身份物。

这里所讨论的“转译”，是由卡隆（Michel Callon）提出，后因拉图尔的传播而在社会学界广为人知的概念。拉图尔使用了铭刻、脚本、授权、构成等大量繁复的概念来阐述转译的机制（Latour，1994，1999，2005）。然而，由于拉图尔意图将“转译”构建为一个普适性的理论工具，致使该概念本身变得宽泛而模糊。要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具体领域，必须对其进行细化。若将具体情境聚焦于社会互动领域，那么“身份物”的转译过程至少可解析为以下几个环节：“主体定置”“信息的简化与复杂化”以及“人称区分”。

（二）身份物的转译环节

1.主体定置

尽管身份物可将个体转译进入互动关系之中，但这并不代表其外在于主体，与主体的运作无关；相反，它本身就是代表人之存在的物品。人们创造它们，必须先将自身的一部分主体性赋予物品，以物品的形式证成人的主体性。这是因为“我是谁”这件事不仅需要自己知道，还需要向其他人证明。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主体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时间变化并具有空间上的流动性。主体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混合的异质整体（Reckwitz，2020）。这决定了主体不仅需要自我、制度或规范的承认，还需要在具体互动中通过使用各种物件来实践和证成这种承认。因此，身份物首先需要将特定时空中的主体定置于该物之上。

当然，主体定置不是身份物本身就能发挥的作用，而是由社会进行的程序操作。例如，身份证必须经由相关机构人员办理发放。因此，虽然本文在上一节提出应将物本身视为行动者，但这并不表示物天然具有能动性。物的能动性——如同人一样——需要经过社会化的程序才能拥有。身份物的“社会化”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主体定置”过程。当身份物经历主体定置过程后，便会涌现出它自身的性质。以身份证为例，一旦办理完成，它发挥的作用便超越了发证者和持有者。根据法律规定，居民在办理出境手续、婚姻登记等情形中须出示身份证以验证身份，但在实际生活中，其使用情境远超出法定范围。当人们预订酒店、注册网络账号或预约医院体检时，都需要反复出示身份证或填写身份证号，否则便不具备相应的行动资格。这并非任何个人所能决定，而是身份物在经过主体定置环节后所展现出的自身能动性。

身份物的主体定置由社会进行，并且必然牵涉到社会承认，因此，并非单一主体自身能够完成。原则上，身份物最初的主体定置过程应将身份物所对应的主体排除在外。例如，个体首次申领身份证需以户口簿证明身份，而户口簿最初不可能由婴儿自行办理，必然由婴儿的监护人完成。这一例子表明身份物与对应主体间的不对称性：虽然社会先于身份物存在，但在互动关系中，身份物及其主体定置环节先于主体发挥作用。

然而，并不是只有主体因其流动性而需要定置，身份物本身亦然。身份物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自身的更新机制。身份物会在人的行动中不断得到再生，将人的变化转译为新的物质实体，并以新的面貌参与互动。首先，人的行动和活动会使其自身的情况产生新变化，这些变化将产生新的信息。其次，人的信息会被持续重新创造和生产，这使得身份物具有相应的使用期限。当个人信息发生更新时，人们在需要出示身份物的场合中也必须展示已更新信息的身份物。最后，这些新信息会被身份物背后运作的制度和系统捕捉，系统依据相关制度和要求执行一系列操作，实现身份物的信息更换，进而使整个身份物得以更新。例如，驾驶证的替换正是通过强制性的定期更新机制，将机动车驾驶者可能发生变化的信息（如户籍、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和违法记录等）重新编码并固化至新证中。这一过程确保了驾驶证的动态有效性，使其能持续、准确地反映持有者在物理和社会层面的实时状态。因此可以说，人是流动的，身份物也是流动的，身份物在持续证成流动的主体身份的同时，也被主体自身的变化重塑。

2.信息的简化与复杂化

尽管在“主体定置”的作用下，身份物在社会互动中可随人的变化而进行自我调适，然而社会的高度分化与个体化趋势还进一步催生了互动中的三重复杂性。一是情境的复杂性。当个体进入高度分化的社会场域与社交网络时，其所面对的信息与规则极其多元且不断变动，远超家庭、学校等相对同质和熟悉的情境，凭借既有的社会化经验难以完全应对。二是行动者的异质性。互动对象不再是身份明确的“熟人”，而是承担多重社会角色、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陌生人”，他们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化历程各不相同，导致互动规模扩大且充满不确定性。三是媒介的复杂性。互动依赖于身体姿态、文字、语言等象征性媒介，而这些媒介本身具有多义性与情境依赖性，使得互动在呈现和表达形式上差异显著，难以被简单化约。

