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护工自述：健康老人并不受欢迎，有钱的也比没钱的痛苦

我叫陈晓梅，今年三十五岁，在城东这家“夕阳红”养老院当护工，已经干了快六年了。

我们这行，在外人听起来，总觉得是积德行善的好事，是伺候老人安度晚年的圣地。可在这里头待久了，你才知道，这地方跟外面的世界没什么两样，甚至比外面的世界更真实，更赤裸。人性的那点事儿，在这四方围墙里，被无限地放大了。

我们院里，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那些身体硬朗、能自己走路吃饭、脑子也清楚得跟明镜似的老人，反而是最不受我们护工待见的。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不是给我们省事吗？

省事是省事，可省事不等于省心。

就拿三楼的王大爷来说吧。王大爷七十有二，退休前是中学物理老师，身板挺得笔直，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在院子里打太极，声音洪亮，逻辑清晰，能跟你从国际形势聊到菜市场哪个摊位的白菜最新鲜。

按理说，这样的老人，搁家里是福气，搁我们这儿，也该是“优质客户”。

可偏偏，他成了我们护工私下里最头疼的人物。

每天，你都能看到王大爷那孤单又执着的身影，像个幽灵一样在楼道里晃荡。他不是在找什么东西，他是在找人说话。

早上我们推着餐车发早饭，他会第一个等在门口，拉着你的袖子问：“小陈啊，今天这小米粥熬得火候不错，就是这咸菜，齁咸齁咸的，下次跟厨房说说，盐少放点，对我们老年人血管不好。”

你得笑着点头：“好嘞，王大爷，我记下了。”

等你给隔壁床的李奶奶喂完饭，他准又凑过来了：“小陈，你看我这血压，昨天量的140，今天早上自己测，怎么就150了？是不是这机器不准？你帮我再量量？”

你放下碗，拿出血压计，一边给他缠袖带，一边听他分析：“我觉得吧，可能是我昨天晚上看了那个调解节目，一生气，血压就上来了。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

你还得陪着“嗯嗯啊啊”地应和。

查房的护士刚走，他又会拿着一张报纸，追在屁股后面问：“小刘护士，你看看这上面说的这个‘量子纠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一个教物理的，怎么越看越糊涂了？”

护士们都怕了他。大家手头上的活儿都掐着秒表在干，这边要给中风的张大爷翻身拍背，那边要给糖尿病的孙阿姨打胰岛素，谁有功夫听他聊“量子纠TAIN”。

可王大爷不理解。他觉得，他每个月交着六千块钱的费用，凭什么就换不来几句热心肠的话？

他开始“作”。

饭菜里但凡有一点不合心意，他能端着餐盘从三楼找到一楼的院长办公室，把那个不锈钢盘子拍得山响：“你们这是给人吃的吗？猪食都比这个强！我要投诉！”

院里组织唱歌跳舞，他永远是意见最多的那个。嫌音响声音太大，嫌选的歌太老土，嫌带队的老师不专业。可你要是不组织活动，他又是第一个抱怨：“天天把我们关在笼子里，这是养老还是坐牢？”

他还学会了“打小报告”。今天看见护工小张在走廊里偷偷玩了会儿手机，明天就跟护士长说小张工作态度不端正；后天看到我在给别的老人喂饭时，顺手帮自己孩子回了个微信，他就觉得我是在“摸鱼”。

久而久之，大家看见他就绕着走。他那间朝南的、宽敞明亮的单人房，门口总是冷冷清清。他就像个站在热闹街口却无人问津的孤独雕像，浑身都散发着“离我远点”的气场。

其实我们都明白，王大爷不是坏，他就是寂寞。

他的寂寞，像藤蔓一样，密密麻麻地缠绕着他，勒得他喘不过气。他需要抓住点什么，哪怕是别人的厌烦和躲闪，也比彻彻底底的被无视要好。

他的老伴前年走了，唯一的儿子在深圳，忙得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一面。当初是他自己主动要求来养老院的，他说不想给儿子添麻烦。他以为，养老院里都是同龄人，大家一起下下棋，聊聊天，日子总不会太难过。

