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商朝历史，就读懂了美国！

郑重声明：本系列文章为基于“洪清宇宙”的历史架空创作，

描述的是发生在平行宇宙的故事，与现实无关。

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前言：后母戊大鼎的隐喻

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母戊大鼎，重达八百多公斤，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被誉为“青铜器之冠”。

该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殷墟墓，是商代青铜文化巅峰时期的代表作，因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字样，故以此命名。

如果将全世界出土的青铜器按照重量排名，那么前二十名估计全部属于中国，其中大多数来自商代的祭祀礼器。这既显露出商朝冠绝全球的青铜开采和冶炼技术，也反映出商代对于祭祀的痴迷。

将同时期其他人类文明梦寐以求的海量宝贵青铜资源，消耗在看上去没什么实际用途的祭祀之上，商朝人到底图什么？

作为商代祭祀用的礼器，后母戊大鼎不仅见证了血腥残暴的活人祭祀，也见证了人性与神性的永恒角逐。

鼎上各处的纹饰均各具特色，鼎身四周，铸有盘龙纹和饕餮纹，十分精巧。饕餮“贪如狼恶，好自积财”，常用来形容贪婪的欲望。鼎身四面交接之地，以扉棱装饰，扉棱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雕有两只猛虎，虎头绕至耳上部，大张的虎口里衔个人头，俗称虎咬人头纹，给人以恐怖的压迫感，显示出统治阶级的权威。

虎代表通天的神权，人象征被物化的生命。

二者结合，揭示了一个核心逻辑

——神权通过垄断人神沟通渠道，将人物化为维持统治的消耗性资源。

今日世界，资本将人异化为经济要素的底层逻辑，与三千年商朝将人物化的机制，何其惊人相似！

人类必须从资本异化之下解放出来，否则三千年前那个牺牲无数生命才被封印的噬人恶魔，又将重回人间！

前情提要：

根据1723年出版的《共济会宪章——内容最古老、最正宗、最尊贵的兄弟会之渊源、戒律、法规等》，简称《共济会宪章》，共济会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大洪水时期。但是这个源头并非诺亚方舟，而是大禹治水。

共济会的胚胎形成于东方，着床于欧洲，在美洲发育完成，这就是美国。

大禹治水是华夏文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治水经验总结而成的《洪范九畴》， 是华夏文明最核心的文件之一，可以理解为《华夏文明白皮书1.0》，也是理解“洪清宇宙”的核心密码。共济会的“上规下矩”标志，就是“洪范”。

大禹治水后，各方势力阵营彼此斗争，持续数千年，本质上都是按照本方的理解，践行《洪范九畴》的思想。因此而衍生出来的秘密组织，就是共济会，其宗旨是：

天下/世界秩序的守护者！

组织也许出自伟光正的初心，但由于组织在暗中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庞大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所谓共济会，就成为“肉食者联盟”的代称，为了门户私计蝇营狗苟的一帮精英，作为中国（中央集权政体）的对立面或者阴影存在。

治水五人天团的后裔，分别建立了夏商周齐秦五国，构成了中国上古历史的主线。然而还有一个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庞然大物，暗中操控这一切。这就是有莘氏，共济会的初代目。

“天下为公”的理想，与人性中的贪婪利己的私欲之间的永恒之战，从文明诞生之初就以开始，持续到人类文明的灭亡！

01 王权与神权的博弈开端

公元前1600年，在商汤灭夏的刀光剑影中，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

这场革命不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一场人性与神性之间的漫长博弈的开端。

商汤与伊尹（有莘氏）的结盟，是中国历史上王权与神权相互需要又相互制约关系的开端。

商汤作为商族首领，需要神权为其暴力革命提供合法性；

伊尹的背后，是有莘氏这个古老的金融神权家族，需要借助王权实现其政治影响力，将潜在的资源控制能力变现。

当商汤在桑林祈雨，以身祷天时，他或许不会想到，他对神权的妥协，将成为延续三千年的统治难题；在他的对立面，作为神权的代言人伊尹，将成为困扰他的子孙们最大的梦魇。

商汤代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也开启了后世困扰无数王朝开创者的永恒难题：如何塑造新生政权的合法性？

