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道歉无效！解读2014巴以冲突背后的“护刃行动”

本文就来看看，2014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的“保护边缘行动”（也称“护刃行动”）。此次军事冲突，导致巴以矛盾急剧升级。

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道歉，但后续仍然引发了双方的重大伤亡，那这件事到底是如何引发的呢？

此次行动的起因是2014年6月，三名以色列青少年在约旦河西岸一处非法定居点附近被绑架并杀害。以色列方面声称两名嫌疑人是哈马斯激进分子，但并未提供具体证据。

哈马斯方面则否认参与此次绑架事件，并表示对此不知情。三名以色列青少年的葬礼举行几小时后，一名16岁的无辜巴勒斯坦少年哈德尔遭到犹太极端分子绑架并被活活打死。

犯下谋杀罪的六名犹太人后被以色列警方逮捕并关押。哈德尔的遗体被发现后，引发了东耶路撒冷民众对以色列当局的抗议和骚乱，随后抗议示威活动蔓延至巴勒斯坦境内的多个阿拉伯社区。

随着矛盾再次激化，时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了公开讲话，向遇害巴勒斯坦少年的家庭表示慰问和道歉。

然而事件持续发酵，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一些非法定居点的犹太定居者与巴勒斯坦民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和械斗。

以色列国防军在冲突中击毙了1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两名未成年人，并逮捕了数名巴勒斯坦示威游行的组织者。

7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加沙外围的几个巴勒斯坦社区，并重新逮捕了多名在2011年“吉拉德·沙利特换俘行动”中被释放的巴勒斯坦人。

一些敏锐的观察者可能会问：内塔尼亚胡既然已公开道歉，大概率是希望缓和冲突、压制国内激进民意，为什么以色列国防军仍然采取如此行动？

这里需要稍作说明：自本·古里安时代起，通过其在军政方面的一系列操作，以色列政府与军队之间并非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其国内军政生态更近似于两套并行的独立系统。

如前所述，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是本·古里安领导的“哈加纳”地下军事组织，因此本·古里安常借助政府与军队相互制衡。

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经常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因受民意裹挟而自行其是，以及诸如黎巴嫩战争中“民欲死战，军部先怂”的现象。

7月8日，无法继续容忍的哈马斯向以色列方向的城市发射了约100枚火箭弹予以还击。当时尚未完全成熟的“铁穹”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其中30枚，其余火箭弹击中了数个以色列边境城镇和定居点，为期七周的冲突由此爆发。

战争伊始，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行动开始前，以军发言人曾在推特上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即将在加沙展开代号为“护刃行动”的军事行动，旨在打击哈马斯，阻止以色列公民每日面临的恐怖袭击。

面对以方这种强硬行为，就连法塔赫的发言人都表示，此次行动是对全体巴勒斯坦人的宣战，强烈抗议以方指控巴勒斯坦人无故残害犹太人的说法，并声明巴勒斯坦将以一切合法手段捍卫自身权利。

这里存在一个常见误区：一些朋友认为，连法塔赫这种“走狗”都开始强硬表态，可见以色列此次行为有多么不义。但我们需要明确一点，与其说法塔赫此举是在捍卫所谓的民族尊严，不如说他们是“谁赢帮谁”。

法塔赫方面清楚地认识到，即将到来的“护刃行动”绝非2008年的“铸铅行动”可比。简而言之，抛开宗教纽带，中东地区内部或者说阿拉伯世界是一个极度崇尚强者、弱肉强食的世界。

想要加入“抵抗之弧”或得到其认可，必须先展示自身的战斗力。“抵抗之弧”不接受弱者，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在全球扶持代理人的资源与能力。对法塔赫这类骑墙派而言，无非是重新选择依附对象而已。

此次“护刃行动”中，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以色列南部定居点遭受火箭弹袭击的威胁，摧毁哈马斯的武器库等设施。

