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最顽固战犯黄维，1975年特赦拒绝台湾邀请：表示不想辜负任何一方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海峡两岸的关系逐渐回暖，一股探亲的热潮开始涌动。

许多在台湾的人们，希望能回到大陆故土看望亲人。同样，大陆这边也有人，希望能去对岸见见故旧。

就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台湾当局向北京方面的一个人发出了一份特殊的邀请。

这个人，名叫黄维。

他的身份不一般，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的黄埔一期学生，指挥过精锐的第十二兵团。

台湾方面开出的条件，可以说是诚意十足：只要黄维愿意赴台，将一次性补发他从1948年起，长达27年的“中将薪水”。

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

面对这份厚礼，黄维的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他摆了摆手，拒绝了。

他表示，自己去台湾，不是为了领钱，也不是为了什么官职。

此行只为两件事：第一，探望一下还在世的老朋友、老同事；第二，去蒋介石的墓前扫一扫，尽一份学生的本分。

最后，他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解释了自己的立场：不能辜”负”任何一方。

这句话，让两岸的人都陷入了沉思。

他一个在战场上兵败被俘的国民党将军，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待了27年，他口中的“任何一方”，究竟指的是谁？

他为什么又觉着，自己会“辜负”谁呢？

01

这事儿，得从1975年说起。

那一年3月，北京方面宣布了对最后一批在押战犯的特赦决定。

黄维的名字，就在这份名单上。

当他走出高墙时，已经是一个71岁的老人。

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等了27年。

跟他同一批被俘的那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比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早在1959年，也就是第一批特赦时，就已经重获自由，回归社会了。

之后的十几年里，陆陆续续又有多批特赦。

黄维却始终没能“上榜”。

原因很简单，他不愿意“认罪”。

02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27年里，黄维是出了名的“硬骨头”。

管理人员让他写“认罪书”，反思自己过去的错误。

他把笔一放，态度很坚决。他认为，自己没有“罪”。

在他的逻辑里，自己是职业军人，上战场是天职。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他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因此，他觉着自己的身份应该是“战俘”（Prisoner of War），而不是“战犯”（War Criminal）。

既然是战俘，就不存在“犯罪”一说，更谈不上“认罪”。

03

他不只自己不写，还看不惯别人写。

比如淮海战役的另一位指挥官杜聿明，在管理所里表现很“积极”，认真学习，写了不少反思材料和读书笔记。

黄维知道了，气不打一处来。

他公开指责杜聿明，说他没有军人的“气节”，为了早点出去，就忘记了自己的“忠诚”，丢掉了做人的“原则”。

那段时间，管理所里的战犯们，因为观念不同，还隐隐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像杜聿明那样，选择面对现实、接受新思想的人。

另一派，就是以黄维为首，坚持自己“军人天职”逻辑，不肯低头的人。

管理人员对他也很是头疼，因为这个人油盐不进，他的那套“忠义”逻辑，在他自己脑子里已经形成了闭环，外人根本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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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么一个坚持了20多年的人，后来又是怎么“想通”的呢？

说起来，转折点很有意思。

他不是被某个人“说服”的，而是被一件大事给“震动”了。

那就是五十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

消息传到管理所里，这些前国民党将军们，天天也在读报、讨论。

一开始，他们中不少人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态。

在他们这些“科班出身”的职业军人看来，共产党的军队，装备落后，还是“万国造”的杂牌武器，怎么可能跟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对抗？

01

毕竟，他们自己就是“美械”的受益者。

黄维指挥的十二兵团，当年就是全套的美式装备，是蒋介石手里最精锐的“王牌”之一。

可即便是这样的王牌，在淮海战役中，不还是被装备远不如自己的解放军给打没了？

所以，他们打心底里觉着，共产党军队这次去朝鲜半岛，无异于以卵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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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报纸上的战报，却一天比一天让他们看不懂。

志愿军在长津湖，重创了美军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

志愿军居然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路推回了三八线。

黄维这样的专业人士，心里是“门儿清”的。

他太清楚美军一个师的火力配置有多么强悍。

他更清楚，自己当年率领的美械兵团，在解放军面前是怎么一败涂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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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事一对比，给黄维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

这个冲击，比管理人员苦口婆心的20年教育，还要深刻。

他意识到一个问题：打仗，光靠武器装备是不够的。

志愿军能用那么简陋的武器，把美军打回谈判桌，这背后一定有一种他过去不理解，或者说不屑于去理解的“力量”。

这种力量，显然比他毕生信奉的“忠义”和“气节”要管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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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次从根基上，开始动摇了。

