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我替战友回家探亲，睡了他老婆，对不起战友

85年我替战友回家探亲，睡了他老婆，对不起战友

1985年腊月二十三，小年，我在战友张强家的土炕上，醒的时候，身边躺着他老婆李桂兰。

炕是热的，可我浑身冰凉，后背上的汗把贴身的秋衣浸得发黏，贴在身上像张湿纸。窗外的天刚蒙蒙亮，院门口的老槐树被风吹得“呜呜”响，像是谁在哭。

我不敢动，甚至不敢大口喘气。

李桂兰的呼吸很轻，侧脸对着我，头发散在枕头上，几缕贴在额角。我能看到她下巴上细小的绒毛，还有脖颈处那道浅浅的锁骨沟。

这不是我的地方。

我是替张强回来的。三天前，在边境的猫耳洞里，张强把一个皱巴巴的信封塞给我，说他腿受了伤，没法回家探亲，让我替他跑一趟，给家里报个平安，再把那五百块钱转业安置费交给他媳妇。

“柱子，哥信得过你，”他当时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汗，却死死攥着我的手，“我媳妇桂兰，还有我那三岁的丫头小花，就托付你多照看一眼。”

我当时拍着胸脯答应，说强子你放心，我一定把事办得妥妥帖帖。可现在，我干了什么？

昨晚的画面碎片一样往脑子里涌。煤油灯的光昏昏黄黄，李桂兰端来的小米粥冒着热气，还有她递过来的那杯白酒，说是家里自酿的，让我暖暖身子。她说张强这两年没回家，家里的活全靠她一个人扛，说着说着就红了眼。

我不该喝那杯酒的。

我更不该在她哭的时候，伸手去拍她的肩膀。

炕沿上放着我的军大衣，还有那个装着钱和信的信封。信封没动，钱还在，可有些东西，已经彻底乱了。

李桂兰动了一下，我吓得心脏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赶紧闭上眼睛，假装还在睡。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儿，然后是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

“柱子兄弟，醒了就起来吧。”她的声音很哑，带着刚睡醒的慵懒，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慌乱。

我硬着头皮睁开眼，不敢看她，低着头坐起来，手忙脚乱地找自己的衣服。秋裤在炕尾，被压得皱巴巴的，我套的时候，手指都在抖，好几次都没伸进裤腿里。

“我去烧点水，你洗漱一下，吃了早饭再走。”李桂兰说完，就转身出了屋。她的脚步很轻，不像平时那样干脆利落。

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煤油灯还没灭，火苗忽明忽暗，映得墙上的影子歪歪扭扭。我抬手扇了自己一个嘴巴，清脆的响声在安静的屋里格外刺耳。

畜生。我在心里骂自己。

张强是我过命的兄弟。1983年我们一起入伍，一起被分到边境线上。去年冬天，我们在猫耳洞里待了整整三个月，零下三十多度的天，吃的是冻硬的馒头，喝的是化了的雪水。有一次遭遇偷袭，一颗炮弹在离我三米远的地方炸开，是张强扑过来把我按在身下，他自己的胳膊被弹片划了个大口子，流了好多血。

他说他想媳妇，想女儿，说等转业了，就回家盖个砖房，跟桂兰好好过日子。他给我看过桂兰的照片，黑白的，照片上的女人梳着两条麻花辫，笑得很腼腆。

我怎么就做出这种事？

我穿好衣服，走到外屋。灶房里冒着热气，李桂兰正蹲在灶台前添柴火，火光映在她脸上，能看到她眼角的红血丝。小花还没醒，在里屋的小床上睡得正香，嘴角还挂着口水。

“水烧好了，在盆里。”她头也没抬地说。

我嗯了一声，走到脸盆架前。水温刚好，带着点柴火的烟火气。我掬起一捧水拍在脸上，冰凉的水让我稍微清醒了一点。镜子是掉了漆的铁皮镜，里面的我脸色苍白，眼神躲闪，头发乱糟糟的，像个逃兵。