面对上述复杂性，身份物发挥转译功能的首要方式是信息简化，即将繁杂多维的互动情境、行动者与互动媒介化约为承载有限信息并可被验证的物件，从而为人们在互动中达成身份共识提供标准化基础。例如，官印将官职及其权限化约为可视化的章记，通关文牒或护照则将个体的出身、旅行目的等状况转化为可识别的纸质凭证。这些做法都是借助纸、章、牌等物的形态在差异中寻求统一，通过信息简化来降低互动成本。

然而，身份物并非只用于化约复杂性。当人们无法面对面互动或深入接触，却又需要全面展示自我时，身份物反而会“增加复杂性”。简历即此种身份物。尽管被称为“简历”，但在工作情境中，它并非对职业信息的简约化处理，而是个体在面试官看不见的“后台”，对自身职业生涯、工作成就和技能等社会特征进行策略性筛选后，在求职这一“前台”表演出一个立体专业形象的方式。此时，简历作为身份物所承载的信息远比一次短暂会面所能传达的更为多元和深刻。除此之外，身份物不仅是个人信息的载体，还因其嵌入社会网络而存在多重解读的可能，例如贵族纹章在宫廷社交场合中，能同时反映出持有者的显赫家世、战功与联姻状况，这种社会关系的嵌入使身份物承载的内容更为复杂。

在不同的互动情境中，各类身份物所达成的效用不尽相同。有的身份物化约了各种复杂性，促使他人得以快速识别主体；有的则通过策略性地展示多层面信息，促使他人认知到主体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因此，一个身份物究竟发挥信息简化还是复杂化的效用，本质上是一个有待具体经验研究回答的问题。

3.人称区分

正如前文所述，在一段社会互动得以开展之前，个体会面临互动对象的准入问题。这意味着互动并非随意与某个无关个体展开，而必然发生在与一个或一群特定互动对象之间，相互承认也仅限于这些特定对象的范围内。因此，“我”需要从众多他者中准确识别出“将彼此当作主体”的“你”，从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并将其归为无关的“他”。

身份物在这一辨别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它是区分“我/你/他”身份的关键方式。首先，不同互动情境的准入条件各不相同，个体必须持有该情境所要求的通行证，才能被正式允许参与互动。因此，人们需要先依据制度或规定获取相应的身份物，该身份物可证明个体在特定互动场所中身份的正当性，持有并出示身份物是个体进入社会互动的第一步。其次，“我”不仅需要说明“我是谁”，还需要使拟互动的对方确认“你是谁”。只有当对方确认“我”正是他希望与之互动的“你”，而非无关的“他”时，互动才能继续展开。这就要求个体出示其持有的身份物，且身份物上所载内容（如姓名、证件照等）必须与持有者之间存在清晰且确定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不仅使个体可确认自身身份，还使对方可通过身份物信息与持有者之间的匹配来确认其身份。这一相互确证的过程使得特定的互动参与者得以被承认，进而初步构建“我”与“你”的关系，而那些无法出示相应身份物以证明自身身份的人则无法获得参与互动的资格，被排除在互动之外，成为与此无关的“他者”。

四、身份物的主要类型

虽然身份物通过“主体定置”“信息的简化与复杂化”以及“人称区分”的机制发挥转译效用，但由于日常互动场景各异，人们所使用的身份物类型多样，所以身份物实现转译的途径和方式也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从中抽象出相应的理想类型，以进行类型学上的讨论。