可他想错了。

这里不是老年大学，不是兴趣社团。这里是生命的最后一站。大部分人来到这里，都是因为身体“不行了”，生活无法自理了。他们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情去进行所谓的“社交”。

那些卧床不起的，那些失智失能的，他们才是我们工作的重心。我们每天的时间，都被喂饭、换尿布、擦身、翻身这些具体而繁琐的事务所填满。我们的精力，就像一块被反复挤压的海绵，早就干得掉渣了。

而王大爷的“健康”，在这里成了一种尴尬的原罪。

因为他太“正常”了，所以他的需求——那种精神上的、情感上的需求——就显得特别奢侈，特别不合时宜。

他就像一个没病没灾却非要挤在急诊室里的人，不停地跟医生护士说自己“心慌”、“气短”，可所有的仪器都显示他指标正常。大家只会觉得他是在“无理取闹”。

有一次，我晚上值班，巡视到他房间门口，听到里面有压抑的哭声。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推开了门。

王大爷坐在床边，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他和老伴年轻时的合影。

我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背：“王大爷，怎么了？”

他没回头，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小陈啊，你说，人活着到底图个啥？”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继续说：“我以前觉得，我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不给孩子添麻烦，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可现在我才明白，我这身体，好得一点用都没有。我在这儿，就像个多余的摆设。没人需要我，也没人搭理我。我儿子上次打电话，还是半个月前，问我钱够不够花。我跟他说够了，他‘哦’了一声，就说他那边还有个会，挂了。”

“我有时候真羡慕隔壁老赵，”他指了指墙那边，“虽然他瘫在床上话都说不利索，可他儿子媳d妇每个周末都来，给他擦身子，陪他说话，有时候还把小孙子带来。我听着那边的笑声，心里又羡慕又难受。你说，我是不是还不如病得重一点？”

那一刻，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微微佝偻的背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们总以为，对于老人来说，健康是1。有了这个1，后面才有无数个0。可对于王大爷来说，他的健康是1，后面却什么都没有。这个1，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反而让他显得更加凄凉。

从那天起，我开始试着理解王大爷的“作”。

他再拉着我抱怨饭菜咸了，我就笑着说：“是有点，我下次给厨房大师傅带瓶醋去，让他做菜的时候少放盐多放醋，开胃！”

他再拿着报纸问我“量子纠缠”，我就挠挠头，说：“王老师，您这可问倒我了，您是物理专家，要不您给我讲讲呗？我正好学习学习。”

他一听这个，眼睛都亮了，能拉着我讲上半个小时，从牛顿讲到爱因斯坦，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虽然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我看着他那副神采飞扬的样子，觉得这半个小时，值了。

人老了，最怕的不是病，不是死，而是觉得自己没用了，被世界遗忘了。王大爷要的，不过是一点“被需要”的感觉。

而与王大爷的“健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楼VIP区的李老板。

李老板是我们院里最有钱的。住的是最大最豪华的套间，一个月三万八的费用，眼睛都不眨一下。房间里有独立的会客区、厨房、卫生间，家电全是进口的，床垫都是根据他的身体数据专门定制的。

他的三个子女，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澳洲，一个在上海，都是事业有成的精英。他们用钱，为父亲筑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养老城堡”。

私人医生、私人康复师、私人营养师……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对李老板来说，都不是问题。他吃的，是我们院里单独开的小灶，每天鲍鱼海参换着花样。他穿的，是子女从国外寄回来的名牌。

可就是这样一个被金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老人，在我看来，比住在八人间、每个月只交三千块钱的普通老人，要痛苦得多。

李老板的痛苦，是一种无声的、绝望的痛苦。

他的房间很大，但总是很空。那台80寸的超大液晶电视，常年开着，播放着各种财经新闻和高尔夫球赛，但李老板的眼神，总是空洞地落在窗外。

窗外，是一片小花园，楼下的老人们会在那里晒太阳，聊天，下棋。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而李老板，就像一个被隔绝在玻璃罩里的标本，只能远远地看着。