“粥熬好了，还有两个白面馒头，你吃点。”李桂兰把碗筷摆在桌上，碗里的小米粥冒着热气，上面还飘着几粒红枣。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好东西了。

我坐下，拿起馒头，却怎么也咽不下去。嘴里发干，嚼着馒头像嚼着锯末。

“强子……强子他还好吗？”李桂兰坐在我对面，也没怎么吃，只是用勺子轻轻搅着碗里的粥。

“好，挺好的。”我赶紧回答，声音有点发紧，“他就是腿受了点轻伤，不碍事，医生说养几天就能好。他让我给你带个话，说对不起你，这两年没在家照顾你和小花。”

我说着这些话，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张强信任我，让我带平安，我却给了他这样的“惊喜”。

“那就好，那就好。”李桂兰低下头，长长的睫毛垂下来，遮住了眼睛里的情绪。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柱子兄弟，昨晚的事……”

“别说了！”我赶紧打断她，心脏猛地一缩，“昨晚是我不对，是我喝多了，我混蛋。你就当没发生过，我……我今天就走。”

我说完，把那五百块钱从信封里拿出来，放在桌上。“这是强子让我给你的安置费，你收好。”

李桂兰没去拿钱，只是看着我，眼圈又红了。“柱子兄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我就是太想强子了。这两年，家里的事太多，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想着他能在身边……”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带上了哭腔。我心里更乱了，不知道该安慰她，还是该赶紧走。我知道她不容易，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还要照顾年迈的公婆，撑起一个家。可不容易不是做错事的理由，我不能因为她不容易，就原谅自己的背叛。

“我真的该走了。”我站起身，拿起军大衣，想赶紧逃离这个让我窒息的地方。

“等一下。”李桂兰也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递给我，“这是我给强子做的棉鞋，还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你帮我带给她。还有，麻烦你多照看他一点，让他好好养伤，别惦记家里。”

我接过布包，沉甸甸的。布包上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是李桂兰一针一线绣的吧。我能想象到，她在无数个夜晚，一边哄着小花睡觉，一边借着煤油灯的光做这些活计。

“我会的。”我不敢看她，转身就往门口走。

刚走到院门口，里屋的小花醒了，哭着喊“娘”。李桂兰赶紧跑进去哄她。听着小花的哭声和李桂兰温柔的哄劝声，我心里更不是滋味。我加快脚步，几乎是逃一样地离开了张强家。

张强家在靠山屯，离县城还有三十多里路，没有班车，只能靠步行。冬天的北方，天寒地冻，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我裹紧了军大衣，却还是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凉气。

路上没什么人，只有偶尔经过的几辆马车，赶车的老乡戴着厚厚的棉帽，缩着脖子，鞭子甩得“啪啪”响。我低着头往前走，脑子里全是昨晚的画面，还有张强信任的眼神，李桂兰发红的眼圈，小花熟睡的脸。

我该怎么办？

告诉张强？不行，绝对不行。以张强的脾气，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跟我拼命，说不定还会影响他的转业。而且，这事儿传出去，李桂兰和小花以后怎么在村里立足？

就这么烂在肚子里？可我心里过意不去。我对不起张强，对不起他的信任。我每天都会想起这件事，想起李桂兰，想起那个热炕头。这种愧疚感，会像石头一样压着我一辈子。

我走了整整三个多小时，才走到县城。县城不大，一条主街贯穿南北，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有卖年货的小摊，挂着红灯笼和春联，透着点过年的喜庆。可我一点心情都没有，找了个路边的面馆，要了一碗热汤面。

面上来了，热气腾腾的，我却没什么胃口。面馆里人不多，几个老乡在聊天，说的都是村里的琐事。我听着他们说话，心里却越来越慌，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好像所有人都知道我做了亏心事。

我匆匆吃了几口面，付了钱，就去了长途汽车站。去部队所在地的班车每天只有一班，下午两点发车。现在才十一点多，还有两个多小时。我就在车站的候车室里找了个角落坐下，把军大衣裹得更紧了。