从互动理论的视角看，个体最初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形成身份与自我意识，其中的重要载体便是身体。身体具有独一无二的生物特性，能够通过姿态、表情、动作传递信息，因此身体的呈现本身即个体身份的某种表达。然而，身份并非一种固有的本质，它需要在社会环境中不断和身体之外的事物互动，并将这些互动经验内化，进而建构出社会身份。事实上，理论界已形成一种基本共识，即身体不仅是自然对象，更是主体存在于世界的根本方式，是其进入社会世界并与他人交往的首要条件，同时身体本身也是深度社会化的（梅洛-庞蒂，2001；布尔迪厄，2015）。因此，身份物的形成与身体和社会之间的持续互动密不可分，既依赖于身体的自然属性，也必须在社会互动网络中获得承认。但是仅凭这些尚不足以构成身份物，身份物之所以能被他人接受并认可，其正当性来源于制度的规范力量与文化的象征力量。一方面，正式制度确认与身份物相关的规范，促使人遵循；另一方面，文化则蕴含着与身份物相关的习惯，使人将其内化于心。因此，制度和文化是塑造身份物的两大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以“身体—社会”和“制度—文化”为坐标轴，大致区分出四种身份物的理想类型，如表1所示。

首先，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存在一类在共同文化习俗或信仰背景下被默认接受的“标识性身份物”。它们并非以证件或证明等正式制度形式存在，而是以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方式呈现，将个体的特定属性（如职业、阶层、文化归属等）转译为可被快速识别的标志，例如服饰和饰品。其次，个体可通过正式制度规范，获得具有权威性、能够标准化证明其具备参与社会活动合法资格的“凭证性身份物”，这则以身份证、护照等证件为代表。此外，人体本身，诸如人脸、体型等也可构成一类“外表性身份物”，它不依赖外部（例如法律）的授权，而是通过人体自身的外观特征，将个人本体特性直接且直观地转化为具有身份识别意义的载体。由于人的生物特征难以被剥夺或遗忘，在现代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个体独特的生物特征（如指纹、虹膜等）能够被编码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信息或生物数据，从而实现高精度的身份认证，这类身份物可被称为“生物性身份物”。

下文将进一步分析这四种不同类型的身份物如何通过转译发挥其作为身份物的效用。

（一）以符号彰显：标识性身份物

标识性身份物（如配饰、服饰、随身物品等）之所以能发挥辨识身份的作用，关键在于它们被社会文化赋予了特定的符号价值，从而使得抽象的身份概念在身份表达过程中被转化为可感知的、具体的符号。在众多标识性身份物中，服饰是最具普遍性和即时性的身份标识，几乎在所有社会场景中都不可或缺。服饰作为人的“第二层皮肤”，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的一种手段”（恩特维斯特尔，2005:2）。服饰具有物质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蔽体是其最基本的物质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服饰不仅满足穿着者的审美需求，还能在特定场合中通过材质、款式等传达出穿着者的身份差异。服饰早已超越遮羞、御寒和护体的原始意义而成为主体展现自我的一种符号（霍恩，1991:2-3；恩特维斯特尔，2005:56-61），并在现代社会中演变为社会身份的重要象征（Featherstone，1991:83-84）。例如，各类制服已在公众观念中形成一种集体意识，白大褂被视为医生作为“白衣战士”的象征，警服则代表警察作为国家权威的象征。

对服饰作为符号的分析，可从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展开（巴特，2016:1-2）。能指是服饰本身，作为一种物质实体，它是传递信息或意义的中介。所指则是从服饰中传达出的意义，包括年龄、性别、民族、阶层、宗教信仰等多个维度。服饰符号的意义生成正是在其能指和所指相结合的过程中得以实现。服饰由许多单元构成，如外衣、裤子、鞋子及其质地、款式、颜色等属性，其中某个单元或者单元组合的整体，即特定情境中整套服饰搭配所呈现的形象，都指涉个体的某种身份。若没有这些单元或其整体作为传递意义的中介，服饰便难以成为具有特定文化意涵的服饰本身。与此相应，服饰细节部分的改变或各细节的不同组合（如衣长变化）也会导致意义的转变。服饰各部分的组合规则是在社会文化习俗的影响下形成的。尽管同一服饰符号的所指与其意义之间的联系具有随意性，但在特定条件下，某些所指会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从而凸显为日常互动中识别他人着装的习俗。例如，穿着西装通常被视为出席正式场合的标志。人们通过具体的着装行为实现服饰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从而传递出自身的身份信息。

