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的军事家：乾隆帝如何在地图上“遥控”战争

不曾御驾亲征的“十全老人”

乾隆帝自称“十全老人”，这来源于其自封的“十全武功”。不过，与在统治期间同样发生了众多战事的康熙帝不同，乾隆帝基本没有“御驾亲征”过，甚至也极少在战争期间亲临现场视察，但与康熙帝相似的是，乾隆帝非常渴望获得战场的相关信息，而前线指挥官奏折中附带的地图显然能极大地满足他这一愿望。不仅如此，乾隆帝通过地图获得他所需要掌握的战场信息之后，还非常渴望能通过地图和文本来向前线指挥官发表他对军事作战的意见。虽然在对军事行动指手画脚的同时，他会强调，希望前线指挥官要“因地制宜”，不一定要完全遵照他的意见，但从相关文字的措辞来看，他实际上非常渴望看到前线指挥官能按照他的意见策划军事行动，并最终获得胜利。有时可能因为路途遥远，他通过地图提出的指挥意见成为“马后炮”，但他依然希望看到前线指挥官在获胜之后顺带表达出皇帝的意见与前线指挥官意见的不谋而合，似乎这样也就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曾“御驾亲征”，他也就能够心安理得地将这些“武功”归于自己。随着岁数的增长，以及经验的积累，乾隆帝对于军事指挥的自信心也越来越大，到了后期，他经常在阅读了前线指挥官绘制的地图后，毫不客气地对指挥官们的军事指挥提出批评，进而不容置疑地要求指挥官按照他的部署进行战斗，甚至对福康安等名将也是如此，完全是一位非常自信的有着“十全武功”的帝王。

虽然上述描述带有贬义的色彩，不过话说回来，乾隆帝的这种“骄傲”也确实有着一些资本。他对通过地图了解和指挥战争的渴望，使得他非常强调前线指挥官要尽快并及时地将前线的相关信息通过文字以及地图向他汇报，在文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乾隆帝毫不客气地责备一线指挥官未能及时向他绘呈地图。与此同时，乾隆帝确实也很会阅读地图，至少可以认为通过长期的实践训练，乾隆帝非常容易获取地图上所呈现的地理信息，并与相应的文本加以对照，由此获得对战场态势的把握。不仅如此，“十全武功”涉及的战争往往持续一年甚至几年，这就需要乾隆帝在处理其他同样重要的国家事务的同时，还能对战事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记住战事过程中绘制的众多地图和文本所传递的重要信息，并能基于这种记忆，迅速对战事的变化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些都需要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以及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的“奉献精神”。这些都是常人难以达成的，至少他之后的清朝诸帝在这些方面就远远不如他，当然这种能力在中国古代皇帝中也是不多见的。

还要说明的是，与今人所认为的军事战争中使用的那些大比例尺的，对地形地势以及重要地理要素进行了详细绘制，通常被列为秘密和机密的地图不同，从留存下来的与军事战争有关的古代地图来看，古人在作战时使用的地图与其他类别的地图并没有本质区别，通常类似于山水画，甚至更为粗糙，以至于在现代人看来，这类地图只能被用于大致了解山川形势、道路分布，很难被用于精密的战场指挥。但这样的军事地图的长期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很可能与冷兵器作战不太需要精密的指挥有关，而且从欧洲地图的发展脉络来看，军事地图的精密化与兵器的不断进步导致的作战方式的变化确实存在密切关联。

纸上谈兵：地图上军情与上意

清朝与缅甸早有接触，早在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追击逃入缅甸的永历皇帝时，就曾率兵进入缅甸。缅甸被迫将永历帝送出后，清军撤出，此后清朝与缅甸的关系较为一般。

乾隆初年，缅甸原来的东吁王朝逐渐衰落，其木疏土司瓮籍牙乘机起兵，自立为缅甸国王，建立贡榜王朝。贡榜王朝对外执行扩张政策，一度称霸中南半岛，并不断向清朝的云南边境拓展。最初缅甸王朝的小规模侵扰，并未引起清廷及地方政府的重视，直至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缅军数千人大举侵犯云南普洱府，云贵总督刘藻命云南提督达启派总兵刘德成、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分兵堵御，双方才正式发生冲突。