他的子女们很“孝顺”。

每周一，大儿子的跨国视频电话会准时打来，嘘寒问暖，但内容永远是那几句：“爸，钱还够吗？不够我再给您打。身体怎么样？医生怎么说？有什么需要就跟护工讲，她们会安排。”

整个通话过程，不会超过五分钟。与其说是父子聊天，不如说是一次工作汇报。

每周三，女儿会从澳洲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是各种昂贵的保健品和她亲手画的画。画很漂亮，但李老板只是看一眼，就让护工收起来，堆在墙角，和其他几十个一模一样的包裹放在一起，落满了灰。

小儿子在上海，每个月会飞回来看他一次。但所谓的“看”，也只是在房间里坐上一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电话处理公司事务，声音压得很低，但那种紧张和忙碌的气氛，还是会弥漫在整个房间里。

李老板很少说话。

我每天去给他送饭、打扫卫生，他都只是坐在那张昂贵的皮质沙发上，一动不动。有时候我跟他说话，他会“嗯”一声，表示听到了。大多数时候，他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他的脸上，有一种深深的倦意和麻木。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已经放弃了对自由的渴望。

有一次，我给他收拾房间，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玻璃杯。那是我刚来不久，吓得脸都白了，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一个劲地道歉：“对不起李老板，我不是故意的，我马上收拾，我赔给您……”

他慢慢地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

“碎了就碎了吧，”他淡淡地说，“这屋子里，多一件东西，少一件东西，有什么区别？”

说完，他又把头转了回去，继续看着窗外。

我愣在那里，突然觉得，他说的不是杯子，是他自己。

他就像这个房间里的一件昂贵的摆设，子女们用钱把他安置在这里，确保他“完好无损”，至于他开心不开心，孤独不孤独，没人关心。

他的存在，成了一个需要定期维护的“项目”。子女们用金钱和程序化的问候，来履行自己的“孝道”，来求得自己内心的安宁。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自己：我为父亲安排了最好的养老生活，我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可李老板想要的，从来就不是这些。

我记得有一次，楼下的王阿姨过生日，她女儿和女婿带着外孙来了。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石桌旁，点上蜡烛，唱着跑调的生日歌。王阿姨笑得合不拢嘴，一边往外孙嘴里塞蛋糕，一边嗔怪女儿又乱花钱。

那天，李老板在窗边站了很久很久。

我进去给他送水果，看到他的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

“李老板，”我轻声叫他。

他没回头，只是用一种近乎梦呓的声音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给我妈过生日的。那时候穷，买不起大蛋糕，我老婆就自己蒸一锅鸡蛋糕，上面用红枣摆个‘寿’字。我两个儿子，抢着给我妈唱生日歌……那时候，家里小，人也多，挤在一起，吵吵闹闹的，可是心里头，热乎啊。”

我默默地站在他身后，不知道该说什么。

钱能买来最舒适的床，但买不来一夜安稳的睡眠。钱能买来最顶级的珍馐，但买不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粗茶淡饭。钱能买来24小时的专业陪护，但买不来子女一个用心的拥抱。

李老板的钱，给他买来了一个金色的牢笼。他越有钱，他的子女们就越觉得，可以用钱来弥补自己时间的缺席。钱，成了他们之间唯一的连接，也成了他们之间最遥远的距离。

相比之下，住在走廊尽头八人间的吴奶奶，反而成了我们院里最让人“羡慕”的人。

吴奶奶今年八十多了，有点轻微的老年痴呆，有时候会把我说成是她走失多年的小女儿。她没什么钱，退休金一个月就两千出头，住的是最便宜的床位，房间里拥挤又嘈杂。

但吴奶奶总是笑眯眯的。

她有个儿子，是个下岗工人，现在靠蹬三轮车送货为生。生活很拮据，但他每周都会雷打不动地来看吴奶奶三次。

他每次来，都会提着一个旧旧的保温桶，里面是炖得烂烂的排骨汤或者鸡汤。他会一口一口地喂给吴奶奶喝，一边喂，一边跟她唠家常。

“妈，你今天乖不乖啊？有没有听陈护工的话？”