候车室里很吵，有孩子的哭闹声，有大人的聊天声，还有广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我靠在墙上，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会儿，可脑子里还是乱糟糟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一阵熟悉的声音惊醒。

“柱子？你怎么在这儿？”

我睁开眼，看到是同村的二柱子，他也是当兵的，不过跟我不在一个部队。他穿着军装，背着背包，看样子是刚回家探亲。

“二柱子？你也回来了？”我赶紧站起来，心里有点发慌，怕他问我去干什么了。

“是啊，部队放探亲假，回来过年。你这是……刚从哪儿回来？”二柱子打量着我，眼神有点奇怪。

“我……我替强子回家探亲，刚从他家回来，准备回部队。”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一点。

“哦，强子没回来啊？”二柱子点点头，“听说他腿受伤了？没事吧？”

“没事，小伤，养几天就好了。”

我们聊了几句，大多是关于部队的事。二柱子话多，一直在说村里的新鲜事，说谁谁家盖了新房，谁谁家娶了媳妇。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心里却在打鼓。他会不会看出什么？他会不会去张强家？

越想越害怕，我甚至想跟二柱子说点什么，转移他的注意力。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

“对了，柱子，”二柱子突然说，“昨天我路过张强家，看到他家灯亮着，还以为强子回来了呢。没想到是你在那儿。”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心全是汗。“嗯，我昨天住那儿的，村里没地方住。”

“哦，也是。”二柱子没多想，继续说，“李桂兰也不容易，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还要照顾老人。强子不在家，村里有些人不地道，总爱说闲话。”

“闲话？什么闲话？”我心里一紧，赶紧问。

“也没什么，就是有些人说李桂兰不守妇道，说她跟村里的谁谁走得近。”二柱子压低了声音，“不过我觉得都是瞎编的，李桂兰那人看着挺本分的。”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原来村里早就有这样的闲话了。那昨晚的事，要是被人知道了，岂不是坐实了那些闲话？李桂兰以后该怎么活？

“你别听那些人瞎胡说，都是造谣。”我强装镇定地说。

“我知道，就是觉得李桂兰挺可怜的。”二柱子叹了口气。

广播里开始播报下午两点去边境方向的班车即将检票的通知。我如释重负，赶紧跟二柱子告别。

“我该检票了，先走了。”

“好，一路顺风。替我给强子带个好。”

我点点头，转身就往检票口走。检票员看了我的车票和证件，挥挥手让我过去。上车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二柱子还站在原地，冲我挥手。我赶紧转过头，上了车。

班车很旧，座位是木制的，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棉垫。我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把李桂兰给的布包放在腿上。车开了，窗外的景物一点点往后退，县城的街道，路边的树木，还有远处的村庄。

我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车颠簸得厉害，我的心里也跟着七上八下。

我想起了张强。等我回到部队，见到他，我该怎么跟他说？我该怎么面对他？他问起家里的情况，问起李桂兰和小花，我该怎么回答？

我甚至想过，干脆不回去了，直接退伍，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隐姓埋名过一辈子。可我不能这么做。我是个军人，不能当逃兵。而且，我要是不回去，张强肯定会起疑心，说不定会自己跑回家，到时候就什么都瞒不住了。

车开了整整一天一夜，中途在几个站点停了一下，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车厢里很挤，弥漫着一股汗味和烟草味。我没怎么吃东西，也没怎么喝水，就那么坐着，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想法。

第二天傍晚，班车终于到了部队所在地的小镇。我下了车，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感觉稍微轻松了一点。小镇很小，只有一条主街，两边都是为军人服务的小卖部和饭馆。

我背着背包，手里提着李桂兰给的布包，慢慢往部队营区走。营区离小镇不远，走路也就十几分钟。路上遇到了几个战友，他们跟我打招呼，问我探亲回来了。我点点头，勉强笑了笑，赶紧走开。

