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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海钧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2026年1月2日,香港上诉法庭驳回了恒大集团前行政总裁夏海钧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针对他600亿港元资产及豪宅出售收益的全球玛瑞瓦禁令将持续生效。
这位曾经年薪超2亿元、被称为“打工皇帝”的职业经理人,如今深陷司法漩涡,其个人命运与恒大集团的崩塌紧紧捆绑在一起。
禁令背后的清算风暴
夏海钧此次申请撤销的禁令非同寻常。这是一种名为“全球玛瑞瓦禁令”的跨国资产冻结措施,旨在防止被告在诉讼期间转移或处置资产,确保最终判决能够得到执行。
2024年6月24日,恒大清盘人为追讨约60亿美元股息,向香港法院申请针对夏海钧的此项禁令并获批准。
禁令明确禁止夏海钧转移香港辖区内600亿港元资产,同时禁止其处置或挪用柏傲山物业出售收益。
2024年6月,清盘人发现夏海钧以8200万港元,较五年前购入价亏损47%,出售其位于香港北角柏傲山的复式豪宅,这一行为直接触发了清盘人的法律行动。
夏海钧随后发起多次司法反击,但均告失败。从2024年7月到2026年1月,他的撤销申请先后被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驳回,其试图摆脱资产冻结的努力彻底落空。
“打工皇帝”的天价薪酬
公开信息显示,夏海钧,1964年出生于哈尔滨,先后毕业于中南大学、暨南大学。
根据香港法院文件,他同时拥有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和加拿大籍。
凭借工科+经济学的复合背景和在中信的早期经验,他在2007年加入恒大后迅速成为核心。
作为“二号人物”,他主导上市、推行“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 模式,是恒大从百亿跃升至数千亿规模的关键操盘手。
清盘人之所以将夏海钧列为重点追责对象,与其在恒大期间获得的惊人报酬密不可分。
数据显示,夏海钧在恒大效力的15年里,仅从账面就分走了约20亿元薪酬。
2007年6月,夏海钧以总裁身份加盟恒大,初始年薪为500万元。随着恒大销售额从2008年的100亿元飙升至2015年的2013亿元,他的薪酬也水涨船高。
2015年,夏海钧薪酬首次突破亿元大关,达到1.68亿元;2016年更是达到惊人的2.7亿元,一举拿下“打工皇帝”称号。
即便在恒大暴雷前的最后几年里,夏海钧的薪酬仍维持在2.98亿元、2.42亿元、1.54亿元、2.05亿元、2.02亿元的高位。
这种薪酬与企业规模的同步“狂飙”,使他成为中国房地产黄金时代最耀眼的职业经理人之一。
财务造假与密集套现
2024年9月,中国证监会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揭露了夏海钧在恒大财务造假中的核心作用。
作为时任中国恒大副主席兼总裁,夏海钧实际统筹管理公司日常事务,并“组织安排编制虚假财务报告”,被认定为“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
调查显示,恒大地产2019年虚增收入2139.89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50.14%,虚增利润407.22亿元;2020年虚增收入3501.57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78.54%,虚增利润512.89亿元。
这些虚假数据构成了恒大公开发行多期公司债券的基础,涉及“20恒大02”、“20恒大03”、“20恒大04”、“20恒大05”、“21恒大01”等债券,发行总额超过200亿元。
更引发争议的是,在恒大债务风险全面暴露后,夏海钧的密集套现行为。
2021年7月至8月期间,夏海钧分别卖出中国恒大面值1.28亿美元的优先票据,出售价格仅为票面价值的35.9-52.4%。
同一时期,他还出售了300万股恒大汽车股份以及1000万股恒大物业股份。这些操作被市场解读为“提前避险”,累计套现金额超10亿港元。
分析人士指出,夏海钧的套现时机极为敏感,正值恒大危机初现端倪但尚未完全公开化之时。这种利用信息优势进行的资产处置,不仅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也加速了市场信心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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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模式的共谋者
夏海钧的恒大生涯,塑造了公司,也预示其结局。
他不仅是关键战略的推手,从推动港股上市,到确立以“高负债、高周转、高扩张”为核心的模式,更是恒大模式的共谋者。
这种激进的杠杆游戏在创造“恒大速度”的同时,也埋下了必然的种子:它极度依赖持续的资金流入与上涨的房价,其脆弱性在市场转向时暴露无遗。
他的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是卓越的战略执行者;另一方面,他也是扭曲激励制度的产物。其天价薪酬与规模扩张直接挂钩,却与风险脱钩,这实质上鼓励了为短期业绩而进行的长期冒险。
如今,他遁形美国。据媒体报道,其家族在美国拥有价值数千万美元的房产;而在加州尔湾,有人称曾见他出入住宅、携子购物,生活似已归于平静的日常。
随着恒大清盘程序推进,夏海钧面临的可能不仅是资产冻结。证监会已认定其“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后续可能还有更多法律追责。
只是,恒大万亿债权的数字之下,是千千万万家庭真实的命运。他们押上的可能是六个钱包、半生奋斗,换来的却可能是一张迟迟无法兑现的图纸。
在中国房地产狂飙的盛宴散场后,这些普通家庭的血汗与期待,成了最令人心碎的代价。
而酿成这一悲剧的,或许远不止许家印、夏海钧等人。真正的困境在于,当系统性风险暴露、真正的“始作俑者”,至今仍逍遥于法网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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