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忠诚 第一章 隐秘战线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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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夏天特别闷热。我正在连队驻地教新兵识字,政治部的通讯员骑马赶来,马蹄扬起的尘土在午后的阳光里翻滚。
“指导员,支队政治部紧急通知!”
那是一张简单的调令,只有一行字:“速至四支队政治部锄奸干部培训班报到。”落款处盖着鲜红的印章。
我愣了片刻。锄奸工作——这个名词我听说过,神秘、沉重,有时带着血腥气。韩顾三临走前曾提醒过我:“如果组织让你干这个,要做好准备。这是把双刃剑,能杀敌,也能伤己。”
培训班设在沂蒙山深处一个隐蔽的山村。二十多个学员来自各团,大多神情严肃,彼此很少交谈。开班第一课,主讲人是支队锄奸科长杜明——一个瘦削的中年人,眼睛像鹰一样锐利。
“同志们,”他的声音不高,但在寂静的祠堂里格外清晰,“从现在起,你们将进入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你们的敌人,可能穿着和你一样的军装,吃着同一锅饭,睡在同一个炕上。”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锄奸工作,垂直领导,绝对秘密。你们的代号是‘锄头’,任务是挖出混进队伍里的蛀虫,清除根据地的汉奸特务。”
接下来三天,我们学习识别暗号、跟踪技巧、审讯方法。教材是苏联内务部的小册子,翻译得很粗糙,但字里行间透出肃杀之气。晚上,杜明单独找我谈话。
“小同志,你十七岁就组织青年投军,政治可靠。更重要的是——”他盯着我,“你在新泰教过书,有文化,但又不是那种洋学生。组织需要这样的人。”
“我怕……干不好。”
“谁都怕。”杜明点了支烟——那是缴获的日本烟,味道很冲,“但有些事,总得有人干。”
八月,我被任命为一团政治特派员。正式文件下发时,团长的表情有些复杂。他握着我的手:“特派员,以后……多关照。”
“叫我老王就行。”
“规矩就是规矩。”他苦笑。
特派员的权力确实特殊。我有权直接约谈任何干部战士,查阅任何文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通过团部直接行动。第一次行使这个权力,是在九月底。
二营报告,有个新兵行为可疑——经常半夜起来溜达,问起来就说拉肚子。我去了二营,没惊动营领导,直接找那个新兵谈话。
他叫王栓柱,十九岁,莱芜人。见我时,脸煞白,手抖得连碗水都端不稳。
“别紧张。”我把水碗推过去,“就是随便聊聊。”
聊了半小时,全是家常。他爹是佃农,娘去年病死了,还有个妹妹。说到最后,他自己憋不住了:“特派员,我、我……”
“说吧。”
“我夜里起来,是去挖东西。”他哭了,“参军前,俺爹埋了三块大洋在村头老槐树下,让我万一不行了去挖。我、我想挖出来交给组织……”
我带他去挖,果然有三块袁大头,用破布包着,已经锈迹斑斑。他把钱交给我时,手还在抖。
“为什么不上交?”
“怕……怕说不清来历。”
我把钱还给他:“留着,万一家里急用。以后有事直接报告,别偷偷摸摸。”
回去的路上,警卫员小陈嘀咕:“就这么算了?”
“不然呢?”我说,“他是穷苦人出身,参军是为了打鬼子。三块大洋,可能是他家全部积蓄。”
“可是规定……”
“规定是锄奸,不是吓唬自己同志。”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开了。战士们看我的眼神,少了几分畏惧,多了点别的什么。团长后来私下说:“特派员,你这样做是对的。但……也要注意分寸。”
我知道他的意思。在有些人看来,特派员就应该神秘、严厉,甚至冷酷。可我想起韩顾三说过的话:“革命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制造新的恐惧。”
第二章 审判
十二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杜明升任纵队锄奸部长,我接替他担任四支队锄奸科长兼军事审判所所长。任命书是政委亲自签发的,他找我谈话时,窗外正下着那年第一场雪。
“同志,这个担子很重。”黎政委的脸色在油灯下显得格外严肃,“现在斗争形势复杂,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既要坚决清除汉奸特务,又要保护好自己的同志。这个度,你要把握好。”
“我尽力。”
“不是尽力,是一定。”黎政委站起来,走到窗前,“你知道其他支队的情况吗?最近半年,各支队处决的汉奸特务,有三分之一后来证明是错杀。”
我心里一沉。
“为什么?”
“压力太大。”黎政委转过身,“上面要成绩,下面怕担责。捕风捉影,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这些情况都有。你是读书人,要讲证据,要重调查。”
军事审判所设在支队部旁边一个独立院落。三间土房,一间办公室,一间羁押室,一间行刑室。我到任第一天,看了羁押室——墙上还有深褐色的污迹,不知是血还是什么。
“上一个科长留下的。”审判员老赵低声说,“他上个月调走了,据说……手段太狠。”
老赵五十多岁,原是县城法院的书记员,鬼子来了,法院散了,他就参加了八路军。人很谨慎,记录口供一丝不苟。
第一个案子在三天后。地方同志送来一个嫌疑犯,是维持会的会计,叫吴有财。据情报,他给鬼子提供过粮食库存信息,导致两个村的公粮被抢。
审讯从下午开始。吴有财四十来岁,胖,穿着绸褂子,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一进来就跪下了:“长官饶命!饶命啊!”
“起来说话。”我让老赵记录。
吴有财交代,他确实透露过信息,但那是被逼的——“鬼子抓了我老婆孩子,我不说,他们就没命啊!”
“还有呢?”
“还、还帮维持会做过账,收过粮……”他忽然磕头,“可我从来没害过人!没害过!”
证据摆出来:他签字的账本,他写的收条,还有两个村民的指认——公粮被抢后,有人饿死了。
“按《惩治汉奸条例》,该判死刑。”老赵小声说。
我看看吴有财。他瘫在地上,尿了裤子,骚味弥漫开来。
“你老婆孩子呢?”
“放、放了……鬼子说话算话,放了。”
“为什么不跑?”
“往哪跑啊长官……家在这里,祖坟在这里……”
那天晚上,我在油灯下看卷宗。证据确凿,按律当诛。可不知为什么,我总想起吴有财那双眼睛——不是凶恶,是彻底的绝望。
第二天宣判。吴有财被带上来时,已经站不稳了。
“根据《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五条,判处汉奸吴有财死刑,立即执行。”
他听完,反而平静了。被拖出去前,忽然回头:“长官,能、能给我老婆捎句话吗?”
“什么话?”
“让她改嫁,好好过日子。还有……清明给我烧张纸。”
枪声在后山响起时,我正在写结案报告。手有点抖,字写得歪歪扭扭。老赵进来,放下一杯热水。
“第一次都这样。”
“你见过很多?”
“见多了。”老赵坐下,“有真汉奸,也有被逼的,还有冤枉的。上一个科长,有时候一晚上毙三个。”
“都该毙?”
老赵没说话,只是喝水。
那天之后,我又审了七个案子。其中五个证据确凿,判了死刑;两个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每判一个,我都要亲自核对所有证据,问清每个细节。有次为了一个时间对不上,我派人跑了一百里地重新取证。
团长说我太慢:“特派员,这样下去,案子要堆成山了。”
“慢点,总比杀错强。”
他拍拍我肩膀,没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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