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相声圈里论资排辈,讲究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可您能想象吗? 两位同在天津、同出一个师门、同是“寿”字辈顶尖人物的相声大师,竟然老死不相往来长达半个世纪。 马三立和郭荣启,这对名字在相声史上金光闪闪的人物,他们的恩怨就像一出台下演了五十年的“暗黑相声”,比台上任何段子都曲折。 而一切的导火索,仅仅是郭荣启在后台随口说的一句话。 这话传到了马三立耳朵里,就像一根刺,扎进去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马三立和郭荣启,打根儿上就绑在一起。 马三立1914年生人,郭荣启1917年生人,俩人就差三岁,是正经的同龄人。 更近的关系是,郭荣启拜的师父,正是马三立的父亲,相声“德”字辈的名家马德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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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旧社会的规矩,徒弟拜师,那是要“写”给师父的。 什么叫“写”? 就是学徒期间,吃穿住行全在师父家,生老病死各安天命。 郭荣启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就住进了马家大院,跟马三立在一个屋檐下长大。 白天跟着师父马德禄学活,背贯口、练“说学逗唱”,晚上可能就跟师哥马三立挤一块儿。
照理说,这份情谊,应该比亲兄弟还亲。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俩人都在天津卫闯出了名头,成了“寿”字辈里最年轻、也最能耐的代表人物。 解放后,又都进了天津曲艺团,成了同事。 可怪就怪在,这对师兄弟,关系是出了名的冷淡。 在团里碰见,点个头都算多的,私下里更是一点来往都没有。
圈里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知道这二位爷有心结。 但究竟为了什么,很长时间里大家都只敢私下嘀咕,没人敢摆在明面上说。
裂痕的种子,其实早在郭荣启在马家学徒的那几年就埋下了。 旧社会学艺,那可真不是请客吃饭。 师父打,师父骂,给师父家干杂活,那是天经地义。 出师前挣的钱,也基本都归师父。 用现在的话说,这学徒合同堪比“卖身契”。
郭荣启天赋高,也肯下苦功,但那段日子想必不轻松。 后来在一次演出后台,演员们卸了妆闲聊,不知怎么就聊起了过去学艺的苦。 郭荣启大概是感慨了一句,原话传出来是:“马家太能剥削人了。 ”
“剥削”这两个字,在旧社会行当里可能不算稀奇,但在新社会,尤其是在注重出身和名声的文艺圈里,分量可就太重了。 这句话像长了翅膀,飞快地传遍了天津相声圈,最终,稳稳地砸在了马三立的面前。
马三立听到后是什么反应? 愤怒,极大的愤怒。 马家是相声世家,脸面比天大。 在马三立看来,我父亲教你本事,给你饭吃,把你培养成角儿,你不感恩戴德就算了,居然还反咬一口,说我们家“剥削”? 这不仅仅是抱怨,这是对马德禄先生授业之恩的全盘否定,是对马家门风的严重诋毁。
这根刺,从此就深深地扎进了马三立心里。 师兄弟的情分,从那一刻起,就算彻底断了。
时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件关于晚辈拜师的事,把这陈年旧怨又一次晾在了太阳底下。 马三立的儿子,少马爷马志明,到了该正式拜师入门、确立门户的时候了。
当时全国的相声界,“寿”字辈的老先生就像珍稀动物,掰着手指头数,只剩三位了。 哪三位? 马三立自己,福建的陶湘九,再就是天津的郭荣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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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理,这选择再简单不过了。 陶湘九远在福建,来往不便,根本不现实。 剩下的最优解,不就是同在天津、辈分正合适、艺术造诣极高的郭荣启吗? 事实上,天津的另一位名家谢天顺,就是在八十年代拜在了郭荣启门下。
但马志明最终没走这条路。 后来他在采访里谈到这件事,话说得很含蓄,也很体面:“当时全国‘寿’字辈的就剩下三位,自己爸爸马三立不能拜,福建的陶湘九太远,天津郭荣启……不怎么来往。 ”
“不怎么来往”,这已经是少马爷极尽委婉的说法了。 真实的情况就是“绝无来往”。 父亲马三立和郭荣启之间那道冰冷的鸿沟,让郭荣启这个选项,从一开始就被划掉了。 马志明最后是由相声大师侯宝林“代拉”入门,拜在了已故的朱阔泉先生门下。 你看,宁可绕这么大一个弯子,也绝不沾郭荣启的边儿。
另一个名字,也让马、郭之间的关系更显微妙,那就是杨少华。 杨少华早年家境贫寒,但热爱相声。 当时相声名家常连安(常氏相声创始人)看他是个苗子,就出面撮合,让杨少华拜郭荣启为师。
