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继续教育的发展历程与教材建设：从补偿教育到终身学习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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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教材，国之大者。《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高质量教材”。本刊特开设教材研究专栏，聚焦教材研究前沿领域，展示最新研究成果，强化技术赋能，提升教材服务效能；探索教材建设规律，加速教材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促进教材研究队伍发展，为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继续教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到迈向终身学习时代的四个历史阶段，通过分析各阶段的关键政策、驱动因素与教学模式，重点探讨了与之相伴的教材建设历程，揭示了教材从政治工具、知识载体向多元化学习资源演变的内在逻辑。

文/梁震

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特别是成人教育活动，是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关键支柱。在中国，继续教育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部伴随国家命运起伏、顺应时代需求变化的动态演进史。从其前身“成人教育”强调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教育补偿，到如今“继续教育”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其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在这一进程中，教材作为知识传授与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其编写、选用与形态的变迁，精准地折射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理念、技术水平和价值取向。系统研究中国继续教育及其教材的建设历程，不仅是对教育历史的回顾，更是理解中国如何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迈向学习型社会、建设学习型大国的重要钥匙。

萌芽与初创（1949—1977）：

工农教育与扫盲教材的简易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全国文盲率高达80%。发展教育，首要任务是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巩固新生政权，并为经济建设培养急需的初级人才。这一阶段的“继续教育”主要以“工农教育”和“干部教育”的形式存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实用主义倾向。

194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的方针。1950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标志着新中国有组织的成人教育的开端。1951年，《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首次从国家制度层面确立了工农速成教育、业余教育和扫盲教育的合法地位，使其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1952年，教育部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全国性扫盲运动拉开帷幕。在这场运动中，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成为时代的符号。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技术进步，广播电视也被应用于教育，北京、上海等地成立了广播电视大学，开创了远程教育的先河。

此时期的教学形式以业余学习为主，如夜校、扫盲班、冬学、工农速成中学等。教学内容高度集中在基础文化知识扫盲、初级工农业技术知识以及政治思想教育三大板块。与之相应，教材建设处于初级和探索阶段，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一是政治性优先。教材内容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需求与宣传需要，强调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是宣传国家政策的重要工具。二是简易性与实用性。教材编写力求“急用先学，学以致用”。扫盲教材多为生字表、简单短文，内容多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如记账、写信、读报、认识农药化肥等。三是地方化与多元化。当时尚无全国完全统一的规划教材，各地甚至各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简易读本和讲义，教材质量参差不齐。四是形态单一。教材几乎全部为纸质印刷品，形式简单，插图较少，印刷质量普遍不高。

这一阶段的教材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承担了扫除文盲、启蒙思想的历史重任，但其强烈的政治属性和内容的简易性，也反映了当时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现实。

恢复与繁荣（1978—1998）：

学历补偿与规划教材的系统化

改革开放如同春雷唤醒大地，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渴求达到空前高度。自1979年“继续教育”概念引入中国后，至1997年党的十五大，成人教育一直保持在国家战略层面，统领继续教育。2002年党的十六大开始，继续教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成人教育概念淡出政策，却仍然是继续教育的主要理论支撑和发展阵地。以“学历补偿”为核心功能的继续教育迎来了黄金时代，迅速繁荣壮大。

1978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各地广播电视大学相继恢复和成立，利用广播电视技术将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千家万户。1981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诞生，开辟了取得国家认可学历的通道，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大学”。1986年，第一次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次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首次明确将“岗位培训”作为成人教育的重点，标志着其功能开始从单纯的学历补偿向职业能力拓展延伸。同年，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劳动人事部、财政部、中国科协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大学后继续教育的暂行规定》，明确了继续教育的对象和任务，初步建立了继续教育制度。1995年人事部发布《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完善了继续教育制度。

此时的教学形式一是传统的函授教育、夜大学（业余大学）；二是现代化的广播电视教育；三是作为制度创新的自学考试。三者构成了继续教育的三大支柱，采用“业余学习为主，集中面授为辅”的模式。

教材建设也随之进入了规范化、系统化的新阶段。一是国家统一规划。为了解决“有教学，无教材”或教材质量悬殊的问题，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开始牵头组织编写和出版一系列“全国成人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二是强调“同等质量”。教材编写的核心指导思想是确保与普通高等教育“同水平、同规格”，保证学历补偿的质量和公信力。编写队伍多为普通高校的知名教授和专家。三是探索成人特色。在保证内容科学性的基础上，教材开始体现成人学习的特点，如在理论阐述上更注重归纳和应用，增加案例分析和习题量，以满足在职学员的自学需求。四是出版体系形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现为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一批出版社成为规划教材出版的主力军，形成稳定的教材出版、发行和供应体系。

这一时期的教材建设为大规模、规范化的学历补偿教育提供了根本保障，奠定了中国继续教育质量的基石。然而，其“普教化”倾向也较为明显，对成人学习者独特心理和职业需求的关照仍显不足。