服饰符号会通过展示者的着装实践赋予观看者特定的心理印象或感知。在不同的互动场合、文化背景和历史阶段中，服饰符号承载着不同的身份内涵（Feinberg et al.,1992；Akdemir,2018）。在社会化过程中，基于与他人相处的经验以及社会文化所设定的规范和意涵，人们在互动之前就已形成对他人如何回应自身着装的预判。如果个体能准确预测他人反应，就会进一步希望通过服饰符号呈现的身份能够与他人所感知的身份相吻合，从而使互动顺利进行。反之，如果展示者和观看者对服饰的象征意义的理解存在分歧，就会导致互动出现问题（Roach-Higgins & Eicher,1992:5）。

（二）以法规授予：凭证性身份物

公民身份是个体在国家保护范围内进行社会活动的必要身份，这一身份将个人定义为社会的合格成员，并因此影响个体和社会群体的资源流动（Turner,1993:1-16）。拥有合法证件被视为公民身份的证据，这一过程通过法律赋予个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法律的功能在于实现社会利益，而社会利益则是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正常社会生活所提出的要求和主张，法律正是保障这些利益的重要机制（庞德，2009:45-52）。为适应个体社会流动的需求，并确保其在社会活动中能够正当地展示公民身份，国家通过颁布相关法律，强制性地收集公民个人身份信息，并由权威机构制作和签发相应证件，以用于识别公民身份。换言之，法律借助其强制力创造出凭证性身份物，以辨识个体的公民身份。这意味着，法律不但赋予人们获取身份物的权利，而且也是身份物能动性的重要来源，它具体规定了何种人在何种情况下，可向哪些合法机构或组织依法申请特定的法律身份物，这实际上设定了获取相应公民身份的门槛和条件。

法律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来影响社会运作。这些要求集中体现为行为模式中有关权力和义务的规定。法律的实行要求人们遵循法律规范所设定的行为模式，做出合法行为，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从而将行为模式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转化为现实。唯有如此，法律的功能才能得以发挥，法律本身才能得以真正实现（郭星华，2010:382-390）。总之，证件依托相应法律法规的实施而合法化，人们遵循法律法规，在相应的场合出示法律身份物，将公民身份转化为身份证、居住证、护照等证件，通过行使与证件相关的权利、履行与证件相关的义务来实现身份的识别。

然而，证件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由国家发明和授权，旨在明确公民和非公民之间的界限，并在法律的支持下为持证者提供身份证明和行动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相关单位也依赖人们出示证件呈现身份，来确认一个人是否值得信赖和被接纳。当人们依法出示证件时，首先会暂时脱离其在原有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地位，无论他/她的性别是男还是女，是属于流入群体还是流出群体。其次，在法律与规范所设定的检查过程中，个体被置于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在此期间，关于其身份（如“他/她是谁”“是否可以被接纳”等）的问题悬而未决，需根据身份分类作出判断。通过检查后，个体在社会结构中被赋予一个新身份，如公民、合法居民或外国访客等（Wang，2004）。只有完成这样的分类与评估过程，一个人的身份才能以法律身份物的形式得到识别。

（三）以观看辨识：外表性身份物

除了依据服饰、饰品等具有文化标识性的身份物进行身份认证之外，自古至今还存在另一种更为直观且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方式来识别身份，即对他人的身体进行“观看”。古代官府为抓捕逃犯所开具的“海捕文书”，在列明年龄、姓名等特征外，还附有逃犯的画像，即“画影图形”，以便官民辨识并将其缉拿归案。由于人脸、痣、胎记等身体特征相对暴露而非私密，因此在历史上这些特征常被作为通用的身份标识符。

根据拉康（Jacques Lacan）的镜像理论，人在婴儿时期无法区分自身身体与外部世界（Lacan，2014:441-446），所以人类对自我身份的认识最初便源于对身体的认识。但当主体进入公共环境，并将自身的身体暴露于他者的凝视之下时，原本私密的身体会被社会规训为各类“公共身体”。 于是，人们在公共环境中逐渐意识到身体成为被“观看”的对象，进而调整并“展演”自己的身体以呈现特定的身份。