他怀疑，自己坚持了一辈子的“道”，也就是那套“忠于领袖”的信念，是不是从根本上就走错了路？

他所“忠”于的那个政权，为什么会败得那么干脆？

而他所“对抗”的这个政党，为什么又能爆发出这么强的战斗力？

从那以后，黄维那股“拧巴劲”，才算是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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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再是那个处处对抗的“刺头”。

他开始主动向管理人员要书看。

他开始认真研究他以前根本看不上眼的马列著作，研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他还主动提出，想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

管理所批准了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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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带到北京的街头，参观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他看到了拔地而起的工厂，看到了热火朝天的工地，看到了普通老百姓脸上那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这一切，跟他记忆里那个腐朽、没落、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形成了天壤之别。

据管理人员的回忆，黄维在参观过程中，好几次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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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想通了。

他意识到，自己这20多年坚持的，不过是一种狭隘的、脱离了人民的“愚忠”。

他终于承认，自己过去所捍卫的那个政权，确实是走到了尽头。

思想一旦转变，后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他开始积极配合，认真反思。

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他终于获得了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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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再把时间往前倒，倒回1948年的那个冬天。

在淮海战场上，他那12万人的精锐兵团，到底是怎么走向覆灭的？

这段经历，对黄维来说，可能比在功德林的27年还要憋屈。

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想去打那场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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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秋天，黄维正在武汉的“新制军官学校”当校长。

在国民党那堆热衷于捞钱、抢地盘的将军里，黄维算是个“异类”。

他不贪财，不好色，生活简朴，唯一的爱好就是钻研军事理论。

他觉着，强国之本在于教育。

他一心想把这所学校，办成中国的“西点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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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在他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淮海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催他赶紧带兵增援。

黄维还挺不乐意，回电报说军校事务繁忙，自己实在走不开。

这可把南京的蒋介石气得不轻，在办公室里大骂他“顽固”。

最后，还是黄维的老上级，陈诚亲自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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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知道黄维的“软肋”在哪里。

他没有谈战局，而是直接上升到了“忠诚”的高度。

他告诉黄维，眼下“党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委员长点名让你去，你如果不去，就是“背叛”，就是不忠不义。

“忠义”这两个字，是黄维一辈子的行为准则。

他扛不住这顶“不忠”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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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终还是妥协了。

但他还是跟蒋介石提了个条件，说自己打完这一仗，就得马上回武汉，继续办他的军校。

蒋介石满口答应。

黄维就是这样，一个满脑子“书生气”的将军，被硬生生地推上了淮海这个巨大的绞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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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12万人，是怎么一步步被围死的？

这才是整个故事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地方。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作战计划是在南京的“国防部”制定的。

负责制定这个计划，并且规划了行军路线的，是“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的厅长，郭汝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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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郭汝瑰，是当时国民党高层里，跟黄维齐名的“清流”。

也是出了名的不贪财、不好色，生活极其简朴。

据说，蒋经国曾经派人去他家“突击检查”，想看看他是不是装的。

结果发现，郭汝瑰家里吃的真是粗茶淡饭，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蒋经国大为感动，回去就向蒋介石报告，说郭汝瑰是“真正的革命军人”，绝对“可堪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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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他，也是信任有加。

可蒋介石和黄维都不知道的是，这位“清廉模范”郭汝瑰，是共产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级别最高的情报人员之一。

黄维拿着郭汝瑰“精心规划”的作战地图，一头就扎进了郭汝瑰为他选好的“口袋”——安徽宿县的双堆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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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民党高层，从上到下已经烂到了根。

到最后，扒拉来扒拉去，能让蒋介石信任的“清官”，居然只有两个。

一个，是黄维这个认死理、读死书的“书呆子”。

另一个，就是亲手把他推进包围圈的郭汝瑰。

黄维这个毕生信奉“君子”之道的人，最后就栽在了他最信任的“君子”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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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包围之后，黄维还想拼死一搏，组织突围。

这时候，他手下的第110师师长，廖运周，站了出来，“主动请缨”。

廖运周表示，愿意率领全师官兵，充当“先锋”，为整个兵团撕开一个口子。

黄维一看，危急时刻，还有这等“忠勇”之将，大为感动。

他当即拍板，把兵团里能调集到的坦克、大炮，都加强给了110师，让他们全力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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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呢？

廖运周带着他那装备精良的110师，气势汹汹地“冲”向了解放军的阵地。

刚一接触，连枪都没怎么放，整个师就调转方向，直接开进了对面的阵地，当场宣布起义。

原来，这个廖运周，也是一名潜伏多年的地下党员。

黄维的突围口子没撕开，自己的包围圈，反而被“自己人”从内部捅了个大窟窿。

12万大军，彻底成了瓮中之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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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到了最后关头，命运似乎也没打算“放过”他。

