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课本里讲的三元里百姓抵抗英国军队的事儿,总记得上面写着“好几万老百姓拿着大刀长枪,把英国兵打得落花流水,还杀了他们的头头,差点就把那些侵略者全给消灭了”,好像这是鸦片战争里一场能改变大局的大胜仗。
但真实情况是,仔细查阅1841年中英两国的历史资料后,才发现这场战斗远比课本上讲的复杂,既没有“把英军打得全军覆没”的壮举,也没有“砍了敌军头目”的战果,甚至“平英团”这个威风的名字,都是后来的人给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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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讲述三元里抗英事件时,主要参考了中英两国的原始资料,像广东按察使王庭兰写的信、靖逆将军奕山上的奏折、英军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还有《夷氛闻记》《南海县志》这些史书,以及现代学者对这些资料的考证,尽量把这场“大事件”的真实情况说清楚。
壹
教材上提到三元里百姓抵抗英军属于“抵御外来侵略”,这话不算错,但更直接的是,英军在广州北边郊区做的三件事,把当地百姓彻底惹火了。
第一件事是“挖坟曝骨”。1841年5月29日那天,英军攻占了城北的越秀山,随后一些英军士兵冲进了双山寺,把寺里存放的外国人的棺材给撬开了。英军说士兵只是出于“好奇去看看”,但在当时中国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侮辱逝者、殃及后代”的野蛮行径,于是很快就有“英军挖坟毁尸”的传言散布开来,这成了最有力的号召大家反抗的理由。
第二件事便是“抢夺财物”。英军攻打广州时,随身仅携带了两日的口粮,到了5月26日,粮食就已耗尽。于是,他们在北郊强行“征集”粮食,实则就是抢劫——英方的文献中记载着“带着各种家畜满载而归”,说白了就是抢走了百姓的鸡、猪和粮食,甚至连锅碗瓢盆这些日常用品都不放过。对于靠耕种为生的村民而言,这无异于断了他们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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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涉及“侵犯女性”。最初,中方的文献记载得比较模糊,仅提及“多名士兵轮奸了一名老妇”,未给出详细情况;而英方则坚决否认此事。
1848年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在报告中坦承,当时确有印度士兵在三元里周边对女性实施了性侵;到了1950年代,广东文史馆进行调查时,还从村民口中得知,1841年5月28日那天,十多个英国士兵在东华里对村民韦绍光的妻子李喜进行了骚扰。不论事件是“性侵”还是“骚扰”,它都成了引发冲突的最后一根稻草。
除开前面说的那些因素,更关键的是士绅们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在暗中使劲儿推动。这里就不细说了。
简单来讲,三元里的老百姓拿起武器,一开始可不是为了“给大清站岗”,而是想守住自家的祖坟、粮食,护住家里人,这就是一场“护自家”的仗,不是一开始就奔着“民族大义”去的保家卫国之战。
贰
教材上说的“把英军打得大败”,在真实历史资料里却是另一番情况。咱们把中英两边的记载对照看看,就能明白个大概了。
1841年5月30日正午,英国陆军头目郭富在四方炮台瞧见,好几千村民聚集在山脚,便领着二百多名士兵冲了过去。村民们没跟他们死磕,边打边往后撤,把英军引到了三元里北边的牛栏冈。哪成想下午突然下起瓢泼大雨,英军的燧发枪被雨水浇透,根本打不着火,这便成了局势扭转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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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枪支的英国士兵只能挥舞刺刀迎战,而村民们则操起锄头、大刀和长矛奋力反击。激战正酣时,一个英军连队在混乱中迷失方向,被数千名村民团团围住,最终依靠海军送来的“防水版雷鸣枪”才成功突围。
5月31号这天,大概有1.2万到1.5万的村民把四方炮台给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事儿其实特别冒险。那时候英军已经拿到钱了,正打算撤军,不想再起冲突,于是就派人去找广州知府余保纯,撂下狠话说:“要是再不把村民劝走,我们就撕毁停战协议,重新打进城去。”余保纯急匆匆赶来,劝了好一阵子,村民们这才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
这场战斗的胜负结果,中英两边的说法大相径庭。中方史料中,奕山在奏折里提到“斩杀了十几个英国兵”,王庭兰在信中则称“消灭了一百多个敌人”,《南海县志》更是记载“斩杀敌军数百人”;然而英方的记录却十分清晰:郭富的报告显示“5人死亡,23人受伤”,另一本英军回忆录则记载“7人死亡,42人受伤”,综合来看,英军死亡和受伤的总人数还不到50人。