转型与深化（1999—2009）：

终身学习与教材资源的多元化

进入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1999年开始的大规模扩招，普通高校招生规模急剧扩大，社会对单一学历补偿的需求随之下降。同时，市场经济日益成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社会对在职人员岗位技能、职业转换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升的需求急剧增长。继续教育的发展动力从“弥补过去”转向“面向未来”，其定位逐渐向终身学习过渡。

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批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湖南大学等4所高校成为首批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试点，互联网技术的引入彻底改变了继续教育的形态。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宏伟目标，从国家战略高度为继续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

教学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网络教育异军突起，与函授、业余教育并驾齐驱。教学管理平台、网络课件、视频点播、在线答疑成为标准配置，打破了学习的时空限制，真正实现了随时随地学习。教学内容从学历导向转变为需求导向。非学历的教育培训，如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高级研修班、企业内训等，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与学历教育并重甚至更受市场青睐。与之相适应，教材建设进入了多元化、数字化的时代。

一是教材形态突破。教材不再仅仅是纸质书本。电子课件、网络学习资源库、视频公开课、音频讲座等数字化资源成为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纸质教材相辅相成。二是内容设计转型。教材编写更加注重职业性、应用性和案例化。针对在职学习者的特点，减少了冗长的理论推导，增加了来自生产和管理一线的真实案例，强调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MOOCs”雏形初现。虽然“MOOCs”（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的概念在2012年后才席卷全球，但在此阶段，中国高校各学院、企业单位等开发的优质网络课程已具备了MOOCs的某些特征，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四是选用市场化。除了国家规划的教材外，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由高校、培训机构和出版社合作开发的针对性强的培训教材，教材的选用更加灵活和市场化。

这一阶段，教材的概念从“一本书”扩展为“一整套学习资源”，其开发更加注重学习体验和实际效果，标志着继续教育教材建设开始与国际潮流和时代技术接轨。

提质与规范（2010年至今）：

高质量发展与教材的数字化融合

经过数十年的规模扩张，中国继续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办学不规范、教学质量参差不齐、“重招生、轻培养”等。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才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继续教育工作的重心全面转向 “规范管理、提升质量、内涵发展”。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设专章论述“加快发展继续教育”，提出要“建立健全继续教育体制机制”和“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标志着提质增效新时代的开启。2012年，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国家开放大学正式挂牌成立，开启了广播电视大学体系整体转型为新型高校的新征程。

2016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对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开放大学、独立设置成人高等学校举办的各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以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的专业设置进行统一归口管理，从源头上严控质量，被视为一次深刻的规范整顿。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的通知》，对继续教育教材提出严格规范的建设要求，服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提质强基。202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对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质量要求。

2024年11月，教育部教材局认定国家开放大学为“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继续教育教材综合研究）”，成为全国唯一一家终身教育领域的国家级教材重点研究基地。肩负着服务教育强国战略有关高质量教材建设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使命，为这一时期的继续教育教材高质量建设奠定了研究基础。同年12月，“国家终身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2025年3月推出的2.0版本强化了智能检索系统、视频摘要生成、跨平台同步与数据可视化等功能，其中专门设置的继续教育板块，整合了全国高校的精品开放课程和教学资源，为继续教育发展提供强大的数智技术支撑。

此时教学形式进入智能化、个性化阶段。线上线下（O2O）混合式教学成为绝对主流。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学习行为分析、精准助学和智能测评。学分银行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探索试点，致力于打通各类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与转换渠道。教材建设也随之迈向精品化、数字化融合的新高度。

一是纳入国家规划。全国教材建设奖优秀教材将继续教育教材纳入评选范围，旨在打造一批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时代性的精品教材，继续教育教材作为一种独立的评选类别，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一同成为国家级教材建设范围。二是新形态一体化教材。教材开发普遍采用“纸质教材+数字化资源”的模式。通过二维码等技术，将纸质教材与在线课程、习题库、案例库、模拟软件、AR/VR资源等深度融合，打造“新形态一体化教材”。三是内容前沿与思政融入。教材内容紧跟产业前沿和技术发展，及时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纳入其中。同时，全面推进“课程思政”要求，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四是严格选用与管理。建立健全了严格的教材选用审核机制，严把政治关和学术关，确保教材的先进性和规范性。此时的继续教育教材真正纳入国家教材建设战略规划，继续教育教材的本质已从一个静态的知识库，转变为一个动态的、交互的、支持个性化学习的“学习解决方案”，充分体现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对于教材建设而言，如何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开发更具交互性和智能性的定制化自适应学习资源；如何建立更科学的学习成果认证体系，使教材与微证书、能力认证更好地结合，将是未来的重要方向。在迈向学习型社会的征程中，继续教育及其教材建设必将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其发展将继续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

【梁震，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教材研究基地办公室研究员，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继续教育教材综合研究）人员。】

来源丨《在线学习》杂志 2025年10月刊（总第1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