此外，身体无法脱离社会互动而独立存在，身体部位或特征（如面孔）只有在被他人“观看”并得到相应反馈时，才获得其社会意义（Spencer-Oatey，2007:7-8）。正是在与其他社会要素的互动中，身体衍生出多样化的可识别身份。这种“观看”对观者而言是主动的。一方面，观者看到他人身体特征所展现出来的客观面向后，会根据自身的身份和认同来构建身体的意义。另一方面，在观看他人身体后，观者会将所获印象储存于脑海中，转化为对自我和他人身份的认知。这种“观看”是相互的，互动双方都借此理解彼此的身份。然而，人脸、体型等身体特征是动态变化的，使得对于这些特征的捕捉和认定面临一定困难。随着科技的发展，主观的“观看”已逐渐转换为对身体部位的测量、记录与分析，身体部位的身份作用已不再局限于“将人认出来”的初步识别，而是扩展至人与其生物特征如何关联的深度识别，而这正与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

（四）以技术读取：生物性身份物

尽管每个人都拥有多种身份，但“一个人是否是其所是”却具有唯一性。数字指纹、面部识别、虹膜扫描等生物识别技术依据预设的类别和逻辑，读取人体及其行为特征，对其进行认证或分类以确定个体身份。当一个人声称“我是张三”时，生物识别系统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个人是否确为其声称之人”？系统从个体身体中捕获独特的生物特征，通过技术将“活体”转化成数字代码并生成相应的识别模板。由此，这项技术将独一无二的身体转化成一种绝对的身份信息来源，使身份验证过程变为将捕获的身体数据与存储数据进行一对一比对的过程（Martin & Whitley,2013）。

但生物体本身并不天然成为身份物。指甲、头发、指纹等生物特征在过去长期无法作为身份识别的依据，如今之所以能够单独用于身份识别，是因为它们可被记录。指纹、虹膜等生物特质之所以能够以信息的形式存在，得益于控制论的提出和发展。控制论不只用于物体，而且指出机器生产不仅会产出物质产品，还会因环境变动产生新信息；机器的运作不只依赖动力，信息本身也能造就机器的运作。一方面，控制论不仅是对自动识别系统的设计，还关乎信息在环境与技术物之间的循环方式，这种循环使技术物的运作目的和方式（即信息）能够脱离人（郑作彧，2023b:103）。另一方面，若能将人类身体的所有变动加以数字化，从而转换成信息变量，那么人体便可被视为一个系统，与其他同样基于控制论的物质机器系统之间具备结合的可能性。控制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在于提出人类主体的界限并非既定，而是被建构的。此外，控制论还强调身体的实体是第二位的，而身体编码的逻辑结构才是第一位的（海勒，2017:257）。

自控制论兴起以来，人类被视为信息处理实体（海勒，2017:10），身体得以被建构为信息处理系统。人的存在脱离了固定的实体化定义，转变为可编码、可复制的信息形式。最终，人反而成为“技术物的养分”（郑作彧，2023b:110）。与此同时，人的各种生物特征也开始以数字化的方式脱离人体，作为信息独立存在(Van der Ploeg，2003)。由此，身体的边界被消融，身体和技术之间得以连接，技术通过将身体转化为信息的方式介入身体，身体及其部位也因此成为身份物。每个人的身体都变成可被储存和读取的信息，人脸、指纹、虹膜等原本专属于身体的特征被抽离并提取至大数据系统中，通过信息比对实现生物特征与个体之间的匹配，从而完成身份验证。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已成为常态，这也使身份识别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然而，现有互动理论大多仅聚焦于人类主体之间，既未能充分探讨身份辨识的机制，又未能关注到其背后物质基础所发挥的作用。

如果我们尝试从社会互动的物质维度出发，便会发现身份辨识实际上是借助“物”来达成的。本文把这种将人转译进互动关系中的物质实体称为“身份物”，并指出其具有以下作用机制。首先，身份物通过“主体定置”在流动中证成人的主体性，并同时保持其承载的内容始终贴合个体本身。其次，身份物将人所具备的信息进行简化或复杂化处理，以适应不同互动情境对复杂性的需求。此外，身份物也承担社会分类功能，通过划分“你/我/他”的边界，赋予个体参与互动的资格，同时将无关者排除在外。最后，尽管身份物遵循某些共同的运作逻辑，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类型差异，它们发挥转译效用的途径和方式也有所不同。

事实上，已有学者围绕身份物相关议题开展了一些经验研究。例如，柯林斯（2018）以历史社会学的路径分析了当今教育文凭的扩张如何导致职业或组织互动的门槛依赖于纸面证书。尽管纸面证书也属于“身份物”概念的经验指涉范畴，但该研究因偏向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未能对相关物件展开专门探讨，从而未能深入剖析“这些物件在互动初始阶段如何与人共同作用，并催生后续互动”这一问题。

