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又双叒叕爆诺如病毒中毒!
2026年1月4日,和歌山县桥本市的“便当村”餐饮店被勒令停业6天,原因是它家的便当让151名参赛高中生里95人出现呕吐、腹泻症状,检测结果直指诺如病毒。
而这件餐饮中毒案已经不是最近发生的首例——就在半个多月前的2025年12月,大阪府东大阪市一家外卖店刚引发113人诺如中毒,处罚结果却仅仅是停业3天。同期三重县、宫城县、静冈县等多地也相继发生了约200人的餐饮中毒案,病原体清一色都是诺如病毒。
要知道日本一直顶着“食安标杆”的光环,怎么一到冬天就被诺如病毒按在地上摩擦?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据媒体相关报道,这些事故压根不是什么复杂的食品安全难题,全是厨师带病操作、餐具不消毒这种低级失误。难道所谓的“日式严谨”,在食安问题上就只剩鞠躬道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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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如病毒为啥偏宠日本?
诺如病毒在日本的冬季简直是“常驻嘉宾”。根据日本公报显示,每年11月到次年2月都是诺如病毒的爆发高峰,过去5年里,冬春季节的食中毒患者占全年总数的4成以上,有时单起事件就能波及500多人。
这种病毒的可怕之处在于传染性极强,只要比一粒灰尘还小的剂量就足以引发感染。它能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源传播,甚至患者呕吐物气溶胶都能造成扩散,潜伏期还只有24到48小时,一旦在集体场景中爆发,根本来不及防控。
可日本偏偏给诺如病毒的传播创造了“绝佳条件”。冬季本就是病毒活跃期,加上日本饮食中大量生食的习惯,让病毒有了可乘之机。虽然日本《食品卫生法》规定生食海鱼需经零下20℃冷冻7天或零下35℃冷冻15小时杀灭寄生虫,但对于诺如病毒这种耐低温、耐酒精的“顽固分子”,这套操作根本不管用。
更关键的是,日本没有强制推行生食深度加热的规定。世卫组织早就提醒,诺如病毒污染的食材需加热至85℃以上持续1分钟才能灭活,但在日本的餐饮行业,“保持食材本味”的理念往往凌驾于安全之上。尤其是便当、外卖这类预制食品,从制作到食用可能经过数小时,恰好给了病毒繁殖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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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级失误?日本食安早成了筛子!
多起中毒事件的溯源结果,简直让人哭笑不得。富山市一家寿司店查出3名感染诺如病毒的员工,却依然让他们接触食材;大阪那起113人中毒的事件,调查发现是厨师腹泻后未彻底洗手就处理食物;和歌山的“便当村”更是直接被查出餐具消毒记录不全,食材储存温度超标。
这些失误放在任何一个重视食安的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低级错误。可在日本,这类问题却屡禁不止。核心原因在于日本食品行业的健康筛查存在巨大漏洞——现有法规只要求员工“出现症状时暂停工作”,对无症状病毒携带者没有强制检测要求。
要知道,诺如病毒的无症状感染率并不低,尤其是GII.4型诺如病毒,无症状携带比例高达25.8%。这些感染者看起来没毛病,却能持续排毒,污染食材和器具的风险一点不比确诊患者低。2025年4月栃木县的中毒事件就印证了这一点,涉事盒饭供应商的8名员工都是无症状感染者,最终导致72人中毒,其中1名高龄男性不幸去世。
更离谱的是,即便出了人命,涉事企业也只是被停业3天你敢信?
可以说,日本这种“罚酒三杯”式的处罚,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观某大国,根据《刑法》和《食品安全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导致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就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面临有期徒刑和高额罚金,最高甚至可能处无期徒刑······显然以食品安全闻名的日本,在管理措施上简直可以称之为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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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看“躬匠”文化:用态度可以替代追责?
每次食安事故曝光后,日本企业的操作都如出一辙:开记者会鞠躬道歉,承诺加强卫生管理,然后停业几天就卷土重来。和歌山“便当村”的负责人在记者会上90度鞠躬,说“给大家添麻烦了,我们会深刻反省”;大阪涉事外卖店更是只停业3天就恢复营业,连整改报告都没有对外公开。
这种“鞠躬道歉就能过关”的文化,早就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日本舆论每次也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匪夷所思的是,事后这些企业该咋样还是咋样。
多起食安事件的背后,其实是日本追责机制的严重缺失。对比某大国的处罚力度就能看出差距:熊猫家对食安违法企业不仅有高额罚款,还会实行“终身禁业”,相关责任人可能面临刑责;而日本对食物中毒的处罚以行政处分为主,而且罚款金额普遍不高,更没有完善的刑责追溯体系。
根据日本《食品安全基本法》,食品企业的主要责任是“基于科学知识采取必要措施”,但法律中缺乏具体的处罚细则和执行标准。这就导致监管部门只能采取停业整顿这种“软措施”,即便企业反复违规,也难以进行重罚。例如2025年3月食其家门店味噌汤中出现老鼠尸体,最终也只是停业整改和道歉,没有任何负责人被追究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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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矛盾难解:日本饮食文化是恶之源······
在笔者看来,日本食安监管的尴尬,本质上其实是饮食文化与公共安全的互相矛盾与失衡。
一方面,生食文化被认为是日本餐饮的核心竞争力,“刺身要鲜、便当要原味”的理念深入人心,企业担心加热会影响口感和销量,不愿主动采取更严格的消毒措施;另一方面,日本在制定监管政策时,过度依赖行业自律,缺乏强制力保障。
其实日本并非没有完善的食安法规,《食品安全基本法》中明确规定“要在食品供应各环节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安全”,还要求“基于科学知识和国民意见制定政策”。但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然而日本的食安监管往往流于形式。以餐具消毒为例,日本法规要求餐饮企业定期消毒并留存记录,但可能是人手不足或其它原因,监管部门的抽查频率很低,很多中小企业都是“应付检查”,在早前的报道中提到,甚至连消毒记录都没有。
更让人担忧的是,日本餐饮行业的人工短缺问题加剧了食安风险。为了节省成本,很多便当店和外卖店让员工身兼数职,清洗、切配、打包一人包办,消毒流程被大幅简化。富山市那家寿司店之所以让感染员工继续工作,就是因为人手不足,担心停业会影响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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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舆论倒逼改革,日本食安就能“痛改前非”?
连续爆发的食安事故,日本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例如2025年4月栃木县中毒事件后,日本厚生劳动省紧急召集专家会议,提出了三项改革建议:要求食品加工人员每季度接受诺如病毒检测,冬春季节增加检测频率;推广自动化设备减少人工接触;建立食品溯源平台,公开加工人员健康状况。
但这些建议至今没有落地成为强制规定。日本餐饮行业协会以“增加企业成本”为由强烈反对,部分消费者也担心“过度监管会影响食材口感”,改革陷入了两难境地。截至2026年1月,只有东京、大阪等少数城市试点了员工定期检测制度,大部分地区依然沿用旧规。
对比某大国的食安监管体系,日本确实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不仅需要强制的员工健康证明制度,还有“明厨亮灶”等工程让消费者实时监督,一旦出现食安问题,企业面临吊销执照、行业禁入等严厉处罚。这种“零容忍”的态度,才能真正守住食安底线。
但日本的情况也有其特殊性。生食文化根深蒂固,中小企业占比高,监管难度确实较大。如何在保护饮食文化和保障公共安全之间找到平衡,是日本面临的最大难题。
不过反过来想想,在一个连“核食”都能吃得下去的国家,区区诺如病毒,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
本文参考引用来源:
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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