战争之初，刘藻指挥有误，导致战事失利。大致过程是：十二月十九日，进攻九龙江一路的清军攻破缅军兵营一座；二十日，进攻橄榄坝一路的清军攻破缅军兵营六座。但二十一日，清军进至猛往的时候，突然遭到缅军的伏击，不仅军队的辎重被抢走，而且“游击明浩被贼镖伤，参将何琼诏等不知下落”。清军于是派出军队前往救援，但据二十四日上报的情形，参将何琼诏等已经战死。可能由于措不及防，或者由于“贪生怕死”，清军将领向乾隆帝提议应当回到普洱府驻扎防守。最初乾隆帝同意了这一要求，但在阅读上呈的地图后，乾隆帝对刘藻上报的战事情况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主要就是地图与文字所描述的橄榄坝和小猛养之间的相对位置并不相同，乾隆帝将其提出的质疑标注在地图上，送回给刘藻，让他“另绘详细清图，注明贴说呈览”。此后，刘藻屡战屡败，不久乾隆帝革去刘藻总督之职，继续“留滇效力”，受到责罚的刘藻最后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三月三日夜，忧惧自刎。

刘藻被革职后，乾隆帝调杨应琚为云贵总督，负责云南军务。乾隆三十一年四月，杨应琚抵达普洱。九月，杨应琚奏称缅甸境内的“木邦”土司希望向清朝投降，于是他派人前往缅甸境内搜集情报“将地方广狭，道路险易，暗行详细绘图，到日进呈御览”，且将这些资料和地图作为后续进攻缅甸时的参考。不久，他将搜集到的情报向乾隆帝进行了描述，并绘制有地图，即“缅甸幅陨辽阔，南通外洋，所辖土司二十余处，人民亦众，建城阿瓦地方，又名三江城。由永昌前往，有水陆三路可通，间有险要之处。木邦、蛮暮二处，为缅甸门户，又系伊属下最大土司。缅甸自瓮籍牙篡位，伊子孟洛、孟毒，诛求无厌，各土司早已解体。闻天兵平定莽匪，缅人甚为畏惧。又据永昌文武官禀称，探事夷人陆续回禀，木邦因前定九月内归顺内地，恳请发兵，早为临境保护。今已近期，天朝谅已出兵，该酋已将缅匪差来监视之人杀害，恳请天朝大人，迅速发官兵到境等语。臣已一面调拨，豫备镇营官兵三千余名，前赴附近木邦之内地土司遮放地方驻扎。俟伊等前来，即便受降。又查蛮暮地方亦与木邦相埒，距阿瓦城不远，该处为入缅要隘，又居止游，颇称险要，因知木邦已经投顺，亦愿来归。是缅匪之地愈蹙，控制更自无难。臣于九月十二日起身前往永昌，察看情形，如果易于集事，即当乘机妥办。倘木邦归附之后，缅甸亦有向化之机，自知悔罪，将召散擒献，臣自当请旨办理，断不敢草率，上廑宸衷。并将缅甸舆地形势，绘图贴说呈览”。乾隆帝看到杨应琚搜集到的情报以及地图之后，认为有当地土司接应，对缅甸的军事行动应当很快就可以获胜，于是“欣悦览之，伫俟佳音”，对杨应琚提出了表扬，即“所办甚好，木邦蛮暮，远在边陲，今皆怀德畏威，输诚内附，该督亲往受降，顺夷情而绥远徼，深为嘉悦”，并认为其军事部署当“胸有成竹”。

《永昌府入缅京道里图》

从文字描述来看，杨应琚根据搜集到的情报绘制的地图应当主要表现的是从永昌府前往缅甸京城的地图，图中重点描绘的应是交通路线以及沿线的土司分布等，但这幅地图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有一幅清光绪年间（1875—1908）的《永昌府入缅京道里图》，虽然光绪年间距离乾隆时期稍微久远，沿线土司名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地图所描绘的整体形势与杨应琚的地图应当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这幅地图为绢底彩绘，图幅39×168.5厘米，简要绘制了从云南永昌府至濒临“南海”的缅甸国都仰光的交通路线。图中虽然没有标记方向，但永昌府被绘制在了地图左侧，仰光在地图的右侧，因此该图大致左北右南，需要注意的是图中缅甸国都的四门都标记有方向，其中左侧的门注记为“东”，因此该图的方向是比较示意性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地图的特征。该图底色为浅黄色，山脉用形象的山形符号绘制，有些山上还绘制有树木，山顶涂以蓝色，山底涂以浅黄色，其余部分涂以绿色；河流用浅绿色双曲线绘制；永昌与缅甸的交界线，用一条在永昌境内渲染有红色的深红色线条绘制；道路用浅黄色虚线绘制；聚落大都用涂以褐色的正方形符号标识；缅甸境内的木邦、猛密司则用带有四座城门的城垣符号表示；永昌府城勾勒了城垣轮廓，并绘出了七座城门以及城楼，较为写实。地图右侧详细绘制了缅甸的都城，其不成比例的占据了图幅的三分之一。从图面来看，该城由三重城郭构成，最外层的城郭绘制以黄色的木栅栏，城门四座；第二层城郭，用蓝色砖垣符号绘制，城门四座；最内层的城垣用红色砖垣符号绘制，城门两座；详细标绘了城墙之间的众多建筑；用少量文字对都城的各部分进行了简要介绍，如“外木城周围约二十余里”“砖城高三丈零，周围约八九里”“内红砖城周围约二里”以及“缅王居处之所”等。地图左方永昌府城左侧的文字记录了从永昌至缅甸国都的距离，即“由永昌府至缅甸城，约二千五百四十余里”。

