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医生，我还能不能怀孕？” 张国福与无数家庭的生育抉择

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资料显示，在全球范围内，约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在人生中某个阶段经历不孕或生育困难。生育问题不仅是公共健康议题，更牵动着无数家庭的期待与延续。

作为全国知名的妇产科专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以下简称红房子医院）每天接诊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患者。在这里，许多人生的转折，并不发生在产房，而是在一次影像检查、一项医学判断之中。放射科主任张国福，正是站在这一关键节点上的医生。

会诊，张国福向一位被外院误判为“子宫纵隔”的患者解释病情，消除了患者一家的焦虑

二十年来，他深耕妇产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虽不直接“接生”，却一次次参与到是否迎来新生命的关键抉择中。也正因如此，患者私下里，给了他一个温暖而郑重的称呼——“送子观音”。

在张国福看来，生育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带来的不仅是女性身体层面的挑战，更是长期积累的焦虑、自我怀疑，甚至牵动整个家庭的情绪。“医生，我还能不能怀孕？”这是他在诊室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他已记不清，有多少人在这里流过眼泪。

因此，“给患者更好的安慰”，成了他行医中的一种习惯。除了专业判断，他总会多花一些时间解释病情，多说几句宽慰的话。在他看来，医生和患者更像是并肩作战的朋友、战友，是一起去战胜疾病的人。

从东北的黑土地到上海的红房子

从挽救生命到延续新生

2026年，是张国福学医、从医的第39个年头，也是他担任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放射科主任的第21年。回望起点，他走上医学这条路，并非偶然。

张国福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东北农村。彼时乡村缺医少药，医生要背着药箱去一户户人家看病。孩提时代的他常常远远望着，觉得那样的人“很神奇”，能把人从痛苦里拉回来。10岁那年，父亲因病过世，他真切地体会到疾病的残酷，也真正意识到医生这份职业的重量。“那时候觉得这个职业是很神圣的，家里又有生病的至亲，就想以后一定要当医生。”他回忆道，那份朴素而直接的敬意，成了他最初的信念。

1987年，他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影像专业（当时的名称为临床放射），成为哈医大第一批医学影像科班学生之一。本科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留校，进入黑龙江省肿瘤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工作。那时，他和不少医学生一样，也曾更向往临床，因为影像更像幕后，而临床医生才能直接地帮助患者。

直到1994年读研，他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方向——介入医学。这是一门即依托影像、也能直接参与治疗的学科：医生不是通过开大刀，也不是只靠开药，而是在影像的实时引导下，把精细的导管送到病灶位置，进行精准治疗。在现代医学体系中，它是与内科、外科并列的三大临床诊疗学科。

上世纪90年代，介入医学在国内刚刚起步。医院设备有限、条件艰苦，但年轻的张国福满怀热情。那些年，他参与了大量肝癌介入治疗，如肝癌的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食管及气管支架植入等。对许多无法手术、药物也无效的中晚期患者来说，这几乎是最后的希望。

每一场手术都漫长而辛苦。两三个小时里，医生要穿上二三十斤重的铅衣，戴上铅帽、铅围脖，站在射线下精准操作导管，这对体力和耐力是极大的挑战。尽管汗水浸透了衣背，但当看到患者术后腹水消退、黄疸褪去、回去就能吃饭了时，张国福心里充满成就感，“哪怕知道射线对身体有影响，也觉得值得。”求学阶段的一次次实践，让他真正理解了“帮助别人是一种快乐”的意义，也坚定了从事介入医学的决心。“从来没有过当逃兵的想法，越做介入，越坚定这件事值得我们去做。”他说。

2001年，在导师的建议下，他南下上海，进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后的3年，张国福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这座全国知名的综合医院继续深造，高强度的临床环境，使他的专业视野与能力进一步拓展。2004年7月博士毕业后，他进入红房子医院，从此扎根在妇产影像与介入领域，从挽救生命，走向守护新生。

年均数万例检查

构筑全国领先的妇产科专科影像与介入体系

红房子医院年均门诊量超百万，常年位居妇产科专科医院前列。在高强度门诊与复杂临床需求的背后，是一套高效而精准的影像与介入支持体系。

时间回到2005年1月，在结束科室轮转之后，张国福通过竞聘正式接任放射科主任。然而，当时的科室运行并不成熟：全科仅有6名医生，技术员不足，设备尚在更新，高需求的输卵管造影、介入治疗尚未全面展开。如何让放射科在高负荷的妇产专科体系中站稳位置，张国福决定先把业务量提上来。

