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司令被俘参加长征，美貌妻子变卖家产千里寻夫，建国后当市长

1935年那个夏天，武汉搞了一场特别隆重的追悼会，排场大得吓人。

蒋介石那边也没闲着，亲自发来电报吊唁，那词儿写得是痛心疾首，说什么“痛失爱将”。

所有人都觉着这人肯定是为了“党国”尽忠了。

可谁能想到，就在这帮大人物给“烈士”烧纸钱、流眼泪的时候，这位正在享受香火的“死人”，其实活得好好的。

他正骑着红军特批的一头大骡子，跟在贺龙后面，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帮红军把那几门破炮打得更准点。

这人就是张振汉。

他是国民党正儿八经的中将师长，后来却成了红军长征队伍里唯一的“编外”将军；他是老蒋发誓要“格杀勿论”的叛徒，最后却混成了新中国的有功之臣。

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当他在红军那边“当俘虏”的时候，他那位才20出头的豪门老婆，竟然把家里的地皮房产全卖了，雇了一支庞大的骡马队，给“绑匪”送去了几大车的军火和西药。

这一波反常识的操作，现在的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

咱们得把时间往回倒一倒，看看那个改变张振汉命运的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

张振汉这人，那是保定军校出来的正规军高材生，眼眶子高得很。

在他眼里，红军那就是一群拿着梭镖、穿着草鞋的“泥腿子”，根本不算正规军。

哪怕他在湖北忠堡中了埋伏，被打得全军覆没，他的第一反应也不是投降，而是想给自己脑门上来一枪。

几年前张辉瓒被俘后被砍头的惨状，张振汉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当参谋长死死抱住他那只想自杀的手时，张振汉觉得天都塌了——与其被红军羞辱致死，不如给自己个痛快。

但他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局。

并没有什么公审大会，也没有羞辱打骂。

贺龙见他的第一句话不是逼供，而是吩咐军医：“此人不杀，先治伤。”

这一下就把张振汉整不会了。

要知道，那阵子红军穷得叮当响，连盐都吃不上，却拿出了比黄金还值的磺胺粉给他敷伤口；战士们在嚼草根树皮，却给他端来了热腾腾的白米饭。

这种宽容，有时候比子弹更有杀伤力。

贺龙后来见他的时候，也没摆什么架子，反倒跟他开了个玩笑，说看了他之前发的电报，问他不是要活捉贺龙吗，怎么自己跑过来了。

就这么几下子，一个职业军人的骄傲被打碎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好奇：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就在张振汉在红军队伍里经历“世界观重塑”的时候，远在长沙的张家，天也塌了。

官方的阵亡通知书已经送到了家里，追悼会也开了。

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劝张振汉的妻子邓觉先：你才20多岁，又是大家闺秀，趁年轻赶紧改嫁吧，这年头守寡那是死路一条。

但邓觉先是个狠角色。

这个17岁就能当排球冠军队长的女人，有着一般男人都没有的胆识。

她捏着张振汉辗转寄回来的亲笔信，做出了一个让整个长沙城都炸锅的决定。

她要把家当全卖了。

不是为了逃难，是为了去“资敌”。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弱女子，变卖了田产、房契、首饰，换回了盘尼西林、精良的手表、望远镜，还有红军最缺的御寒棉被。

她雇了20辆骡车，把仆人伪装成难民，自己乔装打扮，硬是闯过了国民党层层设卡的封锁线。

在贵州镇远，守兵把枪口顶在她脑门上盘查。

邓觉先面不改色，随手拔下头上的金簪，外加十块大洋，塞进守兵手里，谈笑间就把危机给化解了。

这批物资，对于当时极度匮乏的红二、六军团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的甘霖。

邓觉先当时说了一句话，特别通透：“国军打红军，红军打国军，最后吃苦的还不是老百姓？”

这格局，直接秒杀了不少当时所谓的“党国精英”。

而在红军队伍里的张振汉，也并没有闲着。

他没有当战俘的自觉，反而干回了老本行——教书。

红军缺乏炮兵人才，他这个保定军校炮兵科的高材生就成了香饽饽。

他给红军讲弹道学，讲怎么用拇指测距。

连萧克这样的高级将领，都搬着小板凳来听他的课。

在攻打龙山县城时，红军缴获了一门山炮但没人会用。

张振汉二话不说，亲自调试诸元，两发炮弹就轰开了城墙。

最让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翻越玉龙雪山时。

张振汉骑着骡子，连人带畜生滑向了万丈深渊。

如果是在旧军队，这种“俘虏”死了就死了，没人会管。

但几名红军战士想都没想，瞬间结成“人链”，硬是冒着掉下去的风险把他拽了上来。

那一刻，张振汉彻底服了。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这支队伍能从几十万大军的围剿中杀出一条血路。

因为在再这里，命是连在一起的。

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走完长征的国民党中将。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身体好，更是因为他的灵魂已经被那一路的风雪和热血彻底洗礼了。

在这个队伍里，没人把你当外人，除非你自己把自己当外人。

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真正的惊险才刚刚开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民族危亡。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张振汉布置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回国统区去。

让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声望，去做统战工作。

这无异于送羊入虎口。

蒋介石得知张振汉“诈尸”归来，气得拍桌子，下令“格杀勿论”。

这时候，又是他的妻子邓觉先站了出来。

她再次展现了惊人的社交手腕，硬是拉着二十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联名写保书。

再加上张振汉的老同学、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的暗中保护，蒋介石碍于情面，最终只能捏着鼻子认了，给了个虚职把他晾在一边。

这一晾，反而给了张振汉最好的掩护。

从此，上海滩和重庆多了一位长袖善舞的“富商”。

他表面上做生意，暗地里却是一条隐秘的红色输血管。

延安急需的通信器材、稀缺药品，源源不断地通过他的渠道流向北方。

甚至到了1949年，当解放军兵临长沙城下时，已经年过半百的张振汉再次披挂上阵。

但他这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劝和”。

他利用自己在湖南军政界的威望，游走于程潜、陈明仁等旧识之间，为湖南的和平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

长沙这座千年古城，因为有了他和无数像他这样的人的奔走，才免于战火的涂炭。

很多人在读历史时，总喜欢把人简单地划分为“黑”与“白”。

但在张振汉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复杂与人性的光辉。

他曾是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却被新时代的理想所感召；他曾想杀身成仁，最后却为了更伟大的信仰“苟且”求生。

正如他的老战友萧克将军后来评价的那样：“你的世界观是在长征的血与火里改造的。”

只要跟对了方向，哪怕曾经是死敌，也能并肩走到天亮。

1967年，张振汉在长沙病逝，终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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