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双烈女被逼殉节轰动天津，千余人送葬

文章来源：《皇上走了》；作者：章敬平

天津的中山公园里，有一块斑驳的石碑，上书《南皮双烈女庙碑》。岁月的风霜雨露早已模糊了这则碑文，但是，它的拓本在今天的拍卖市场上却要价不菲，追溯原委，不单单因为碑文的书写者赫赫有名，还因为碑文记载的故事已经载人了历史。

1916年5月14日，碑文中的主人公张立姑和张春姑，一对花季姐妹，服毒自杀了。这天夜里，她们吞食了煤油浸泡的火柴头，带着对逼良为娼者的仇恨，痛苦地离开了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逼死她们的是一个名叫戴富有的天津地痞。

如果不是父母逃荒，她们的生命永远不会和这个天津地痞有任何交集。逃荒到天津拉洋车的父亲，在失去洋车、家境陷入绝境之时，掉人戴富有布置的陷阱，连同她们姐妹一起落入万劫不复之境。

开始，妹妹张春姑去戴家做了童养媳。戴富有以提亲为名，用一纸婚约，轻而易举地将张春姑带回了家。

接着，父亲死了，戴富有趁火打劫，将张立姑和母亲哄骗到戴家。

当她们发现戴富有的真实意图，是将母亲改嫁，将她们姐妹卖到妓院，她们毫不犹豫地逃离了戴家。不肯善罢甘休的戴富有伪造了两份婚约，行贿了法官。枉法裁判的法官判决张氏姐妹归还戴家。

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当这道屏障不再属于张氏姐妹，她们选择了火柴头。她们将火柴头上的磷刮下来，堆成一堆，而后用煤油一泡，吞人腹中。

在底层社会，这样的死讯，具有强大的口水传播能力。张之洞的儿子，还有其他迁居天津的南皮达人，在宗族观念的支配下，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当时的"天津高等法院"，迫于民意，改判了此案。

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为平息众怒，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厚葬双烈女。虽然《南皮双烈女庙碑》开篇就已点明皇帝已经退位了，皇帝时代的烈女观念还是鼓舞了天津城的达官贵人。据说，出殡那天，军乐队开道，随八抬大轿参加葬礼的政界要员、社会名流不下千人。

当时的盛大场面，我们今天的想象力已经无法复原，可以确知的是《南皮双烈女庙碑》的显赫，碑文的撰写者，是清末东三省总督、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碑文的书写者，是辛亥革命之前当过"部长级高官"的清末大书法家华世奎;碑文的篆刻者，是天津议员中小有名望的篆刻家张寿。

名家出手的《南皮双烈女庙碑》，是"南皮双烈女案"中最引人注目的符号，被当时的人们当作达官贵人赋予弱女子的殊荣。而我却觉得，围绕着碑文的名家，也是杀死张氏姐妹的"凶手"。正是因为献给烈女的赞歌，正是因为贞节之类强加给女人的成见、习俗，一部分女人在事关贞节的时候，才会受制于世俗法，毫不犹豫地谱写"生命诚可贵，贞洁价更高"的悲歌。

日后贵为大总统的徐世昌等人，虽然没有加害于张氏姐妹，却通过他们对"烈女"这个名分的歌烦，间接促成了张氏姐妹的死。日后，他们还通过对张氏姐妹这一对榜样人物的激励，间接杀死了一堆躺在贞节牌坊之下的女性。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那个天津地痞戴富有妄图诱骗拐卖的不是一对姐妹，而是一双兄弟，不是让一对姐妹去卖淫，而是逼一双兄弟去做苦力。结果会怎样?即便一双兄弟不堪命运的摆布自杀了，会在那个时代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么，会被追授为"烈士"么，会受到徐世昌这样的达官贵人、华世奎这样的书法名家的宠爱么?

他们，那个时代的权贵名流，通过《南皮双烈女庙碑》这个符号所表达的，不是他们对张氏姐妹生命的尊重，而是他们对"烈女"这个象征节操的符号的珍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两个卑微的生命的逝去，对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人们，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贞节"作为封建道统的一部分，似乎是不可怠慢的。

《双烈女》剧照

说什么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只是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法学家的观念，一般大众，全然不知。张氏姐妹死后不久，《双烈女》就上演了。1949年，北京市政府为了配合消除娼妓运动，还请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新凤霞重演了《双烈女》。再之后的1980年代，《双烈女》又一次被搬上舞台。我不知道，随着时光的推延，人们对烈女的尊敬是否有所变化。

前两年去天津出差，四处溜达，寻找《南皮双烈女庙碑》的时候,我在想，当年的徐世昌、华世奎等人，在为碑文忙活的时候，会不会私下里嘀咕:这两个姑娘，真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