我不敢跟他们多说话，怕自己说错话，暴露了什么。

回到营区，我先去了连长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替张强探亲的情况。连长问了问张强家里的情况，又问了问张强的伤势，让我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看望张强。

我回到自己的宿舍，宿舍里空无一人，战友们都去训练了。我把背包扔在床铺上，坐在床边，看着那个布包发呆。布包上的梅花绣得很精致，看得出来，李桂兰花了很多心思。

我该把这个布包交给张强吗？

交给他，就意味着我要再次面对他，再次想起那件事。不交给他，又说不过去，这是李桂兰特意让我带的。

犹豫了很久，我还是决定，明天把布包交给张强。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的。

那一晚，我睡得很不好。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李桂兰的脸，张强的眼神，还有村里的那些闲话。我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宿舍的门好像随时会被推开。外面的风声很大，吹得窗户“哐哐”响，像是有人在敲门。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没睡多久，就被起床号吵醒了。我起来洗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憔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吃完早饭，我拿着布包，慢慢往卫生队走。卫生队在营区的一角，是几间平房。远远地，我就看到张强坐在门口的长椅上，腿上打着石膏，正望着远处发呆。

我的心跳一下子加速了，脚步也慢了下来。我想转身回去，想逃跑。可我知道，我不能。

“柱子！你回来了！”张强看到我，眼睛一下子亮了，赶紧站起来，想走过来，却因为腿上的石膏，差点摔倒。

“强子，你慢点！”我赶紧跑过去，扶住他。

“怎么样？家里都好吗？桂兰和小花还好吗？”张强抓着我的手，急切地问，眼神里全是期盼。

“好，都好。”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一点，“桂兰挺好的，小花也长个子了，很可爱。”

“那就好，那就好。”张强松了口气，笑了起来。他的笑容很真诚，一点都没有怀疑。

我把布包递给她：“这是桂兰给你做的棉鞋，还有几件换洗的衣服。”

张强接过布包，紧紧抱在怀里，像是抱着什么稀世珍宝。他打开布包，看到里面的棉鞋，眼睛一下子红了。“这是桂兰的手艺，我认得。她的手真巧。”

他拿起棉鞋，放在鼻子前闻了闻，好像能闻到李桂兰的味道。“柱子，谢谢你，辛苦你了。这一路跑下来，肯定累坏了吧？”

“不辛苦，应该的。”我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心里的愧疚感越来越强烈，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

“对了，钱给桂兰了吗？”张强问。

“给了，给了。”我赶紧回答，“我亲手交给她的，她让我谢谢你，还让你好好养伤，别惦记家里。”

“嗯，我知道了。”张强点点头，又开始望着远处发呆，“我真想早点回去，早点见到她们娘俩。”

我站在他身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风从耳边吹过，带着刺骨的寒意。我觉得自己像个罪人，站在阳光下，却浑身发冷。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会去卫生队看望张强。他恢复得不错，医生说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拆石膏了。他总是跟我聊家里的事，聊他和李桂兰的相识相恋，聊小花出生时的情景。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转业后，带着桂兰和小花，过安稳的日子。

我每次都认真地听着，心里却像刀割一样疼。我想告诉她真相，可每次话到嘴边，都咽了回去。我怕看到他失望的眼神，怕听到他愤怒的吼声，更怕毁了他的家庭。

有一天，我去卫生队的时候，看到张强正在给李桂兰写信。他趴在桌子上，一笔一划地写着，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

“柱子，你来了。”张强抬起头，笑着说，“我给桂兰写封信，告诉她我恢复得很好，让她放心。”

“嗯。”我点点头，走到他身边。

信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都是些家常话，叮嘱李桂兰照顾好自己和小花，天冷了多穿点衣服，别太累了。最后，他写了一句：“桂兰，我想你，等我回去。”

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张强对李桂兰的感情那么深，可我却背叛了他。我真不是个东西。