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乾隆帝的意愿进行。最初清军确实取得了一定胜利，杨应琚志得意满，轻信木邦、蛮暮等土司愿意内附的承诺，并派人向缅王宣称清朝已调兵50万云集边境，如若其不降，即发兵进讨。但不成想，缅甸国王并未屈服，反而派兵数万，沿大金江溯流而上前来作战。此时，清军已经攻占蛮暮、新街，其中新街位于铁壁关外，濒临大金江，为中缅互市之所，边贸繁盛，战略地位重要，由此顺江而下，数日可达缅甸当时的首都阿瓦。新街军事位置重要，但清军守卫力量薄弱，且颇为轻敌，缅军乘船突至，清军力战两日一夜，众寡悬殊，最终不得不突围，由小道退回铁壁关。缅军数万尾随而入，直逼陇川虎踞关。

面对这一重大失败，杨应琚为了避免乾隆帝的斥责，谎报军情，但乾隆帝通过阅读其上呈的地图，感觉到杨应琚似乎存在谎报军情的嫌疑，提出“杨应琚等办理缅匪一事，种种舛谬之处，已降旨明切饬示，由六百里加紧驰谕矣。兹复按阅地图，再四审度，愈觉该督等前后所办，其大不是，实出情理之外，不胜愤懑。该督前奏蛮暮等投诚时，已令其薙发留辫，并将我兵驻扎新街，占据地势，则此两处，皆为中国版宇，而两处降附之人，即同内地人民，自当加意守护，扼其险要，以为进兵之地。前此新街小挫，尚意其不过偶然失事，我兵仍驻守其地，以图剿贼，而其后乃称退至楞木，渐且止及铜壁、铁壁二关。今按图详阅，楞木距新街，已隔猛英、高里二土司之地，而二关则并在我界内，我兵既已退回，则是蛮暮、新街，早已弃而不守。其两处地方，现在作何着落？降附之人，或尽为缅匪戕害，或复为缅匪胁从，该督屡次奏折，总无一语提及！若此两处尚隶内地，何以不照前在彼驻兵，转退至楞木以内；设仍为缅匪侵占，其地已复为贼有，又何以有请赏给贸易之语！矛盾支离，殊不可解。又如该督两次所奏，杀贼万余，是我兵威业已大振，纵不能即乘胜直入，深捣贼巢，亦当及此克捷先声，复进据蛮暮、新街，搜逐贼匪，更不应退回内地矣！看来该督迩日所奏，皆系听信绿营粉饰，全非实情。即从前所称受降诸事，亦不过诡语铺张，希图耸听。今则破绽自露，虽欲掩饰而不能尽掩，岂公忠体国大臣所宜出此乎？”大致就是，杨应琚之前将新街大败谎报为“小挫”，让乾隆帝认为新街依然为清朝所有，但乾隆帝通过后来杨应琚上报的情况和地图才发现，清军已经退守到远离新街的楞木。而且之后同样是通过阅读地图，乾隆帝进一步发现，“李时升，始由楞木退至铁壁关，复由铁壁关退至杉木笼；朱仑，亦从户腊撒退至陇川”，也就是大部分清军实际上都已经“渐次退回内地”，而这必然是因为前线发生了大败，由此也就与之前杨应琚等声称的“楞木之捷”显然存在矛盾。在震怒之下，乾隆帝对杨应琚及其下属给予了严惩，不过后来乾隆帝“念其病后神志昏愦”，对其免予重罚，但同时认为“看来此事，断非杨应琚所能办理”。