郭荣启当时没明确反对,但也没正经摆知(举行正式的拜师仪式)。 为什么呢? 一来杨少华实在穷,摆不起酒席;二来,常连安是郭荣启的大舅哥,又是当时剧场的老板,郭荣启碍于这层关系,态度就有点模糊。
这事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郭荣启后来从不主动承认杨少华是自己的徒弟,但别人问起,他也不坚决否认。 到了八十年代,马三立在参与整理相声族谱时,大笔一挥,直接把杨少华明确写在了郭荣启名下。
这个举动,在郭荣启和支持他的人看来,简直是“恶心人”。 你马三立明明跟我有嫌隙,却来替我“认”徒弟,这不是成心给我添堵吗? 但马三立那边可能觉得,这是按规矩办事,你当初既然没否认,那就得认账。 一件小事,又给双方的怨气簿上添了一笔。
如果说之前的都是暗流涌动,那么1988年发生在天津的一件事,则把这矛盾彻底公开化了。 那是在相声演员姜宝林的收徒仪式上,马三立作为艺坛泰斗被请去讲话。
谁也没想到,马老在台上话锋一转,不仅没给姜宝林的师父李洁尘留面子,还当场宣布,要把姜宝林收到自己门下。 这还不算完,他在讲话里,几次三番地点名道姓,说了不少郭荣启的“不是”。
那时候,马三立和郭荣启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退休在家,德高望重。 在这样一个公开场合,马三立这么做,无异于当着整个相声圈的面,给了郭荣启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已经不是私下不满,而是公开的决裂和宣泄。 积攒了几十年的怨气,在那个瞬间找到了一个出口。
这件事之后,圈里人都彻底明白了,马、郭二位,这辈子是绝无可能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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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小事,特别能说明两人相处时那种冰冷的氛围。 据说有一次开会,马三立和郭荣启恰好坐在一起。 郭荣启有个习惯,烟瘾不大,一根烟抽一半就掐灭,剩下的半截放回口袋,下次想抽再拿出来。
那天开会,郭荣启照旧抽了半根烟,把冒着红点的半截塞进了棉大衣口袋。 但他可能没掐实在,烟头在口袋里慢慢阴燃,不一会儿,焦糊味就飘出来了。 台上讲话的领导也闻到了,赶紧停下来问,是不是哪里着火了?
当时马三立就坐在郭荣启旁边,他看得清清楚楚,烟是从郭荣启口袋里冒出来的。 可马三立呢,他非但没有提醒身旁的郭荣启,反而自己站了起来,面不改色地对领导说:“领导您别担心,刚是我不小心玩火,现在已经灭了,没事了,您继续讲吧。 ”
他替郭荣启遮掩了尴尬,但用的是“我玩火”这种完全撇清对方的说辞。 没有眼神交流,没有悄悄提醒,只有一种冰冷的、置身事外的“解围”。 这种距离感,比直接争吵更让人心寒。
抛开具体事件,两人性格的冲突,也是这恩怨难以化解的重要原因。 马三立先生艺术造诣极高,身上有传统文人的那种清高和傲骨。 他极其看重家族的声誉和师道的尊严,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 郭荣启那句话,在他听来,是玷污了马家的门门楣,玷污了父亲的清誉,这是他绝对无法容忍的底线。
而郭荣启呢,在圈内是出了名的性格孤僻。 他不爱交际,喜欢独来独往,把所有心思都扑在琢磨活上。 他的《绕口令》、《打牌论》那是顶尖的功夫。 但这种性格的人,往往不通人情世故,说话直接,甚至有些伤人。 他当年在后台说那句话,可能只是陈述他记忆中的事实和感受,并未深思这话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一个眼里不揉沙子,一个说话不懂拐弯。 两个同样骄傲、同样倔强的灵魂,一旦有了裂痕,就谁都不会先低头了。 时代也给他们打下了烙印,他们从旧社会走来,身上带着新旧观念碰撞的痕迹。 马三立维护的是传统的师道伦理,而郭荣启那句“剥削”,却带着新时代批判旧制度的色彩。 这话搁在解放后说,味道就全变了。
这场冷战,贯穿了他们的后半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媒体采访晚年马三立,问他关于同辈人的话题。 马三立曾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一辈,就剩我自己了。 ” 而事实上,当时郭荣启先生依然健在。
1999年,郭荣启先生去世。 2003年,马三立先生也告别了人世。 直到生命尽头,这两位艺术大师之间,也没有传出任何冰释前嫌的消息。 一段始于少年同窗的缘分,终以一生长达半个世纪的沉默告终。
他们给世人留下了《买猴》、《逗你玩》、《绕口令》等等不朽的经典笑声,也留下了这段让后人无限唏嘘的沉默往事。 相声台前是热闹的江湖,台后是复杂的人情与时代。 他们的艺术是合作的,而他们的人生,却演成了一出漫长的、没有对手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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