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发展 | 介于神话与历史之间

神话与考古的对话让我们得以超越真或假的二元判断，重构一部更具深度、更富魅力的中华文明早期“信史”——建立在物质遗迹之上、流淌在文化血脉之中的宏大叙事。

原文 ：《介于神话与历史之间》

作者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吴昭岳

图片 |网络

在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考古发现与远古神话的奇妙呼应，让我们得以用新的眼光审视神话。那些流传千年的传说实则是对远古集体记忆的折射与升华，其中，既有可被考古印证的史实内核，又有承载人文精神的象征外壳。正如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所言：“不是用考古发现去‘证实’古史传说，而是要以考古发现去‘检验’古史传说，分析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探源不是将历史与传说“对号入座”，而是对早期文明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心灵精神空间的多重印证。

考古实证：锚定神话的史实内核

神话细节并非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基于早期文明的实践经验。

在生产实践维度，大禹治水中“疏川导滞”“随山刊木”的细节，可在良渚与陶寺遗址中找到印证。良渚遗址发现的由三十余条水坝构成的超级水利系统，是在充分考虑山区与平原、流域上下游、古城内外的条件后乘势利导建设而成的，兼具防洪、运输、调水、灌溉功能。陶寺遗址的洪水导流系统进一步证实先民已掌握“疏导”的治水逻辑。这些发现表明，龙山时代晚期的确存在大规模治水的现实需求，大禹治水的史实内核是先民与水患抗争的集体实践。

在社会秩序层面，“尧天舜日”描绘的有序治理图景与陶寺都邑遗存高度契合。陶寺都城遗址规整的城市功能区布局与等级分明的墓葬，反映出公权力的分化与礼制的萌芽，证明当时已形成有序的公共治理体系与社会阶层分化。“尧禅让”“舜治世”传说的史实内核是贤能执政、民安物阜的文明图景，其背后映射的是早期国家有序形态的初步形成。

在文化认知领域，“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而作八卦”的传说，可从贾湖遗址寻到源头。贾湖遗址中龟甲多与石子同出，证明其占卜工具的性质，而龟甲上的契刻符号与伏羲“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八卦符号创造思路不谋而合。“尧帝观象授时”也在陶寺古观象台遗迹得到印证。由13根夯土柱、12道观测缝及三层夯土台基组成的建筑可通过观测日出方位划分出节令，与《尚书·尧典》所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形成呼应。由此得以窥见，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已然开始用符号系统记录自然规律，通过“伏羲画卦”等传说将这种认知行为故事化，其史实内核是中华文明“观物取象”认知方式的萌芽。

象征解码：神话的文明精神建构

即便剥离史实内核，神话仍能通过符号化叙事构建起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基因，具备不可替代的文化象征意义。

以人为本的生存伦理象征。不论是女娲造人、精卫填海、后羿射日，还是神农尝百草、后稷教稼穑、嫘祖缫丝织布，神明与圣贤始终以或壮烈、或质朴的方式护佑苍生性命、谋求群体福祉，无丝毫神权压迫色彩，这恰是以人为本的表征。贾湖、良渚、陶寺等遗址的主要遗存（农具、房屋、水利、粮食储备）均围绕人的生存命题展开，与古埃及、两河流域以神权建筑为核心的遗址形成鲜明对比。中华神话将“人”置于宇宙秩序的中心，而非神的附庸，成为后世“民为邦本”思想的源头，塑造了中华文明重视民生的价值底色。

多元一体的族群认同象征。“炎黄融合”传说讲述了炎帝与黄帝阪泉之战后部落融合、共同构成华夏族群基础的过程。探源工程则证实了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式的多元起源。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产生交流，最终各地文化向中原地区汇聚，被中原文化吸纳整合。所谓的“炎黄融合”记述早已不只是某次战争的结果，而是将多元文化融为一体的历史进程符号化，通过归宗炎黄构建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早期认同，成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来源。

秩序建构的文明自觉象征。共工怒触不周山和后续女娲补天的故事链条象征着中华文明在危机中重建秩序的自觉意识。考古发现，早期文明发展始终伴随秩序的破坏与重建：气候突变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各部落族群为争夺资源而战乱四起，对应神话中的“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一些文化就此衰落，而中原地区凭借多样化的作物种类及坚固的防御工事等最终幸存下来并重建秩序，对应了“补天”这一主动恢复天地万物平衡的实践。神话叙事传递出的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已然演变为中华文明应对危机时的文化动力，传承至今。

辩证统一：真实与象征的双重视角

理解早期文明记忆，需避免陷入“唯实证论”与“唯象征论”两类误区：不可将神话“对号入座”，忽视其符号化加工；也不可割裂神话与早期文明实践的关联，仅视其为文学创作。不妨将真实性与象征性看作神话承载文明记忆的一体两面——真实为“底色”，象征是“润色”。以女娲为例，牛河梁女神庙、马家窑遗址证实了母性崇拜文化的真实性，但对“抟土造人”的细节则无需考证有几分为真。对一个神化了的女性先妣的共同崇拜，是早期文明对生命起源的敬畏和对母性力量的依赖。可以说，神话的象征意义已远胜史实细节：“刑天舞干戚”诠释“猛志固常在”的抗争伦理，后羿射日则是对“制天命而用之”的理想化表达，比真有其事的历史更能凝聚认同。

探源工程证实的治水实践、礼制起源、自然认知、部落融合，是神话的史实根基。没有这些真实的历史依托，神话传说便成了凭空想象，失去了与现实的深层联结；神话的象征升华则让口耳相传的分散经验凝聚成文化意象。将无数观测自然规律的先民浓缩成“伏羲”，把融合的多元文化提炼为“炎黄”，使早期文明记忆突破时空限制，转化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基因。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虽未挖出大禹的耒耜或黄帝的宝剑，但它勾勒出神话得以诞生的真实历史舞台。神话与考古的对话让我们得以超越真或假的二元判断，重构一部更具深度、更富魅力的中华文明早期“信史”——建立在物质遗迹之上、流淌在文化血脉之中的宏大叙事。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3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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