于是乾隆帝不得不派遣“明瑞补授云贵总督，驰赴永昌接办”，并且认为杨应琚所绘“莽匪缅匪等图，合之前后奏摺内，所开地名，多有图中所未载。即二图道里，形势方隅，亦未能悉合”，因此将杨应琚绘呈的原图交给明瑞，要求他“确核该地情形，另行总绘一图贴说进呈，并将现在情形，自永昌至普洱沿边一带关隘，及内地与缅匪莽匪接界处所，并道里远近，详晰注明，以便披览”。

不过明瑞依然“重蹈覆辙”，其在开始的时候一度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后来因为不熟悉地形，孤军深入，后续的援军迟迟不发，被缅军围困，最终战死。明瑞战死后，乾隆帝命傅恒赴滇经略兵事，同时任命阿里衮、阿桂、伊勒图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这次乾隆帝虽然调集了一批名将，且同样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因为“瘴气”等因素，最终也只是与缅甸和谈，达成协议后撤军。

还需要提到的是，在与缅甸交战过程中，由于了解到与缅甸相邻的暹罗被缅甸所属的“花肚番”所破，并最终被缅甸吞并，乾隆帝希望了解暹罗及其与缅甸之间的道路和距离等信息，“粤东岙门等处，向为外番贸易之所，该国商船，来往必多”，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帝要求当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留心察访，该商内晓事之人，询问该国近日实在情理，该国王现在何处，及暹罗至缅甸，水程若干，陆程若干，远近险易若何，逐一详悉咨询。如能约略绘图，得其大概，亦可存备参酌”。不过，自认为是天朝皇帝的乾隆帝的心态比较微妙，毕竟对缅甸的战争若需要“番夷小邦”加以协助的话，脸面上显然不太好看，因此他对其下令搜集与暹罗相关资料的命令进行了辩解，表示他希望了解这些信息并不是想在暹罗的帮助下从海上对缅甸发起进攻，而是想“若该国王尚有志于恢复，心存释怨，而力不能支，欲求助天朝发兵策应，是即可乘之机，未尝不可酌调水师，前往佽助，以期一举两得。但其事当出之审慎，办与不办，尚在未定。李侍尧止宜善为询访，密之又密，切不可稍露圭角，致涉张皇。仍将询得情由，即速据实奏闻”，也就是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清朝将从天朝上国的角度出发帮助暹罗复国。

后来确实有“河仙镇目莫士麟，将海外夷地绘图，并具暹罗情事，差官赍投”，但当乾隆帝了解到暹罗国国王的“诏氏子孙，式微已极，大势俱为甘思敕所占，难复望其振作”后，无论是希望暹罗国进行协助，还是希望帮助其复国的打算都不得不作罢，只是将莫士麟绘制的地图交给傅恒。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呈的《奏为遵旨查询暹罗国情形由》折件的附图《查询广东至暹罗城海道程图》和清乾隆三十六年军机档折的附图《暹罗航海图》可能都是与此有关的地图。

《查询广东至暹罗城海道程图》

《查询广东至暹罗城海道程图》，纸本彩绘，绘制的较为简单，在陆地上仅仅标识了“东京”“安南国”“占城”和“暹罗城”四个地名，在海域中通过贴黄简单的标注了航行距离和时间，如“琼州岛”处的贴黄为“虎门至琼州十八更”；“虎门”处的贴黄则记录了全部航程，即“自广东虎门出口，放洋至暹罗城，共一百四十八更，每更七十里，共计一万零三百六十里”。因此，这幅地图实际上只是记载了“道里”，而没有记载具体的航线。

《暹罗航海图》，纸本彩绘，显示了中南半岛分属暹罗、花肚番（缅甸）和青霾（清迈王国）的地界，用红点线描绘了自暹罗城至被缅甸占据的青霾的数条道路，墨书所需途程时日；图上的贴黄则记录了同一地点上旧图标记的名称，沿海注记自暹罗走海路航行去缅甸的航行时间，即“暹罗海路至枋行于九月、十月之间，顺风扬帆约十五、六日方得到”，以及“枋行海路至红纱于十一、二月之间，顺风扬帆约十五、六日方得到”。

总体而言，与之前的战事相比，乾隆帝在清缅战争中不仅已经非常习惯于阅读地图，而且还学会了与文字材料结合，对战争形势和进展加以判断，并由此对前线指挥官的文本描述进行甄别。与此同时，乾隆帝也已经将搜集地图作为发动战争的准备措施之一。不过，这一时期，乾隆帝依然极少通过地图对前线的战事进行精细的指挥。

（本文选摘自《乾隆的地图》，成一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成一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