更讽刺的是“斩杀敌军头目”这一说法。课本里或许写着“斩杀了英军将领伯麦和霞毕”,但翻查历史资料才发现,伯麦当时根本没在广州,他三月份就去印度搬救兵了,六月份才返回;而霞毕(或许指的是英军先锋舰长荷伯特)当时正待在省河的英军战舰上,压根没参与战斗。实际上,死掉的英军军官是个叫比彻的少校,而且他是因中暑和过度劳累而死,和村民的刀枪棍棒毫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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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啊,这场仗就是“乡亲们借着天气和地形的优势,打了个小胜”,没像书上写的那么威风,但也不简单——按英军自己的记录,打死打伤对方28到49人,这在鸦片战争里都能排上歼敌数的第四名了。
但那时和之后的人们,更愿意传的是“要不是官府出来劝和,老百姓早就把城北的英国兵给收拾了”。实际上,5月30日能取胜,主要靠两点:一是那天下大雨,把英军的燧发枪给浇坏了,两边只能用刀棍等冷兵器拼杀;二是英军对地形不熟,追着老百姓跑反而迷了路,被围了起来。要是没有这两个有利条件,就像5月31日那样,让没受过训练、装备又差的老百姓直接去攻四方炮台,根本不可能赢——他们更适合搞突然袭击,而不是直接硬碰硬。
但这类“能将英军彻底消灭”的说法越传越离谱,连外地的官员和士绅都深信不疑。后来,1858年广州沦陷后,咸丰帝竟真的命令那些官员和士绅组织百姓去夺回广州,甚至攻打香港。有人声称“英军是因为害怕广东人才撤退的”,可实际情况是,奕山早就和义律签订了停战协议,广州在支付了600万赎城费(其中100多万是期票)后,英军才按照约定撤军。撤军前,他们还雇了800个中国民工帮忙搬运物资,这事儿和三元里抗英事件没太大关联。
叁
课本里有个少有人提的事儿:当时去劝村民离开的广州知府余保纯,后来竟被骂作“汉奸”,连官职都给丢了。其实余保纯挺倒霉的——他可不是在帮英军,而是按上级命令行事。那时候奕山已经和英军签了停战协议,约定“清军撤走,交600万赎城钱,英军就撤走”,余保纯去劝村民散开,是怕英军拿“村民攻击”当借口,撕毁协议再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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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憋屈的是,余保纯早先还帮着林则徐搞过禁烟,跟英国军队谈判时也硬气得很。可就因为这次“劝人散了”,他倒成了背黑锅的。1841年广州搞科举考试时,考生们一见他来,立马闹了起来:“咱们读的是圣贤书,哪能考汉奸的试!”广东巡抚没办法,只好让他辞了官。直到现在,还有人骂他“卖国贼”,却很少有人晓得,他当时是挑了个伤害小的办法。
肆
150多年里,三元里抗击英军的事为啥总被反复传颂?其实这并非刻意编造,只因鸦片战争那会儿,清军实在太窝囊——从虎门到定海,打一场输一场,带兵的将军们不是投降就是逃命,道光帝派去的那几位号称要“剿灭外敌”的大臣,最后都变成了“求和外敌”的软蛋。
恰在此时,三元里的百姓挺身而出,挥舞着锄头、大刀,让英军吃了苦头,还把炮台给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仿佛是黑暗中闪现的一丝光亮。不管实际战果如何微小,官员和士绅们仍坚信“百姓能战胜英军”,甚至四处宣扬“杀敌几百、斩了敌军头目”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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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奕山呈上的奏折,时而宣称“斩杀了两百余名英军”,时而又改成“击毙了十几个”,无非是想用这所谓的“战果”来遮掩自己战败后乞求议和的丢脸事儿;而乡绅们所写的讨敌檄文,更是大放厥词“若不是余保纯从中劝阻,早就把英军杀得一个不剩了”,目的就是凸显自己的能耐,进而谋取权势。
但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却是:三元里村民反抗英军,是一场英勇的“护家之战”,这行为本身值得赞扬,不过它并未扭转鸦片战争的结果,也没能“挡住英军的侵略脚步”。村民们对抗的只是“跑到家门口撒野的英军”,并非“整个英国的侵略势力”——那时候,广州别的地方的老百姓,还有给英军送粮食、干苦力的,甚至有人远远站着看热闹,因为在他们眼里,“不管谁做皇帝,都得交税,英军和清军没啥不一样”。
时至今日,三元里抗英这事儿,意义不在于“赢了一场小仗”,而是它告诉咱们:要是家园遭了外敌,普通老百姓也能挺身而出反抗。不过,咱也别把它吹成啥“传奇故事”——实实在在的勇气,可比编出来的荣耀强多了。
#扬帆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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