说白了，又到了周期性削弱哈马斯军事能力的时候，就像历史上金朝定期前往蒙古草原削减人口一样。

开战前十天内，以色列空军再次对加沙地带展开狂轰滥炸，哈马斯则以火箭弹和迫击炮攻势还击，双方对抗烈度不断升级。

但即便在此风雨飘摇之际，我们仍能看到内塔尼亚胡在尽力压制国内的极端化风向。这一点看似反常识：如今我们看到加沙战争的现状，常将内塔尼亚胡比作希特勒式人物。

但客观地说，作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裱糊匠”，就以色列国内当前乌烟瘴气的政治生态而言，内塔尼亚胡最多只能算温和派，或中间偏右的务实者。

“软弱”是伴随其整个政治生涯的评价。由此可以想见，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究竟如何。如果台上执政的是本格维尔这类激进分子，或是本尼·甘茨这类人物，人们才会真正见识到何为“生物多样性”。

言归正传，相较以往，此次冲突中哈马斯方面的手工火箭弹已呈现“量大管饱”之势。

“莱阳钢管”持续冲击着“铁穹”系统，但以军的轰炸仍给加沙地区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在十天的空袭中，约2290名巴勒斯坦平民丧生，其中不乏老弱妇孺。

7月18日，哈马斯拒绝了埃及方面提出的停火建议，内塔尼亚胡政府随即宣布已动员53500名预备役人员，正准备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

7月19日，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了87枚火箭弹，其中至少70枚落入以色列境内。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开始向加沙地带渗透，但遭到哈马斯的激烈抵抗。

以军最精锐的“戈兰旅”在行动中有13人阵亡。就在以军地面部队进入加沙的同时，一小股哈马斯武装人员通过地道潜入加沙隔离墙外围，迎面撞上以军驻营地与运输补给的车队。

短暂交火后，他们经由地道返回加沙城内。据以色列国内媒体报道，某家医院收治了51名以军士兵，其中7人重伤，15人中度伤残，8人伤情待评估，其余为轻伤。

随后，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单方面停火。后续多方证据显示，在双方短暂的地面交火中，约有70名以军士兵死亡。

7月20日，内塔尼亚胡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敦促加沙民众离开加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军高级官员公开抱怨，部队仍在使用上世纪60年代制造的M113装甲运兵车。

正是这种老旧装备导致7名“戈兰旅”士兵在一发火箭推进榴弹（RPG）攻击下阵亡。同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前往中东斡旋巴以冲突，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也将前往耶路撒冷，敦促双方停火。

真主党方面，纳斯鲁拉赞扬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抵抗，并补充说，如有必要，真主党将协助哈马斯的斗争。在日复一日的拉锯战中，以色列国防军与哈马斯打得有来有回。

8月1日，美国和联合国共同宣布双方同意停火72小时，但以军并未理会美国的表态，停火仅生效两小时后，以军再次炮击加沙南部边境的拉法口岸地区，造成至少3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

最终在8月5日，哈马斯与以色列国防军共同宣布同意停火72小时。然而，在三天停火期结束前三小时，哈马斯便迫不及待地向以色列领土发射多枚火箭弹发动偷袭，以军则以空袭回击，双方的拉锯战持续进行。

随后的日子里，局势陷入“停火—互相偷袭—谈判停火—再次偷袭”的循环。

相较于2008年，哈马斯的火箭弹攻势在烈度、密度和精准度上均有显著提升。加沙的民意也在以军一次次暴行中全面倒向哈马斯。

这也令人不禁疑惑：犹太复国主义法西斯是哪里来的自信，妄图通过高强度压迫与暴力迫使巴勒斯坦人民及周边国家屈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到了8月26日，激战不休的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多方面斡旋下正式达成停火协议。

相较于2009年的“铸铅行动”，哈马斯在此次战争中的实力提升有目共睹。虽不能说在战术上战胜了以色列国防军，但至少与以军展开了有来有回的拉锯战。

尽管其火箭弹攻势与2006年真主党的表现仍有差距，但在地面战斗中展现了远超以往的技战术水平，并借助地道网络打出了一系列类似真主党的防守反击。

而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则可谓打了一场“畏首畏尾”的战争，其伤亡承受能力较以往进一步下降，战斗意志与作战能力也日益衰退。