“妈，我跟你说，我们家楼下那只大黄狗，前天生了一窝小狗，毛茸茸的，可好玩了。”

“妈，你上次说想吃城南那家的麻花了，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你尝尝，还是那个味儿。”

吴奶奶常常记不清他是谁，会瞪着一双浑浊的眼睛问：“小伙子，你找谁啊？”

她儿子也不恼，总是笑呵呵地说：“妈，我是你儿子啊，你看看我，忘了没？”

然后，他会把脸凑到吴奶奶面前，让她摸自己的脸。吴奶奶摸着摸着，有时候会突然笑起来：“哦，想起来了，你是我儿子，你小时候最爱尿床了。”

每到这个时候，整个房间里的人都会跟着笑起来。那种笑，是发自内心的，暖洋洋的。

吴奶奶的儿子没什么钱，给不了他母亲优渥的物质生活。他能给的，只有他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时间，和一颗滚烫的心。

可就是这点时间，这份心，却成了李老板用万贯家财也换不来的奢侈品。

我常常在想，养老，到底养的是什么？

是养着一口气，让生命得以延续？还是养着一颗心，让灵魂得以安放？

在我们养老院里，我见过太多被子女“遗弃”的老人。这种遗弃，不是不给钱，不是不闻不问。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像李老板的子女一样，“孝顺”得无可挑剔。

他们会给老人请最好的护工，买最贵的药，定期打钱，甚至会通过监控摄像头，远程“视察”老人的生活。

他们做了一切，除了一件事——陪伴。

他们总是很忙。忙着事业，忙着家庭，忙着自己的生活。他们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就像是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他们以为，把照顾老人的责任外包出去，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

可他们不知道，对于老人来说，养老院再好，也比不上自己家；护工再专业，也替代不了亲生子女。

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五星级的住所，而是一个可以随时回去的家。他们需要的，不是24小时的看护，而是一双可以在他们孤独时紧紧握住的手。

我见过一个阿姨，女儿在国外，事业非常成功。她给妈妈在院里订了最好的房间，每个月打过来的钱，多得花不完。她每天都会跟妈妈视频，关心她吃了什么，睡得好不好。

可那个阿姨，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我推着她去院子里，看别人家的子女来探望。

她会拉着我的手，指着那个给妈妈捶背的女儿说：“你看，那姑娘多孝顺。”又指着那个陪爸爸下棋的儿子说：“我女儿以前，也最喜欢陪我下棋了。”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落寞。

有一天，她突然问我：“小陈，你说，我是不是我女儿的累赘？”

我心里一惊，连忙说：“怎么会呢？您女儿那么爱您，给您安排得这么好。”

她摇了摇头，眼泪就下来了。“她要是真爱我，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哪怕就一天。她总说忙，总说机票贵，可我知道，她不是没时间，也不是没钱。她就是觉得，我在这里，她就放心了，她就可以去过她自己的生活了。”

“她把我安排得越好，就越证明，她想离我远一点。”

我无言以对。

因为我知道，她说的是事实。

很多时候，子女们那些看似“周全”的安排，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摆脱”。他们用金钱和物质，为自己的缺席，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借口。

而老人们，看穿了这一切，却无力改变。他们只能默默地接受这种安排，在这种物质丰裕的孤独里，慢慢地耗尽生命的最后一点光和热。

所以，你才会看到我们院里这种奇怪的现象：那些最有钱的老人，往往是最不快乐的。他们的脸上，很少有笑容，眼神里总是带着一种化不开的忧郁。

而那些没什么钱，甚至需要子女接济的普通老人，只要有家人常来看望，他们的精神状态，反而要好得多。

他们会在子女来探望的前一天，就兴奋得像个孩子，不停地问我们：“你看我今天气色好不好？要不要换件干净衣服？”