同样的难题，也困扰着屋大维建立的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的法兰克王国，最终他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相同的选择：君权神授。也同样为日后的帝国埋下了最大的隐患。

《尚书·汤誓》记载，商汤伐夏时强调“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表明他深知需以“天命”为革命正名。伊尹作为有莘氏培养的代理人，掌握着沟通天地鬼神的知识与技能，成为商汤获取“天命”支持的关键。

在商汤桑林祈雨的故事中，王权对神权的让步显露无遗。

夏末连年气候异常，成为商汤攻击夏桀暴政无道最好的借口。但商朝建立之后，并未像众人期待那样风调雨顺，而是陷入更为严重的连年干旱。

这就让人很尴尬了。

如果说气候异常表明夏桀失德，现在商汤当政，气候更加异常，那岂不是说明商汤更加无道？

思念夏朝渐成风潮，如不遏制，必将成为颠覆商朝的合法性危机。

商汤的祈雨手段层层升级，祭品变得越发珍贵，最终升级到人祭。

伊尹的人祭提案一出，立即被商汤否决，他决心以自身为牺牲，祈祷于桑林：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作为沐浴在华夏文明之光的有为君主，商汤一方面带有“以人为本”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必须与鬼神沟通以获得天命，产生了“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政治神学雏形：统治者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仪式中的大祭司。

其中蕴含着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

以人为本，以神为本，到底应当以哪个作为治国的第一性原理？

美国诞生，源于“山巅之城”的政治理念，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名义”，另一方面则诉诸于上帝，通过神圣化政治使命，来巩固统治合法性。

人与神难以弥合的深层矛盾，从一开始就被种下。

02 神在人间的代理人

治理国家和与鬼神沟通，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能力体系和资源要素，兼顾二者的跨界人才极难养成，这就使得通过神权代理人分担祭司职责成为一种刚需。

桑林祈雨，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博弈取得了惊险的平衡，但这种平衡需要极大的幸运成分，极难复制。

开国君主商汤逝去，博弈的天平向神权倾斜。

太子太丁死在商汤之前，继任两位商王外丙和仲壬，都在上任两三年内相继去世，商王仿佛成为最高危的职业。伊尹放逐太甲事件，更将王权与神权的博弈推向高潮。

伊尹作为四朝老臣，更重要的是作为神在人间的代理人，拥有废立君主的权威。因太甲“暴虐、不遵汤法”，伊尹将其流放于桐宫，三年后太甲悔过才得以复位。太甲复位的条件是，必须接受神权的规训。以此为标志，神权开始凌驾于王权之上。

与之类似，当一群共济会成员推翻了君权神授的王权，在北美创立一个没有国王的新兴政权，他们也为如何塑造政权合法性而苦恼。他们找到了一组抽象的原则：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反抗压迫，并将这组原则写在《独立宣言》当中，作为美国的立国之本。

表面上，他们废除了神权，但实际上，他们通过复杂的法律条文，庞大的政治和经济理论，构造了一个名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新神。

法院和银行取代了神殿，法官和金融家取代了祭司。

表面上天翻地覆，实际上纹丝不动。

美国最高法院和美联储都是希腊神殿造型建筑

新生的美国与共济会，也形成了相互需要的利益同盟：

美国需要共济会提供的金融支持，舆论构建与合法性背书；

共济会需要美国这个政治实体获得政治影响力，将其潜在的资源控制能力变现。

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其政治声誉，至少要在表面上、一定范围（初期仅限于白人男性）兑现其宣称的价值观；共济会隐身与暗处，核心关切唯有资本增殖，因此双方也存在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

这种矛盾，在美国建国初期就已显现。制宪会议的艰难筹备，宪法的难产，围绕奴隶制的争吵与妥协，最后以著名的“五分之三妥协”，艰难完成了制宪谈判。该妥协意味着联邦党同意奴隶制存续，但是将奴隶的实际人口乘以五分之三，以作为税收分配与美国众议院成员分配的代表性用途，以提升北方的地位。

但由于南方蓄奴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南方的议会席位占据优势，在内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南方人主导了总统选举、众议院议长人选和最高法院。

