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海军战争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将美国的发展轨迹与大明王朝深度绑定,台下的美军精英们听得肃然起敬;而在我们的课堂上,明朝不过是教科书里几笔潦草的注脚,是“明末衰败”的刻板标签,是被清宫剧挤压到角落的历史剪影。
同一个王朝,为何在中西方的认知里,活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模样?
答案藏在清人耗时百年编纂的《明史》里,藏在被刻意删减的史料缝隙中,更藏在近代以来我们对自身历史的集体误读里。
明朝的军事硬实力,是碾压同时代欧洲的存在。当十六世纪的欧洲人还在费劲地把野战炮抬上战场时,十四世纪的明军早已玩透了步炮协同战术——大炮冲锋撕开防线,骑兵突击收割战局,这套领先时代两百年的打法,让蒙古铁骑再不敢轻易叩关南下,让安南叛乱俯首称臣,让西南诸部归心臣服。从北疆的大漠戈壁,到南海的碧波万里,从东海的日出之地,到西域的日落边陲,明朝的疆域版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日不落帝国”。更遑论屯门海战大败葡萄牙、料罗湾海战痛击荷兰舰队,一百四十年间,明军硬刚三大海上强国,打出了两百余年的海疆安宁,连伊丽莎白一世都要在信中恭敬地称万历皇帝为“伟大且极不可战胜的君主”。这样的军事霸权,教科书里何曾浓墨重彩?
明朝的经济话语权,是工业革命前的全球顶流。隆庆开关后,中国的丝绸、棉布、瓷器,以硬通货的姿态席卷世界。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半数以上流入中国市场,彼时的丝绸在欧洲堪比黄金,一件明式礼服能卖出天价,细腻的工艺让欧洲的粗纺布料黯然失色。德国学者在《白银资本》中给出的震撼数据,道破了明朝的经济地位:十六至十七世纪初,明朝GDP占全球三分之一。这份繁荣,不靠殖民掠夺,不靠鸦片倾销,只靠华夏大地的精工巧匠与商贸智慧。可在刻板印象里,明朝的经济,只留下“白银流入”的模糊概念。
明朝的文化影响力,是照亮欧洲启蒙运动的火种。意大利传教士漂洋过海而来,不仅要学汉语,更要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传回欧洲,让欧洲第一次系统性触摸到中国哲学的脉搏。伏尔泰曾直言,古代欧洲的荒蛮与中国的文明形成鲜明对比。而《天工开物》这部古代工艺百科全书,更是被英国历史学家直指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灵感来源。当欧洲的思想家们捧着从中国传来的典籍汲取智慧时,我们却在清宫剧的喧嚣里,渐渐淡忘了大明文化的璀璨。
明朝的外交格局,是以德服人的大国风范。郑和率领的庞大舰队,不是耀武扬威的侵略之师,而是和平交往的文明使者。两百多艘舰船、两万七千余人,七次远航太平洋与印度洋,到访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宝船长达一百四十八米,堪比现代航母的吨位,而当时欧洲最大的船不过几十米。苏禄国王访华病逝,临终前执意葬在中国,这是中非友好最生动的见证。这种“不称臣、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风骨,这种万国来朝的气度,与清朝丧权辱国的条约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可这样一个强大的王朝,为何会在我们的历史叙事里变得面目模糊?
只因清朝为了巩固统治,开启了一场长达百年的“历史篡改”。《明史》的编纂者们,刻意放大明朝的弊端,对其军事、经济、文化的辉煌轻描淡写,甚至抹去了明朝在东北设立一百八十多个卫所、在库页岛立碑定界的史实——这些足以证明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的铁证,就这样在史书里销声匿迹。于是,一个真正站在世界之巅的大明王朝,被扭曲成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当马蒂斯捧起明史,看到的是一个大国的崛起逻辑;当我们翻开教科书,看到的却是被删减的历史残卷。
如今,当我们重新审视明朝,不是为了沉溺于历史的荣光,而是为了找回那份被遗忘的民族自信。明朝的强大,不是虚构的神话,而是被篡改的真相。它告诉我们:华夏民族的骨子里,从来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风骨,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胸怀。
美国可以从明史里汲取智慧,我们更应该从被篡改的历史里,读懂真正的华夏力量。毕竟,那个不称臣、不纳贡,敢与世界强国硬碰硬的大明王朝,才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最骄傲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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