转机，出现在医院引进首台多功能X线设备之后。新设备一就位，他明确目标：要把设备用好，多为临床服务。“自己先顶上去”是他当时最直接的做法。凭借早年在介入领域积累的经验，他主动承担起大量一线操作和门诊介入，带头做、反复做；同时通过流程优化和规范培训，逐步消除团队对辐射的顾虑，建立信心。同时，他将介入技术系统性地引入妇科急诊和复杂病例处理中，如开展超选择性血管介入新项目，用于剖宫产切口瘢痕妊娠、产后出血、宫颈癌化疗栓塞等治疗。逐渐地，科室的业务量和临床认可度都随之提升。

二十年过去，放射科早已完成人才队伍和设备体系建设。科室现有医、技、护等人员39名；配置三维数字乳腺机、数字化小C臂、CT、1.5T与3.0T磁共振、PET/CT等先进影像设备。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早期关键设备，Ultimax-i伴随科室建设持续发挥作用。自2005年引进首台以来，放射科累计安装使用11台，目前仍有4台在不同院区运行。

“对妇产专科来说，辐射剂量始终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在他看来，影像设备的核心价值，在于在保证诊断准确性的同时尽可能降低剂量，从而更好地保护女性健康。也正是在科室空间有限、业务量快速增长的阶段，这款多功能X线设备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高利用率与运行效率，为日常诊疗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支持。

随着体系成熟，放射科在质与量上实现跃升：高峰时期，无痛输卵管造影（HSG）年完成量近1.5万例，输卵管介入治疗超过5000例，疑难病例会诊量达5000余例，相关业务量稳居国内前列。此外，科室在传承与创新中，还自主研发器械，已获得5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其中“无创子宫输卵管造影通液器”，为妇产非血管介入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今天，红房子放射科在检查量、疑难病例处理能力及技术创新方面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通过持续开展学术交流与技术推广等活动，推动妇产影像与介入理念的传播和人才培养。

医学的核心是人

让善意在医患之间双向奔赴

随着技术进步和科室壮大，放射科的规模早已今非昔比。但在张国福看来，影像只是工具，介入只是路径，医学的核心始终是人。

“妇幼健康，关乎国家未来；一个孩子的到来，也往往牵动着一个家庭的希望。”进入红房子医院之初，张国福就清楚，自己身上担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被生育问题反复打击的患者和家庭。也因此，在影像诊断之外，他始终推动将介入治疗更多地用于解决患者的实际困境，尤其是为那些希望自然受孕的家庭争取机会。

在不孕症中，约20%—30%的病因与输卵管堵塞有关。相较外科手术，输卵管介入疏通在影像引导下完成，无需开刀、无需全麻，也不必住院，创伤小、恢复快，是一条相对温和却有效的治疗路径。

“这不是高难度手术。”张国福常对团队说，“但对一个家庭来说，如果反复跑医院都怀不上，而做完一次介入治疗就怀上了，它的分量远远超过技术难度本身。”

此前，一位多年不孕的女性前来就诊。检查结果并不理想，既有子宫畸形，又伴随输卵管严重问题。多家医院都给出“只能试管”的结论。但在充分评估后，张国福给出了克制而诚恳的判断：“机会不大，但不是完全没有。”最终，他为患者实施了输卵管介入疏通。手术结束后，这个病例很快被淹没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

后来的一天，一对父女突然出现在张国福的诊室。“张医生，我们是来感谢您的。”原来，介入治疗后不久，患者便自然怀孕，孩子已经出生。这位父亲手里提着好几袋亲手剥好的芡实，坚持当面致谢。这份朴素的心意，让张国福至今难忘。

“当时我已经不记得这个病例了，”张国福说，“但他们记得很清楚。”对他而言，行医的成就感，正是在医患之间这种双向奔赴的善意中，一次次被具象化。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场景不断出现。有人送来锦旗，有人留下一盒刻着“送子观音”的笔……在“好大夫在线”平台上，张国福已累计服务患者数万人，收到感谢信上千封；近几年，他还为接受输卵管介入治疗的患者建立微信群，累计病例接近1600例。群内哪位患者怀孕了，就在微信名字前加一颗红心，双胞胎就加两颗，这些细小却真实的标记，记录着医患之间无声的信任与回应。

如今，放射科那条并不宽敞的办公走廊里，锦旗一面挨着一面。39年的学医、行医生涯中，张国福始终站在影像背后，却一次次走进患者人生的关键节点。从肿瘤介入到妇产影像与介入，从挽救生命到延续新生，他的工作并不喧哗，却为无数家庭铺出了一条继续向前的路。

当患者把“送子观音”刻在笔上、写进锦旗时，他总会说，“其实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但他心里明白，自己最开心的，并不是这些物件，而是看到那些曾经愁眉不展的人，能够带着一份轻松和笃定离开这里。

医学无法承诺奇迹，但可以减少恐惧、守住希望。

而他，仍愿站在影像之下，看着更多人，笑着走出他的诊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