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打开了美国的地狱之门！

03 扩张红利下的脆弱平衡

太甲复位后，商朝进入相对稳定的扩张期。

青铜技术的成熟和贸易网络的扩展，为王朝带来丰厚的经济红利，暂时掩盖了王权与神权的内在矛盾。

神权的信仰，转换成资本的信用，带动商朝经济的快速发展。披上神权外衣的资本，成为经济的发动机。

考古发现显示，郑州商城遗址的青铜冶炼规模扩大，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制造工艺的高度发展，更集中反映当时手工业技术水平和时代的特点。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发现有为王室所专用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这些作坊中都有比较细致的分工，有世代从事生产擅长专精技艺的工匠。生产规模之大和技艺水平之高，是当时世界所罕见。农业生产规模相当大，种植的农作物有粟、黍、稻、麦等。畜牧业发达，饲养六畜，祭祀用几百甚至上千头家畜。由于出现了大量粮食剩余，酿酒业得到迅速发展。商人嗜酒的风俗开始形成。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货币数量的扩张，从原有的海贝，扩展到骨贝，玉贝和铜贝。

大邑商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建立了以礼器分配为核心的政治经济秩序，诸侯方国需以朝贡上交本国的特色产品，换取象征权力合法性的青铜礼器。

大邑商通过不断的技术更新，礼器式样和重量的更新迭代，以及诸侯随葬消耗，不断制造和扩大青铜消费缺口。以青铜礼器为媒介，诸侯对于大邑商的经济依赖不断加深，陷入了无形的债务陷阱，对大邑商予取予求。

随着祭祀规格的持续升级换代，神权系统在此过程中进一步专业化，出现了专业的神权（资本）代理阶层——贞人（神职人员）集团。他们掌握文字、天文和占卜知识，成为沟通天人的专业阶层。甲骨文中出现的贞人名号多达百个，显示神权已发展出完善的组织结构。

神权阶层的扩张，必然要谋求进一步的政治权力。

商王太戊时期，任用伊尹之子伊陟为相，发生了著名的怪树事件：

亳地有怪异的桑树和楮树合生在朝堂上，一夜之间长得有二手合抱那么大。太戊害怕，于是询问国相伊陟。

伊陟说：“臣听说过，妖魔鬼怪不能战胜有德行的人。大概是大王在治理朝政上有什么过失之处，所以才会出现妖魔鬼怪。大王如果善政修道，以德治民，自会免除祸害。”太戊听从他的话，怪桑树果然枯死。

怪树事件通常被作为一桩历史上的奇事逸闻，但这一事件揭示了神权阶层如何通过装神弄鬼，解释异常现象来操控话语权，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神权扩张的标志性事件。

表面繁荣下，矛盾正在积聚。青铜资源分配不均导致诸侯势力失衡，贞人集团对仪式知识的垄断，使神权逐渐脱离王权控制，形成独立利益集团。

甲骨卜辞显示，商王在出征、祭祀等重大决策中对神权的依赖加深，王权与神权的表面和谐，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激烈的斗争将浮出水面。

这段历史对应美国的西进运动时期。建国初期两党的激烈内斗，随着西进运动大大缓解。通过掠夺印第安人土地获得的惊人红利，调和了美国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北方工商业和南方奴隶种植园经济并行不悖地扩张，但是这种表面和谐，随着土地扩张到了尽头，双方开始围绕存量资源进行激烈博弈。

北方一方面陷入劳动力和原材料的短缺，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幼稚制造业要求提高关税，而南方不仅占用了大量土地和劳动力，而且为了获得商品要求降低进口关税，双方的矛盾日渐尖锐，最终引爆南北内战。

04 人祭与经济危机

从太戊的儿子一辈开始，围绕继承制度的争夺，连续九代商王（仲丁至阳甲）都处于内战当中，史称“九世之乱”。

传统史观将九世之乱归因于，“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两种继位规则冲突，但这只描述了现象，完全没有触及真正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你不能把南北战争爆发，归因为美国的民主代议制导致的两党之争。从建国开始到战争爆发前夕，两党斗争从未停歇，那为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导致了内战呢？内战爆发，本质上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九世之乱，表面是继承制度之争，实则是王权与神权长期博弈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

