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初中毕业后，我亲历的农村公社、大队与生产队时光

资讯来自；原创 老胡的岁月鎏金录 四川

1971年，我初中毕业，揣着毛主席“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的嘱托，回到了老家务农，正式成了生产队的一名社员。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苦是真的苦，但踏实得很，也藏着最纯粹的成长与欢喜。

那时候仁寿农村，应该是全国的农村，还是集体化模式。

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着生产，一层扣一层，各司其职，把村里的农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咱们仁寿当时正在修黑龙滩水库，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单位，管的都是大事情。

比如规划农田、组织大家修水渠，就是为了让更多田地能浇上水，不再靠天吃饭。

我记得我们公社就曾抽掉全社的劳力去修支渠，热火朝天的场面现在都忘不了。

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一般几个自然村合起来就是一个大队，相当于中间搭桥的角色。

公社的生产指令要靠大队传下来，生产队之间缺劳力、少农资了，也得大队来协调。

每天大队的广播筒子都要响几遍，要么通报哪个生产队进度快，要么表扬干活积极的先进分子，村里的大小事靠这个传得飞快。

最接地气的还是生产队，我们每天的吃喝劳作都围着它转。

队里有仓库、有晒谷场，每天谁去挖地、谁去栽秧子、谁去看晒谷，全由队长统一调度。

我刚回去的时候才十五岁，虽说也算个男子汉，但干农活完全是个生手。

拿起锄头挖地，没几天手掌就磨起了血泡，挑粪桶、担谷穗的时候，肩膀压得又红又肿，钻心地痛。

弯腰栽秧子更是熬人，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晚上躺床上疼得翻不了身。

但那时候心里憋着一股劲：既然回了农村，就不能拖集体的后腿。

疼了就咬咬牙忍过去，跟着队里的老社员慢慢学。

他们教我怎么握锄头才省力，怎么栽秧子才能栽得又直又匀。

大队的农技员也常来田间地头，教我们怎么给玉米、红苕施肥，怎么防病虫害。

慢慢的，我也就适应了。

没过多久，不管是挖地、栽秧，还是抢收水稻、晾晒谷子，我都能做得又快又好。

社员们都竖起大拇指夸我：“这塘婆婆，还硬是要得哈！干活路，还是很巴适得”。

短短一年时间，我不光把当地一年四季的农作物种植、管理技巧摸得透透的，也真正懂了三级集体组织的门道。

公社定大方向，大队协调保障，生产队把活儿落到实处，缺一不可。

其实当个农村汉子，讲究的就是“知、懂、会、用”四个字。

哪个季节种哪个庄稼，哪个时候施肥、哪个时候除草，都得掐着点来，一点都不能含糊。

就像我们仁寿，种水稻要赶在清明前后育秧，种红苕要等开春地温上来，这些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也得靠自己慢慢摸索。

而这些本事能施展开，全靠集体的支撑：公社规划好种啥品种，大队把种子、化肥协调到位，我们只管在生产队的安排下好好干。

最让人开心的还是丰收的时候。

每到秋天，稻田里金黄的稻浪翻滚，玉米地的包谷结得又大又饱满，红苕也在地里长得胖乎乎的。

公社的广播里会响起熟悉的歌谣：“公社是一颗向日葵，社员都是向阳花，葵儿磨盘大，花儿盛开，盘里颗粒满，咱们齐心协力干好社会主义的事业。”

这歌声顺着风飘到每个生产队，晒谷场上全是社员们的笑声，大家边翻晒粮食边摆龙门阵，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

现在年纪大了，再想起1971年在农村当社员的日子，依然觉得很珍贵。

那段日子让我明白，不管身在啥地方，只要肯下苦功、脚踏实地，就能有收获。

农村的天地确实广阔，在那里流过的汗、学到的本事，一辈子都够用。

那些在集体里并肩劳作的时光，那些丰收的喜悦，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