“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错别字。”张强把信递给我。

我接过信，手在抖。信写得很朴实，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却充满了浓浓的爱意。我仔细地看了一遍，没有错别字。

“没有错别字，写得很好。”我把信还给她，声音有点哽咽。

“那就好。”张强把信折好，装进信封里，贴上邮票。“等会儿我让通信员帮我寄出去。”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坐在旁边。

从那天起，我开始失眠。每天晚上，我都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件事。我总觉得，这件事迟早会暴露，到时候，我会身败名裂，会失去所有的战友，会毁了张强的家庭。

我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孤僻。战友们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问我怎么了，我都说没事。可他们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奇怪。

有一次，训练结束后，班长把我叫到一边，问我：“柱子，你最近怎么回事？总是心不在焉的，训练也不认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我摇摇头：“没事，班长，就是有点累。”

“累了就好好休息。”班长拍拍我的肩膀，“有什么事就说出来，别憋在心里。咱们是战友，是兄弟。”

我点点头，心里却更难受了。战友们对我那么好，可我却做了这么不光彩的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强的伤势越来越好了。他开始能拄着拐杖慢慢走路了。他每天都盼着拆石膏的日子，盼着回家的日子。

我却越来越害怕。我怕他回家后，会发现什么。我怕李桂兰会忍不住告诉他。我甚至想过，要是张强永远不回家就好了。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家里寄来的信。信是我娘写的，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在部队好好干，注意身体。信里还提到了二柱子，说二柱子回家后，去了张强家，跟李桂兰聊了很久。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二柱子去张强家干什么？他跟李桂兰聊了什么？他是不是看出了什么？

我拿着信，手在抖。我想给家里回信，问问详细情况，可又不敢。我怕知道不好的消息。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我总觉得，危险就在身边，随时会爆发。我走路的时候，会忍不住回头看，怕有人在跟踪我。吃饭的时候，会忍不住观察周围的人，怕他们在议论我。

有一次，我在食堂吃饭，听到几个战友在聊天，说靠山屯有个女人，因为跟别人有染，被她丈夫发现了，丈夫把那个男人打了一顿，还跟女人离婚了，女人最后没办法，只能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在村里抬不起头。

我的脸一下子白了，手里的筷子都掉在了地上。他们说的，会不会是李桂兰？

“柱子，你怎么了？”旁边的战友问我。

“没事，没事。”我赶紧捡起筷子，勉强笑了笑，“不小心掉了。”

我没胃口再吃了，放下筷子，就匆匆离开了食堂。

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那个战友说的话，还有李桂兰和小花的脸。我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发生在她们身上。

我想，我应该离开部队。我走了，就不会再面对张强，也不会再想起那件事。就算以后张强知道了，我也不在他身边，他也找不到我。

我开始偷偷收拾东西，把自己的衣物和生活用品整理好，放在一个背包里。我想好了，等明天一早，就去连长办公室，递交退伍申请。

可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打乱了我的计划。

大概是凌晨一点多，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

“谁啊？”我迷迷糊糊地问。

“柱子，是我，张强！”门外传来张强焦急的声音。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这么晚了，张强来找我干什么？难道他知道了？

我赶紧穿上衣服，打开门。张强拄着拐杖，站在门口，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汗。

“强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赶紧扶住他。

“柱子，桂兰……桂兰出事了！”张强的声音发颤，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什么？桂兰怎么了？”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收到家里的电报了，说桂兰……桂兰喝农药了，现在在医院抢救，还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张强抓住我的手，力气很大，指甲都快嵌进我的肉里了。

“什么？！”我惊呆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李桂兰喝农药了？为什么？是因为那件事吗？是因为村里的闲话吗？