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建国初期形成青铜-奴隶贸易机制难以为继，可能是抓捕奴隶引发激烈反抗，使得经济成本大幅上升，也可能是生产无需扩张与诸侯消费力相对枯竭，导致了经典的经济周期现象：经济危机。

于是，王室与神权贵族围绕存量资源展开激烈斗争。

经济危机来了，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的经典处理措施：将牛奶倒进河里，消灭过剩产品，重启消费。

商朝的主打消费品是青铜器，不像牛奶那样易腐，生产多了大不了存在仓库里。但是用来采矿的奴隶就显得多余了。

养着他们还要消耗粮食，让他们无所事事，还要加派人手看管，搞不好还要逃跑和反抗，进一步增加管理成本。

也许此起彼伏的逃奴或造反事件，让奴隶主贵族们不堪其扰。

于是，面对经济危机，商朝体现了原教旨资本主义最冷酷的一面：

要不，我们把多余的奴隶都给杀了？

以后重启生产怎么办？

到时候再抓呗，反正羌人有的是！

如果要批量杀掉，奴隶们剩余价值不就白白浪费了？

作为取悦神灵的祭品，怎么能说是浪费呢？

以上想象中的丧心病狂的对话，我们看着毛骨悚然，商朝的贵族们，也不可能人人都是泰然处之。

特别是那些读了较多古代圣贤书，受到华夏传统价值观熏陶的部分王室成员和贵族，更是觉得三观尽毁。

更有野心家，看到了火中取栗的机会：让他们斗起来，斗得越凶，那我上位的可能性就越大！

05 商朝的宗教改革

如果联系商朝的青铜-奴隶贸易机制，神权资本带来的经济危机，《翦商》中提出的宗教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加合理解释：

发展模式的阶段性瓶颈以及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发社会矛盾加剧，由此成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索。

以神权和原教旨资本主义为代表，坚持人祭的宗教保守派，以及以王权和人本主义为代表，主张减少或废除人祭的改革派。双方各自抱团展开残酷斗争。

郑州商城末期考古发现三座反常祭祀坑：坑内整齐埋藏青铜重器，仅含极少量人兽骨头，与同期王室大规模人祭传统截然不同。这一现象在《翦商》中被解读为，某位商王（可能是太戊或仲丁）推动的宗教改革尝试——以“埋器祭祀”取代人牲献祭。

与此同时，王宫区的杀人产业链——头骨加工作坊被毁弃，在郑州商城壕沟，发现大量未完工的头骨加工半成品。充分浸润在资本主义的商族人，会充分利用每一分剩余价值，因此他们会把人骨加工成骨簪、骨镞、骨针等日常工具或饰品，并对外销售。这些产业在怀有人本主义的改革派看来，简直就是令人作呕的犯罪现场。

笔者基本同意宗教改革的观点，但改革派的经济基础需要做更深入的阐释：

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发，通过设置青铜器库存，来缓解经济危机的同时保存生产力，同时避免杀人，争取民心支持，从而宣称天命在我。

宗教改革被视为对贞人集团神权垄断的挑战，贞人集团随即宣称，改革违背“天命”，将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归咎于“废弃人祭触怒神灵”。

以有莘氏为首的神权保守派贵族，联合地方实力派方国（如仲虺后裔），在郑州西北14公里处建立小双桥新都，作为反改革基地。该遗址发现数十个“丛葬坑”，人牲数量远超郑州商城，且处决方式更残酷（如活埋、肢解后与兽骨混埋），通过炫耀性仪式处决的方式，刻意彰显传统神权权威。

在小双桥遗址，考古发现一座9米高夯土台，台基周围散布密集人祭坑。一处坑内埋有30具身首异处的尸骨，头骨朝向正东（象征“卯”刑），与青铜炊器、猪骨混杂，表明人牲曾被烹食——这种仪式性食人，是保守派对改革派的极端示威。

甚至很有可能，被吃的正是被保守派抓住的，改革派代表性人物。

这些被烹食的人骨，我们甚至无从知晓他们的名字，只能从这些遗骨感受当年那场斗争的残酷。

与此同时，保守派打破商朝已经形成惯例的父死子继继承传统，重提早期的“兄终弟及”旧制，扶持与神权集团联姻的旁系王子夺位，引发持续百年的“九世之乱”。

《史记》记载仲丁迁都后“弟子争相代立”，实为改革派（父死子继，王权正统）与保守派（兄终弟及，神权贵族支持的王室旁支）对王权控制权的拉锯。这场“百年战争”相当残酷，大量商朝的城市被夷为废墟，人口死于非命，生产被严重破坏。

