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被一盏油灯“点亮”的防伪妙计，是真的吗？

文│曹春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这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1932年某日，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正在冥思苦想国币怎样防备敌人伪造。忽然，青油灯上一点火星掉在他的羊毛衫袖口上，顿时一股带点羊膻的烧焦味冲入他的鼻腔。他精神为之一振，高兴地自言自语：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在制造钞票纸的纸浆里秘密加点羊毛，不就可以防止伪造了吗？这个故事经口口相传、形诸文字，很快就成了秘闻鲜料，不仅为各类出版物、影视作品所青睐，而且被当作真实史料融入学术论文。若问故事出处，有人甚至抬出钱希均——既是毛泽民爱人，又是国家银行工作人员的权威人士，说就是她亲口对来访者讲述的。

毛泽民于1943年遇害，钱希均也于1989年病故。死无对证，谁能反驳这个故事是假的？其实，认真起来，我们还是可以辨其真假。且不说一本18万字的《钱希均革命回忆录》（《钱希均回忆录》，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编者为钱之养女周幼勤。）中，没有只字挨到上述故事的边，单看当年是怎样解决印制国币所需纸张的，就能明白个八九不离十。

1975年6月，曾在中央印刷厂工作的瑞金籍老人刘先昆（一作焜）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印刷厂那时有30多人，曾印过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种票子。印刷纸是用120磅的道林纸，一大张纸印20张票子。”（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时期》（下），1978年内部版，第1228页。）

苏区时期，经上海地下党组织介绍到瑞金中央印刷厂工作的印刷技术工人马永年，1983年回忆道：印《红色中华》《斗争》，纸张用的是土制毛边纸。油墨也用土法制造，拿烟囱灰和锅底灰与桐油一起调和制成。而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钞票和军用地图，纸张是道林纸。这些纸张和油墨都是从白区运进来的”。（马永年：《回忆中央印刷厂和中央印钞厂》，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编：《印刷职工运动资料》第3辑，1986年6月内部版，第47-48页。）

刘先昆、马永年两位当事人的记忆，有李沛群为之坐实。1931年春就任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上闽西交通站站长的李沛群，在1980年秋对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干部忆及一次“小插曲”道：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成立后，国家银行要大批印发纸币，党的苏区中央局通知我们到香港去买10令“钞票纸”（每令500张），当时汕头没有“钞票纸”卖，我们到香港去买。由于缺乏社会常识和历史知识，不懂得分批、分别去买，结果被香港卖“钞票纸”的商人问得几乎无法回答。商人问我们：“你们买这么多的钞票纸干什么？汇丰银行每次只买一令、半令，用不着这么多的呀。”后来我们转（改）口说：“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国民党政府准备迁都洛阳，今后在内地交通运输不便，所以想一次多买些。”最后我们还是只买了一令。这件事对我们是一次很好的经验教训。（李沛群：《关于中共中央交通局从上海到闽西苏区的交通路线情况》，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红色交通线》，2009年1月重印内部版，第87页。）

所以，几十年后李沛群对此事还记忆犹新。

印制国币所需的纸张既然都是从白区输入的120磅道林纸（机制纸），那就不存在在苏区制造印钞纸的问题，又怎能于纸浆中掺入羊毛？至于近年来某制墨企业为着将其墨品与苏区文化挂钩，就说他们的先辈在做墨汁时添加什么神秘东西，帮助国家银行解决了印钞所需油墨问题，也不过是新编“故事”而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

（银行博物馆藏）

当年国家银行有没有制造过印钞纸，殊难肯定。目前仅见曹菊如的回忆：“1932年初，开始筹备纸币的印刷、设计和绘制图案，收购雪花皮制造钞票纸，向白区购进油墨及其他必须的材料”。（曹菊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工作的部分情况》，《回忆中央苏区》，第338页。）这段话只是表明国家银行试行过收购雪花皮以制造钞票纸。雪花皮是一种植物的皮，有较长的纤维，且带点胶汁，为造纸的好材料，却不易多得、尤其是源源不断。（笔者记得瑞金有种俗称“骨浆叶”树的树皮，具有“雪花皮”特征。据说制一种极薄而柔韧的绵纸，要在打纸浆时用到它。）再者试验得出的产品适合印制国币否，曹菊如的回忆并没有给出答案。很可能是不合用，不然也不用千辛万苦从白区购入道林纸，而且必须是120磅规格的。

退一步说，即令毛泽民“发明”的掺羊毛防伪说实有其事，那也没有实际意义——为着验真伪把国币点火烧后，这样的残票还能用吗？更何况没根没据试烧国币，这是破坏法定货币的行为，为国法所不容。

这件事告诉我们，发掘、整理、研究、宣传苏区金融资料，一定要老老实实去做，脚踏实地，有一说一。不要希图用编故事、打哑谜的虚假功夫，去谋一己一时之利。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