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0年3月1日，台北的空气里全是火药味。
那天国民党保密局的一帮特务冲进“国防部次长”吴石中将家里时，根本没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翻箱倒柜找电台。
他们的目标明确得吓人——就要书房里那张巴掌大的特别通行证存根。
谁能想到，这张不起眼的小纸片，直接把国民党内部潜伏级别最高的“密使一号”送上了断头台，顺带让整个中共台湾地下党遭遇了毁灭性的雪崩。
这一切的起因，竟然只是一张10元新台币背后随手写下的电话号码。
说白了，如果当时关键人物没选那条看起来“高大上”的官方通道，而是听了一个渔民出身的交通员的话，走了那条没记录的“野路子”，台湾后来几十年的历史，搞不好真得重写。
很多人都知道吴石案惨，知道朱枫在马场町刑场有多英勇，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一连串悲剧发生前，其实有个简直是“开了挂”的逃生门。
这个门的守门人叫刘青石，一个在基隆海边长大的“土著”。
刘青石这人，放在今天绝对是顶级特工苗子。
他不是什么大官，就是个渔民家的孩子，但在当时，他是中共台湾省工委最资深的交通员。
那个年代特务多得像米铺里的苍蝇，刘青石就扮成布匹商人，把情报胶卷藏在鞋底夹层里，像走钢丝一样在海峡两岸来回窜。
到了1949年底，局势不对劲了，地下党老大蔡孝乾觉得要有麻烦，刘青石立马利用他对地形的熟悉，搞出了一条极其接地气的“黄金撤离线”。
这条线绝就绝在它“土”。
不走基隆、高雄这种有雷达盯着的大港口，而是走花莲、宜兰那些鸟不拉屎的小渔港。
那时候国民党的巡逻艇只盯着大船，对这种趁着夜色和潮汐出海的走私船，基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刘青石找的船长是老铁，船舱底下有个一米见方的暗格，上面堆满麻袋、茶叶和咸鱼。
人往里一缩，上面那股咸鱼味一盖，神仙也闻不出来。
这路子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纸面记绿。
在白色恐怖时期，最安全的路，往往是地图上找不到的那条路。
但这事儿吧，坏就坏在“信任”这两个字上。
朱枫当时并不信这条路。
1950年1月中旬，蔡孝乾发出了“老吴生意亏本”的暗号，意思是有内鬼，赶紧撤。
朱枫刚到台湾不久，对这边的“野路子”心里没底。
作为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干部，她本能地觉得刘青石那条要等潮汐、还要转好几道手的走私路太不靠谱。
相比之下，她更迷信吴石——人家可是“国防部次长”啊，手里握着实权呢。
她觉得，凭吴次长的面子，签一张飞往舟山的军用飞机通行证，那还不是稳得一匹？
这绝对是一个致命的误判。
在和平年代，走官方渠道那是VIP待遇；但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时候，官方渠道就是给特务留下的“路标”。
朱枫拿到了吴石签发的通行证，确实顺利飞到了当时还没解放的舟山。
她以为自己这波操作稳了，甚至可能还在庆幸没去钻那个满是鱼腥味的船舱。
可她不知道，那张盖着吴石印章的存根，正静静躺在国防部的档案柜里，就像一颗设定好时间的炸雷。
引爆这颗雷的，是蔡孝乾。
这位曾经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到了台湾后骨头软得跟面条似的。
他在1950年1月第一次被捕时，竟然还能趁特务不注意跑了。
按理说，这时候只要脑子没进水，肯定得切断所有联系，要么钻深山，要么走刘青石的水路赶紧润。
可这位蔡书记也是绝了，他竟然舍不得在台北的富贵日子，更舍不得他的小姨子马雯娟。
3月中旬，他居然冒险潜回台北取私人物品和钱财，结果被早已埋伏的特务抓了个正着。
这一抓，蔡孝乾彻底破防了。
为了保命，他把一千八百多人的名单全吐了出来。
特务还从他身上搜出一张面值10元的新台币，背面赫然写着朱枫的电话号码。
保密局的人也不傻，顺藤摸瓜一个电话打过去，发现人已经不在了。
再一查出境记录，好家伙，去了舟山。
谁签发的通行证？
吴石。
这一连串操作下来，简直丝滑得让人绝望。
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多米诺骨牌：蔡孝乾的贪图安逸暴露了朱枫的电话，朱枫的电话牵出了舟山的行踪，舟山的行踪锁定了吴石的签名。
看似完美的官方手续，最后成了通往刑场的单程票。
如果朱枫当时选了刘青石的“走私船”，特务们就算抓住了蔡孝乾，翻遍了机场记录也找不到人；如果查不到朱枫，吴石这位潜伏在敌人心脏的“一号人物”就不会暴露，他依然可以坐在作战室里，把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源源不断地传回大陆。
可惜啊，历史没有如果。
当特务冲进吴石家时，这位儒将虽然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他一定没想到，击穿他最后一道防线的，不是敌人的高明，而是自己人的疏忽和背叛。
后来的故事惨烈得让人不忍卒读。
1950年6月10日，马场町刑场，吴石将军在行刑前写下“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然后从容赴死；朱枫身中七枪，倒在血泊中。
而在花莲月眉山墓园苦苦等待消息的刘青石，最终也没能等来他要接应的同志。
那艘漆成灰黑色的走私船，在东海岸的浪涛里空等了一次又一次潮汐。
刘青石后来在墓园里躲了整整四年，这期间靠吃野薯和祭品度日，跟野人也没啥区别。
直到1954年才因为叛徒出卖被捕。
这哥们儿也是个硬茬，在敌人的审讯室里玩了一出“假投降”，最后奇迹般地在1956年回到了北京。
晚年的刘青石坐在北京的寓所里，常常望着窗外的西山发呆。
他无数次对人说起那条没被走通的水路，语气里满是遗憾。
那个未能成行的“水路撤离计划”，成了台湾地下党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未完成”。
1987年，刘青石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对着南边的方向洒在了地上，那个动作，他重复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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