“柱子，你快跟我走，我们一起回去！”张强拉着我，就要往外走。

“好，好，我们回去！”我反应过来，赶紧点点头。

我帮张强收拾了一点东西，然后扶着他，匆匆往营区门口走。连长已经知道了消息，安排了一辆吉普车，在门口等着我们。

上车后，司机一脚油门，吉普车就飞快地往县城的方向开去。车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张强坐在副驾驶上，双手紧紧攥着拳头，指关节都发白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盯着前方，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我坐在后座，心里乱得像一团麻。李桂兰为什么会喝农药？是因为我吗？是因为那件事让她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吗？如果她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我看着窗外，夜色深沉，只有车灯照亮了前方的一小片路。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吹得我瑟瑟发抖。

吉普车开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终于到了县城的医院。我们匆匆下了车，往抢救室跑。张强的父母已经在抢救室门口等着了，两位老人哭得泣不成声。

“爹，娘，桂兰怎么样了？”张强跑过去，急切地问。

“还在抢救，还在抢救……”张大爷擦了擦眼泪，哽咽着说，“昨天下午，有人看到桂兰在村口的大树下哭，哭了很久，然后就回家了。晚上的时候，小花哭着喊人，说娘睡着了，叫不醒。邻居进去一看，发现桂兰喝了农药，赶紧把她送到医院来了。”

“为什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张强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失声痛哭。

我站在一旁，心里像被刀绞一样疼。我知道，李桂兰是被那些闲话逼的，是被我逼的。如果不是我，她就不会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就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抢救室的灯亮了很久，我们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每一分每一秒，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小花被邻居抱着，坐在长椅上，不停地哭着喊“娘”，听得人心都碎了。

我走到小花身边，想抱抱她，可她却害怕地往后躲，眼睛里充满了恐惧。我收回手，心里更难受了。我是个罪人，连孩子都害怕我。

不知道过了多久，抢救室的灯终于灭了。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摇了摇头。

“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不——！”张强嘶吼一声，冲了过去，抓住医生的胳膊，“医生，你再救救她，你再救救她！我求求你了！”

“我们真的尽力了，农药喝得太多，已经回天乏术了。”医生无奈地说。

张强瘫坐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张大爷和张大妈也一下子晕了过去，被邻居们赶紧扶住。

我站在原地，浑身冰凉。李桂兰走了，就这么走了。因为我，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么毁了。

我走到抢救室门口，看着那扇紧闭的门，心里充满了悔恨。如果当初我没有喝那杯酒，如果当初我能控制住自己，如果当初我早点离开，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后来，李桂兰被安葬了。葬礼很简单，村里的人都来了。有些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些风言风语。我站在人群后面，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

张强变得沉默寡言，每天都坐在李桂兰的坟前，一动不动。小花被张大爷和张大妈照顾着，变得很沉默，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活泼了。

我留在了村里，帮着张家处理后事。我想弥补，可我知道，我永远也弥补不了我的过错。

有一天，我在李桂兰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本日记。日记是李桂兰写的，里面记录了她这两年的生活，记录了她对张强的思念，也记录了她承受的压力。

最后一篇日记，是她喝农药前写的。上面只有几句话：“我太累了，承受不住了。村里的闲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我对不起强子，对不起小花。如果有下辈子，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

我拿着日记，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知道，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我。

处理完后事，我回到了部队。我递交了退伍申请，连长问我为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摇了摇头。

退伍后，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一个遥远的城市，隐姓埋名，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再也没有见过张强，再也没有回过靠山屯。

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会经常梦到1985年的那个小年。梦到热炕头，梦到煤油灯的光，梦到李桂兰的脸，梦到张强信任的眼神。每次醒来，我都会浑身是汗，心里充满了悔恨。

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欠张强的。我对不起他，对不起李桂兰，对不起小花。这份愧疚，会跟着我，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替张强回家探亲，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可人生没有如果，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永远也无法挽回。

现在的我，已经老了。孤独地住在一个小出租屋里，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我常常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想起那个遥远的靠山屯，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我不知道张强现在怎么样了，不知道小花长大了没有。我只希望，他们能好好地生活，能忘记过去的伤痛。而我，只能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强子；对不起，桂兰；对不起，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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