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皇上走了》;作者:章敬平
天津的中山公园里,有一块斑驳的石碑,上书《南皮双烈女庙碑》。岁月的风霜雨露早已模糊了这则碑文,但是,它的拓本在今天的拍卖市场上却要价不菲,追溯原委,不单单因为碑文的书写者赫赫有名,还因为碑文记载的故事已经载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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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14日,碑文中的主人公张立姑和张春姑,一对花季姐妹,服毒自杀了。这天夜里,她们吞食了煤油浸泡的火柴头,带着对逼良为娼者的仇恨,痛苦地离开了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逼死她们的是一个名叫戴富有的天津地痞。
如果不是父母逃荒,她们的生命永远不会和这个天津地痞有任何交集。逃荒到天津拉洋车的父亲,在失去洋车、家境陷入绝境之时,掉人戴富有布置的陷阱,连同她们姐妹一起落入万劫不复之境。
开始,妹妹张春姑去戴家做了童养媳。戴富有以提亲为名,用一纸婚约,轻而易举地将张春姑带回了家。
接着,父亲死了,戴富有趁火打劫,将张立姑和母亲哄骗到戴家。
当她们发现戴富有的真实意图,是将母亲改嫁,将她们姐妹卖到妓院,她们毫不犹豫地逃离了戴家。不肯善罢甘休的戴富有伪造了两份婚约,行贿了法官。枉法裁判的法官判决张氏姐妹归还戴家。
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当这道屏障不再属于张氏姐妹,她们选择了火柴头。她们将火柴头上的磷刮下来,堆成一堆,而后用煤油一泡,吞人腹中。
在底层社会,这样的死讯,具有强大的口水传播能力。张之洞的儿子,还有其他迁居天津的南皮达人,在宗族观念的支配下,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当时的"天津高等法院",迫于民意,改判了此案。
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为平息众怒,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厚葬双烈女。虽然《南皮双烈女庙碑》开篇就已点明皇帝已经退位了,皇帝时代的烈女观念还是鼓舞了天津城的达官贵人。据说,出殡那天,军乐队开道,随八抬大轿参加葬礼的政界要员、社会名流不下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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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盛大场面,我们今天的想象力已经无法复原,可以确知的是《南皮双烈女庙碑》的显赫,碑文的撰写者,是清末东三省总督、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碑文的书写者,是辛亥革命之前当过"部长级高官"的清末大书法家华世奎;碑文的篆刻者,是天津议员中小有名望的篆刻家张寿。
名家出手的《南皮双烈女庙碑》,是"南皮双烈女案"中最引人注目的符号,被当时的人们当作达官贵人赋予弱女子的殊荣。而我却觉得,围绕着碑文的名家,也是杀死张氏姐妹的"凶手"。正是因为献给烈女的赞歌,正是因为贞节之类强加给女人的成见、习俗,一部分女人在事关贞节的时候,才会受制于世俗法,毫不犹豫地谱写"生命诚可贵,贞洁价更高"的悲歌。
日后贵为大总统的徐世昌等人,虽然没有加害于张氏姐妹,却通过他们对"烈女"这个名分的歌烦,间接促成了张氏姐妹的死。日后,他们还通过对张氏姐妹这一对榜样人物的激励,间接杀死了一堆躺在贞节牌坊之下的女性。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那个天津地痞戴富有妄图诱骗拐卖的不是一对姐妹,而是一双兄弟,不是让一对姐妹去卖淫,而是逼一双兄弟去做苦力。结果会怎样?即便一双兄弟不堪命运的摆布自杀了,会在那个时代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么,会被追授为"烈士"么,会受到徐世昌这样的达官贵人、华世奎这样的书法名家的宠爱么?
他们,那个时代的权贵名流,通过《南皮双烈女庙碑》这个符号所表达的,不是他们对张氏姐妹生命的尊重,而是他们对"烈女"这个象征节操的符号的珍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两个卑微的生命的逝去,对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人们,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贞节"作为封建道统的一部分,似乎是不可怠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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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烈女》剧照
说什么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只是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法学家的观念,一般大众,全然不知。张氏姐妹死后不久,《双烈女》就上演了。1949年,北京市政府为了配合消除娼妓运动,还请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新凤霞重演了《双烈女》。再之后的1980年代,《双烈女》又一次被搬上舞台。我不知道,随着时光的推延,人们对烈女的尊敬是否有所变化。
前两年去天津出差,四处溜达,寻找《南皮双烈女庙碑》的时候,我在想,当年的徐世昌、华世奎等人,在为碑文忙活的时候,会不会私下里嘀咕:这两个姑娘,真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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