他们会把子女带来的、不值钱的小零食，像宝贝一样藏在枕头底下，逢人就拿出来炫耀：“这是我儿子买给我的，好吃吧？”

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满足，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

在养老院待了六年，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老人。我看着他们在这里，度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我见过临终前，身边围满了子女，安详离去的老人。也见过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也没等到亲人一面的老人，他们的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仿佛在向这个世界，做着最后的、不甘的询问。

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如果有一天，我老了，走不动了，需要别人照顾了，我会选择怎样的归宿？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不要住最大最豪华的房间，也不要吃什么山珍海味。

我只希望，能有一个人，愿意在我身边，听我唠叨那些陈年旧事，愿意在我记不清回家的路时，紧紧牵着我的手。

我希望，我的存在，不是一个需要被“安排”的负担，而是一个被“需要”的牵挂。

就像王大爷，他后来在我们院里，真的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我跟护士长建议，让他当了我们三楼的“义务巡视员”。每天负责提醒大家按时吃药，监督我们护工有没有好好打扫卫生。

他可认真了。每天拿着个小本子，在楼道里走来走去，这里看看，那里记记。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提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意见，但大家都不再躲着他了。

我们会笑着跟他打招呼：“王老师，又来视察工作啦？”

他会把背挺得更直，清了清嗓子说：“那是自然！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毛躁，我得替院长盯着你们！”

他的脸上，又重新有了那种当老师时的神采。他不再是一个孤独的、等待被投喂的“废人”，他成了一个“有用的”、被大家“需要”的人。

而李老板，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也终于得到了一丝慰藉。

他的小儿子，公司破产了，欠了一屁股债，老婆也跟他离了婚。他走投无路，回到了父亲身边。

他不再是那个西装革履、电话不停的精英了。他变得颓废、沉默，整天待在李老板的房间里，哪儿也不去。

起初，父子俩相对无言，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后来，不知道从哪天起，小儿子开始学着照顾父亲。他会推着轮椅，带李老板去楼下花园晒太阳；他会笨拙地给父亲按摩僵硬的腿脚；他会坐下来，听父亲讲那些他年轻时叱咤商场的辉煌往事。

李老板的话，渐渐多了起来。他的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虽然那笑容里，带着对儿子处境的心疼和无奈。

有一次，我看到小儿子在给李老板喂饭。那天的饭菜，只是普通的白粥和小菜。小儿子一边喂，一边说：“爸，等我将来东山再起了，我还给您请最好的营养师，天天给您吃大餐。”

李老板摇了摇头，拍了拍儿子的手，说：“不用了。这粥，就挺好。”

那一刻，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洒在他们父子身上。我突然觉得，这才是养老，最该有的模样。

它无关乎金钱，无关乎健康，只关乎爱与陪伴。

可这样的“幸运”，对于大多数养老院里的老人来说，都太过奢侈了。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会像王大爷最初那样，在健康的孤独中挣扎；或者像李老板曾经那样，在富有的空虚中沉沦。

而我们这些护工，能做的，也只是在职责范围之内，给予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温暖。

我们就像是码头上的摆渡人，看着一艘又一艘的船，在这里靠岸，停留，然后驶向终点。我们能做的，只是在他们停靠的时候，为他们擦去船身的尘埃，递上一杯温水。

至于他们船上，是装着金银珠宝，还是装着空虚寂寞，我们无权过问，也无力改变。

我叫陈晓梅，我还在“夕阳红”养老院当护工。

我的故事，还在继续。这里的故事，也还在每天上演。

如果你有空，多回家看看你的父母吧。

趁他们还认得你，趁他们还走得动，趁他们，还愿意跟你唠叨。

不要等到他们成了养老院里那个孤独的王大爷，或是那个绝望的李老板，你才追悔莫及。

因为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金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它永远，也买不到一颗滚烫的、真正爱你的心。

这份工作做久了，人会变得有些麻木，但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是软的。每当看到那些被遗忘的背影，那块软的地方就会被刺痛。