总体来看，“护刃行动”中表现出的克制，与其说是内塔尼亚胡稳健，不如说是“今非昔比”。作为“裱糊匠”，内塔尼亚胡清楚地认识到，哈马斯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意敲打。

但停火之后，以色列内部激进舆论的爆发几乎提前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此，我提出一点个人看法与观点，也算是对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现状的一种解构。

首先需要说明，本人绝非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但仅从该实体面临的外部地缘政治斗争角度而言，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内塔尼亚胡在实体内部的角色，恰似俄罗斯电影《危楼愚夫》中的主人公。

只有他和少数清醒者认识到实体内外面临的巨大压力，但其内部癫狂激进的民众与各怀鬼胎的反动派，却将口水与拳头指向这些清醒之人。

发泄过后，民众纷纷再次挤进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这栋看似温暖舒适、实则摇摇欲坠的大楼。

简而言之，这棵畸形的复国主义大树，其根部深深扎在仇恨与坟墓之上。以色列社会堪称现代社会中最偏执的群体之一：对国内少数群体如阿拉伯裔、非裔和亚裔的系统性歧视。

锡安主义与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哈瑞迪）的媾和与对立；立国之本的民主制度与“犹太人国家”属性本身自相矛盾。

这种写入基本法的矛盾，导致在实体内部占多数的锡安主义者眼中，周边所有国家，不论是敌对的黎巴嫩、叙利亚、伊朗，还是非敌对的约旦、埃及、沙特，都如同《指环王》中的中土世界。

以色列人是“精灵”，而其他民族则是“矮人”、“霍比特人”和“人类”，至于巴勒斯坦人则是“半兽人”，黎巴嫩和伊朗则是“强兽人”。

在之前我就已指出，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特拉维夫高层与周边国家之间本无核心矛盾；但如果从阶级叙事和民族宗教角度审视，核心矛盾就在于以色列不把他人当人看待。

空谈无益，建立于阴谋之上的政权，终将因不义而崩塌。

然而，内塔尼亚胡绝非《危楼愚夫》中那种理想主义的爱国者。其政府的大多数举措均基于现实立场，更多是为了自身利益与政治生涯。

内塔尼亚胡与沙龙一样，都属于少数能认清形势的人。但对于沙龙推动的战略转向，尽管实体内部不乏反对声音甚至更极端的抵抗，沙龙却能最终办成事；而内塔尼亚胡不仅无法做到，反而常被民粹浪潮裹挟，一次次动员预备役。

究其原因，沙龙的政治影响力足够强大：在这个军国体制内部，他有赫赫战功与遍布各界的亲信支持。而内塔尼亚胡既非军队出身，也缺乏强大的派系支持。

因此，无论是在立法权还是议会选举等一系列改革中，我们看到利库德集团上下都希望能再造一个“沙龙”，但就目前而言，内塔尼亚胡只能充当“裱糊匠”。

于是，内塔尼亚胡给出的应对之策，便是在强制的种族隔离基础上，辅以“切香肠”战术，逐步蚕食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让激进民意看到“政府有所作为”。

同时伺机通过小规模军事行动，打击遏制哈马斯、杰哈德等抵抗力量的发展扩张，但又保留一部分威胁，用以安抚保守或趋向保守的选民。

但这也不完全是“养寇自重”，因为以色列国防军确实不具备完全剿灭真主党、哈马斯等周边抵抗力量的能力。

正是在2014年战后这种战略僵持的态势中，面对以色列步步紧逼、边缘蚕食的高压，哈马斯不得不思考未来的道路。

要知道，加沙的地缘环境相较于南黎巴嫩地区更为恶劣，摆在面前的选择似乎只有两条：克服困难，走持久型战略威慑之路；或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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