九世之乱持续百年，根据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的总结，经济危机周期大约为12年，那么差不多每一轮经济危机，都意味着一轮内战的爆发，整整持续了九世。

06 神权资本的狂欢

九世之乱自然就是对应美国内战，美国内战正好处于铁路大跃进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夜。借助铁路和工业化力量，北方快速获得胜利，由此开启了工业革命历程，经济发展的红利，抚平或掩盖了社会内部伤疤，带动了美国从农业国发展为头号工业国。

商朝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青铜革命的潜力已经充分释放，下一次关键的技术革命——铁器革命，差不多要等到千年之后的战国时代才会开启，双方长期势均力敌，展开了一场长达百年的拉锯战。但由于大邑商的青铜技术代差，尽管内斗如此漫长而激烈，国势衰落诸侯不朝，但毕竟也没有引来外部敌人的入侵，使得他们最终还是自己收拾了残局。

在九世之乱的同时，也发生了频繁的迁都。在持续内斗的背景下，可以解读为类似北魏孝文帝的迁都动机：改革派摆脱神权保守派的掣肘，提拔依附于王权的新兴贵族，建立改革派大本营。

但是，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大邑商的经济基础，就是建立在丧葬祭祀产业之上的青铜-奴隶贸易体系，与商朝的宗教神学紧密相连，经济基础依赖神权提供合法性，神权也牢固根植于这一经济基础之上，无法根本铲除。只要经济基础不变，新兴贵族迟早会融入原有经济体系，成为神权保守派的一员。

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的腐败早就有目共睹，被有识之士诟病，也曾掀起过多轮宗教改革运动，全部都以失败告终。比如十四世纪英格兰由约翰·威克里夫掀起的宗教改革就被血腥镇压。究其原因，就是天主教与封建庄园地租经济相互适配，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共同体，不打破这一利益共同体，宗教改革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十六世纪在海外贸易构建的新经济秩序之下，宗教改革才终于成为燎原之势。

因此，商朝的改革派只要还在商朝经济体系之内，就不可能拎着自己的头发原地飞升。

商朝的改革派最终被扑灭，改革派人士遭遇血洗，下场恐怕都成了贵族人牲。商朝也从长期的战乱中恢复了过来。商汤之后的第十代子孙，第十九任商王盘庚，将都城迁至殷地（安阳）。

随着盘庚迁殷，王权和神权达到了新的妥协平衡，形成了凌驾一切的神权资本集团。在神权资本的推动下，商朝又迎来了一轮经济大发展，对外大规模军事征服炫耀武力，对内用大规模人祭宣誓神权。

他们用高价值商品残酷压榨各个诸侯国，无底线地汲取各国的人口资源，这些人口要么作为奴隶，要么残忍地杀害献祭给神。

他们也曾宣称要做得比夏朝更好，以人为本，天下为公，带领大家共同富裕，但实际上建立的是血腥恐怖的神权统治，无情践踏人的尊严和生命。

大邑商，终于变成了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

这也正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美国：

通过先进技术塑造军事优势，依托军事优势掠夺和控制战略资源，基于战略资源控制全球经济，再用经济优势收买全球优秀人才，保持技术优势。

曼哈顿的摩天大楼，正如庞大的后母戊方鼎，作为神权资本的奇观，成为无数人的精神图腾。

这一系列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表象之下，是遍布全球的经济殖民地，十四亿中国人996辛勤劳动输出廉价商品，千万非法移民打黑工供养，被资本抛弃的铁锈带，跌落斩杀线的中产阶级，统统都是对神权资本的献祭。

他们宣称“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实际上以自由之名掩盖罪恶，以民主之名发动政变，以人权之名制造杀戮，从上到下，人人都被异化为资本的奴隶。

商朝与美国，都被“泛共济会势力”夺舍，变成了神权资本榨取人类，以壮大自身的暴力工具。

（未完待续）

洪清宇宙系列（连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