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公安战士的传奇经历2 隐秘战线的召唤 锄奸

血色忠诚 第一章 隐秘战线的召唤

1938年的夏天特别闷热。我正在连队驻地教新兵识字，政治部的通讯员骑马赶来，马蹄扬起的尘土在午后的阳光里翻滚。

“指导员，支队政治部紧急通知！”

那是一张简单的调令，只有一行字：“速至四支队政治部锄奸干部培训班报到。”落款处盖着鲜红的印章。

我愣了片刻。锄奸工作——这个名词我听说过，神秘、沉重，有时带着血腥气。韩顾三临走前曾提醒过我：“如果组织让你干这个，要做好准备。这是把双刃剑，能杀敌，也能伤己。”

培训班设在沂蒙山深处一个隐蔽的山村。二十多个学员来自各团，大多神情严肃，彼此很少交谈。开班第一课，主讲人是支队锄奸科长杜明——一个瘦削的中年人，眼睛像鹰一样锐利。

“同志们，”他的声音不高，但在寂静的祠堂里格外清晰，“从现在起，你们将进入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你们的敌人，可能穿着和你一样的军装，吃着同一锅饭，睡在同一个炕上。”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锄奸工作，垂直领导，绝对秘密。你们的代号是‘锄头’，任务是挖出混进队伍里的蛀虫，清除根据地的汉奸特务。”

接下来三天，我们学习识别暗号、跟踪技巧、审讯方法。教材是苏联内务部的小册子，翻译得很粗糙，但字里行间透出肃杀之气。晚上，杜明单独找我谈话。

“小同志，你十七岁就组织青年投军，政治可靠。更重要的是——”他盯着我，“你在新泰教过书，有文化，但又不是那种洋学生。组织需要这样的人。”

“我怕……干不好。”

“谁都怕。”杜明点了支烟——那是缴获的日本烟，味道很冲，“但有些事，总得有人干。”

八月，我被任命为一团政治特派员。正式文件下发时，团长的表情有些复杂。他握着我的手：“特派员，以后……多关照。”

“叫我老王就行。”

“规矩就是规矩。”他苦笑。

特派员的权力确实特殊。我有权直接约谈任何干部战士，查阅任何文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通过团部直接行动。第一次行使这个权力，是在九月底。

二营报告，有个新兵行为可疑——经常半夜起来溜达，问起来就说拉肚子。我去了二营，没惊动营领导，直接找那个新兵谈话。

他叫王栓柱，十九岁，莱芜人。见我时，脸煞白，手抖得连碗水都端不稳。

“别紧张。”我把水碗推过去，“就是随便聊聊。”

聊了半小时，全是家常。他爹是佃农，娘去年病死了，还有个妹妹。说到最后，他自己憋不住了：“特派员，我、我……”

“说吧。”

“我夜里起来，是去挖东西。”他哭了，“参军前，俺爹埋了三块大洋在村头老槐树下，让我万一不行了去挖。我、我想挖出来交给组织……”

我带他去挖，果然有三块袁大头，用破布包着，已经锈迹斑斑。他把钱交给我时，手还在抖。

“为什么不上交？”

“怕……怕说不清来历。”

我把钱还给他：“留着，万一家里急用。以后有事直接报告，别偷偷摸摸。”

回去的路上，警卫员小陈嘀咕：“就这么算了？”

“不然呢？”我说，“他是穷苦人出身，参军是为了打鬼子。三块大洋，可能是他家全部积蓄。”

“可是规定……”

“规定是锄奸，不是吓唬自己同志。”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开了。战士们看我的眼神，少了几分畏惧，多了点别的什么。团长后来私下说：“特派员，你这样做是对的。但……也要注意分寸。”

我知道他的意思。在有些人看来，特派员就应该神秘、严厉，甚至冷酷。可我想起韩顾三说过的话：“革命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制造新的恐惧。”

第二章 审判

十二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杜明升任纵队锄奸部长，我接替他担任四支队锄奸科长兼军事审判所所长。任命书是政委亲自签发的，他找我谈话时，窗外正下着那年第一场雪。

“同志，这个担子很重。”黎政委的脸色在油灯下显得格外严肃，“现在斗争形势复杂，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既要坚决清除汉奸特务，又要保护好自己的同志。这个度，你要把握好。”

“我尽力。”

“不是尽力，是一定。”黎政委站起来，走到窗前，“你知道其他支队的情况吗？最近半年，各支队处决的汉奸特务，有三分之一后来证明是错杀。”

我心里一沉。

“为什么？”

“压力太大。”黎政委转过身，“上面要成绩，下面怕担责。捕风捉影，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这些情况都有。你是读书人，要讲证据，要重调查。”

军事审判所设在支队部旁边一个独立院落。三间土房，一间办公室，一间羁押室，一间行刑室。我到任第一天，看了羁押室——墙上还有深褐色的污迹，不知是血还是什么。

“上一个科长留下的。”审判员老赵低声说，“他上个月调走了，据说……手段太狠。”

老赵五十多岁，原是县城法院的书记员，鬼子来了，法院散了，他就参加了八路军。人很谨慎，记录口供一丝不苟。

第一个案子在三天后。地方同志送来一个嫌疑犯，是维持会的会计，叫吴有财。据情报，他给鬼子提供过粮食库存信息，导致两个村的公粮被抢。

审讯从下午开始。吴有财四十来岁，胖，穿着绸褂子，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一进来就跪下了：“长官饶命！饶命啊！”

“起来说话。”我让老赵记录。

吴有财交代，他确实透露过信息，但那是被逼的——“鬼子抓了我老婆孩子，我不说，他们就没命啊！”

“还有呢？”

“还、还帮维持会做过账，收过粮……”他忽然磕头，“可我从来没害过人！没害过！”

证据摆出来：他签字的账本，他写的收条，还有两个村民的指认——公粮被抢后，有人饿死了。

“按《惩治汉奸条例》，该判死刑。”老赵小声说。

我看看吴有财。他瘫在地上，尿了裤子，骚味弥漫开来。

“你老婆孩子呢？”

“放、放了……鬼子说话算话，放了。”

“为什么不跑？”

“往哪跑啊长官……家在这里，祖坟在这里……”

那天晚上，我在油灯下看卷宗。证据确凿，按律当诛。可不知为什么，我总想起吴有财那双眼睛——不是凶恶，是彻底的绝望。

第二天宣判。吴有财被带上来时，已经站不稳了。

“根据《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五条，判处汉奸吴有财死刑，立即执行。”

他听完，反而平静了。被拖出去前，忽然回头：“长官，能、能给我老婆捎句话吗？”

“什么话？”

“让她改嫁，好好过日子。还有……清明给我烧张纸。”

枪声在后山响起时，我正在写结案报告。手有点抖，字写得歪歪扭扭。老赵进来，放下一杯热水。

“第一次都这样。”

“你见过很多？”

“见多了。”老赵坐下，“有真汉奸，也有被逼的，还有冤枉的。上一个科长，有时候一晚上毙三个。”

“都该毙？”

老赵没说话，只是喝水。

那天之后，我又审了七个案子。其中五个证据确凿，判了死刑；两个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每判一个，我都要亲自核对所有证据，问清每个细节。有次为了一个时间对不上，我派人跑了一百里地重新取证。

团长说我太慢：“特派员，这样下去，案子要堆成山了。”

“慢点，总比杀错强。”

他拍拍我肩膀，没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