兵团弹尽粮绝，即将全军覆没。

黄维和他的副司令胡琏，决定分头乘坐坦克，做最后一次突围。

胡琏也算是“讲义气”，把兵团里仅有的几辆坦克中，那辆最新、性能最好的，让给了黄维。

他对黄维说，司令你坐这辆，马力足，突围的希望更大。

胡琏自己，则坐上了一辆相对老旧的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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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分头冲了出去。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胡琏那辆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老坦克”，居然一路磕磕绊绊，真的让他冲出了重围，最后跑回了南京。

而黄维坐的那辆“最新型”的坦克，刚开出去没多远，就在半路上……抛锚了。

黄维在坦克里急得直跺脚，眼睁睁地看着解放军的战士围了上来。

他就这样，成了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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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黄维在战场上的失败，不是输在战术上，也不是输在装备上。

他输给了他信任的“清官”。

输给了他倚重的“忠将”。

最后，还输给了一辆“不争气”的新坦克。

他这一辈子，似乎都败在了“识人不明”和“运气太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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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那种近乎偏执的“忠义”观，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要追溯到他的早年经历了。

黄维出生在江西贵溪。

他接受的，不是新式学堂的教育，而是传统的“私塾”。

私塾里教的是什么？

是《四书五经》，是“三纲五常”，是“君臣父子”。

“忠孝节义”这套儒家伦理，从他识字开始，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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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私塾毕业后，先是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后来，他听说了黄埔军校。

那时的黄埔，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是全国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熔炉”。

黄维也去了，成了黄埔一期的学生。

他的同班同学里，有徐向前、左权、陈赓这些日后共产党的杰出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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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中山舰事件爆发，国共两党的关系出现裂痕，黄埔军校的学生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黄维的选择，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以他的教育背景和思想观念，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校长”蒋介石这一边。

他的“忠”，不是对一个抽象的国家，也不是对广大的民众。

他的“忠”，是具象的，是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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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他的“校长”。

陈诚是他的“恩师”（黄维是陈诚“土木系”的核心骨干）。

他信奉的就是“士为知己者死”。

“校长”提拔了他，“恩师”关照了他，他就必须为这两个人“效死命”。

至于这个政权本身有多么腐败，老百姓的生活有多么困苦，这些似乎并不在他的“忠义”考量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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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也有理想。

在抗日战争期间，比如惨烈的罗店争夺战中，黄维指挥部队，打得非常勇猛，不怕牺牲。

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个人的“忠义”和“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是完全一致的。

可一旦到了内战，他的这种“狭隘的忠诚”，就让他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他只管自己要对得起“校长”，却忘了去想一想，他所保卫的，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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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这个人，又充满了矛盾。

他的老家是江西贵溪。

他有一个同乡，也是他的好朋友，名叫方志敏。

就是那位写下《可爱的中国》的共产党烈士。

黄维在年轻时，曾和方志敏一起，探讨过“救国理想”。

这说明，他并非没有接触过另一条道路。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他所理解的那条“忠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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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晚年拒领薪水时说的那句话：

“不能辜负任何一方。”

这句话，在经历了27年的风雨，看遍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对比之后，就很好理解了。

他说的“任何一方”，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

第一方，是蒋介石和陈诚代表的“国民党”。

这些人对他有“知遇之恩”。他去扫墓，是尽“学生”和“下属”的本分。

但他不能拿钱。因为他是个“败军之将”，27年都过去了，再拿这笔钱，是对他自己“气节”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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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是给了他“新生”的“共产党”。

共产党在战场上彻底打败了他，在管理所里关押了他27年。

但也正是在这27年里，让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他从一个“愚忠”的旧军人，转变成了一个认识到新中国成就的“新人”。

晚年，政府还安排他担任了政协的文史专员，给了他一份体面的工作和生活。

这份“再造之恩”，他同样不能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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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三方，可能就是他自己。

他这一辈子，不管是在腐败的国民党高层，还是在战犯管理所里，他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清白”和“原则”。

他的同乡方志敏，为理想献出了生命。

他自己，也为“忠义”这个理念，付出了27年的自由。

那笔“中将薪水”，就像一个尴尬的符号。

收了，他觉着对不起自己一辈子的“坚持”；不收，才是对他那复杂、拧巴而又充满矛盾的一生，最好的一个交代。

一个人，前半生信奉一套旧的准则，后半生又被一套新的现实所重塑。

当他年老时，他发现自己同时“亏欠”了这两方。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当口，他选择不拿那笔钱，或许是唯一能让自己内心归于平静的方式。

这不禁让人思考，当一个人的“忠诚”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对象时，他该如何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