我记得一个叫刘阿姨的老人，她是个退休的音乐老师，很优雅，很有教养。即使是坐在轮椅上，她的腰背也总是挺得直直的。她的女儿在上海，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

刘阿姨的房间里，挂满了她女儿的画。每一幅画下面，都有她女儿亲笔写的介绍。外人来了，都夸她女儿有才华，又孝顺。

刘阿姨总是微笑着听着，但那笑容，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捅就破。

她女儿每年会回来一次，待上两天。那两天，是刘阿姨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她会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让我们帮她把头发理得整整齐齐，把最好看的衣服拿出来烫平。

女儿回来的那两天，房间里会充满一种不真实的、刻意营造出来的温馨。女儿会挽着她的胳膊，在院子里散步，跟遇到的每一个人介绍：“这是我妈妈。”她们会拍很多照片，照片里的母女俩，笑得灿烂又得体。

可女儿一走，那间挂满画作的房间，瞬间就变得像个冰冷的展厅。

刘阿姨会一张一张地抚摸那些照片，一看就是一下午。

有一次，我给她送药，看到她正在跟女儿视频。视频那头，她女儿正在一个画展上，衣香鬓影，觥筹交错。

“妈，你看，这是我这次的新作品，他们都很喜欢。”女儿把镜头转向一幅巨大的、色彩斑斓的油画。

刘阿姨看着屏幕，努力地笑着：“真好，真好……你忙吧，别管我了。”

挂了视频，刘阿姨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垮了。她把头埋在手里，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我走过去，想安慰她，却听到她从指缝里挤出一句话：“她画了那么多人，那么多风景，为什么……就是不肯多看我一眼？”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是啊，她女儿的画里，有山川湖海，有城市繁华，有陌生人的脸孔，唯独没有她母亲那张日渐苍老的脸。

她的孝顺，就像她的画一样，是精心装裱起来，供人欣赏的艺术品。它很美，很昂贵，但它没有温度。

后来，刘阿姨的身体越来越差，开始出现认知障碍。她会把我们这些护工，当成是她的学生。

她会颤颤巍巍地从轮椅上站起来，对着我们挥舞着手臂，像是在打着节拍：“来，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她唱着唱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们知道，她不是在教我们唱歌，她是在送别她那个，渐行渐远的女儿。

她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有些人，有些事，留不住了。

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女儿终于从上海赶了回来。

她握着母亲枯瘦的手，哭得撕心裂肺：“妈，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可那时的刘阿姨，已经听不见了。她的眼睛，一直望着天花板，仿佛在看一场盛大的、无人欣赏的画展。

这样的故事，在这里，几乎每天都在以不同的版本上演。

我们这些护工，就像是剧院里的工作人员，看着一幕幕悲喜剧的开场和落幕。我们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

我们给老人喂饭，擦身，换尿布，我们处理他们的屎尿屁，也承接着他们无处安放的孤独和眼泪。

这份工作，很辛苦，也很卑微。有时候，我们也会被老人的坏脾气和不理解所伤害，会累到想甩手不干。

但每当看到他们脸上露出一个孩子般的笑容，每当他们拉着你的手，含糊不清地说一句“谢谢你”，你又会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了。

因为你知道，你做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你在守护的，是人世间最宝贵，也最脆弱的东西——尊严。

是在生命的黄昏，为那些即将远行的人，点一盏微弱的，但却温暖的灯。

我常常想起我刚来这里时，带我的那个老护工，张姐。

张姐快五十了，干这行快二十年了。她总是很沉默，手脚麻利，对每一个老人都很有耐心。

我那时候年轻，沉不住气，常常因为一些琐事跟老人闹别扭。

张姐就跟我说：“小陈，你记住，到这儿的老人，都是把自尊心踩在脚底下，才进来的。他们把屎尿屁都交给了我们这些外人，心里那道坎，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他们有时候‘作’，不是针对你，是跟自己过不去，跟命运过不去。”

“你对他们好一点，耐心一点，其实也是在给你自己积福。谁都有老的那一天。”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