本文旨在建立关于身份物的理论概念，对其进行理论界定，从而为经验研究提供一个可用的分析工具。在此基础上，后续研究可进一步从经验层面分析具体互动情境中身份物和人之间相互构成的完整过程，或探究身份物背后的结构性要素，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国家、市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例如，已有学者通过梳理不同国家和时期的户籍、护照等现代身份记录与认证技术的历史演变，分析这些物件如何在国家制度与警察实践中被建构出来（Caplan & Torpey，2001）。然而，本文受篇幅所限，仅策略性地聚焦于个体身份识别层面的身份物，未能对基于集体身份及其紧密关联的身份认同所形成的身份物展开深入论证（Taylor,1989）。因此，有关身份物形成的具体制度条件，如现代官僚体系的建立、安全国家的形成等，仍有待后续理论研究的进一步讨论。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中身份物的形态及其重要性并非一成不变。例如，现代意义上的凭证性身份物往往源于民族国家在边界管理与人口统计方面的治理实践，因此，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揭示此类身份物如何随着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形式的变迁而发生转型。此外，不同文化中的身份物意义也可能存在差异。在前现代社会，人名、族名、声望等往往比纸质凭证更具身份识别作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书记录已逐渐取代以往的口头和象征性记录形式（Clanchy,1993）。因此，后续研究既可通过比较不同文化语境下身份物的社会效用，揭示其普遍性与特殊性，也可进一步探讨文本性身份物与非文本性身份物在作用路径上的差异。

特别是在当前的数字社会中，电子身份证、二维码等新型身份物不断涌现，后续经验研究可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揭示数字技术如何改变社会互动的进场条件。既有研究对数字媒介环境中身份、互动与技术之间关系的讨论提醒我们，应进一步关注虚拟场域中社交媒体平台如何构成新的身份互动机制（Markham & Lindgren,2014）。而作为个体进入市场或获取服务的“身份化凭据”，诸如信用评分、平台实名等被企业或机构日益广泛采用的新分类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身份物”在平台经济或大数据环境下的延伸形态，后续研究可深入探讨不同市场情境中新型身份物的社会运作原理（Fourcade & Healy,2013）。

此外，身份物并非价值中立，而是可能承载着道德意涵，这提醒我们在剖析其历时发展与共时性作用机制时应保持警惕性与批判性。例如，身份证、护照等凭证性身份物就是如此。从个体角度看，人们需要凭借这些物质实体来证明自身身份，但从国家层面看，国家通过法律强制力获取公民身份信息，使得这些物质实体将鲜活的人还原为统计学和档案学意义上的数据，个体由此转变为被治理的人口，即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生命的档案化”（福柯，2018a，2018b）。能够被国家治理体系识别与接纳的个体才拥有社会互动的资格；反之，不符合要求者则无法被档案化和数据化，进而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Lyon，2009；蓝江，2020，2021）。例如，欧洲有大量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由于缺乏护照、身份证等身份证明物件或可登记的信息，他们被社会系统排斥，从而丧失了在社会维度上获得关照的可能。此外，身份物与主体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及其后果在日常生活中愈发频繁出现，尤其是“开具亲属证明以确认父母为直系亲属”这类“认物不认人”的情形，反映出现实社会存在的主体被排除问题。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中，身份物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对称性似乎逐渐加剧，甚至呈现相对主体而言更倾向于身份物一方的趋势。这一趋势背后的成因也是值得深究的议题。

最后，身份物与人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一方面，身份物的运作依赖于其与人体（尤其是感官）的连接，这使得目前的概念框架可能难以充分涵盖处于感官失灵状态的主体的身份辨识问题，例如视障者、听障者等群体是否以及如何通过物来证成身份。另一方面，当今社会出现了从“只有人”（only human）转向“不只有人”（more-than-human）的趋势，某些“物”因其具备一定程度的能动性而在社会意义上获得了“身份”（如虚拟角色）。受篇幅所限，这些现象有待未来研究探索。

总之，对社会互动中身份物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身份的建构与识别机制，还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关于人与物之间究竟呈现何种关系的问题，仍需更多的经验研究予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