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鸣钟引发的思考

中西文明的交流互动从自鸣钟的遭遇可见一斑。十八世纪初，意大利人利玛窦将自鸣钟带给乾隆皇帝，他的真实意图是想给皇帝的脑袋输入上帝，自鸣钟只是个媒介，敲门砖。没想到，皇帝不关心利玛窦心中的上帝，自鸣钟倒是个新鲜玩艺儿，可以玩玩。这钟是个神奇的东西，说是计时，可比沙漏好玩多了。它让时间脱离了日常生活，脱离农耕文化，成为抽象而又具体的响声和节奏。

对于自鸣钟，惊异是正常的初始反应，如同中国的瓷器或丝绸进入欧洲一样。

接着，试探是第二步，自鸣钟的到来随着西方的优越感而来，当然，利玛窦醉翁之意不在酒，想传教。但不带点洋玩艺于情于理，怎么也说不过去。没有先进的器物，怎能让中国相信西方的优越，又如何说服人们信奉上帝？退一步讲，即使中国不信上帝，自鸣钟是实实在在的，总不能不信吧？说不定能打开贸易市场呢。后来，中国拒绝了上帝，拥抱了自鸣钟。丝绸和瓷器在西方受到追捧，由此打开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但中国没有搞文化输出，只想享受万邦来朝的自豪。也正是丝绸和瓷器，让西方见识了中国的先进，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他们扩张的欲望。

误读是必然的。一件器物，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下诞生，也就是说，器物上沾着看不见的思维及制度的灰尘。中国人当然将目光锁定在实体上，看有什么用？计时间也就算了，我们有沙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钟暮鼓、一寸光阴一寸金。思来想去，当玩具最合适，能使人愉悦，提供情绪价值。至于上帝和附着自鸣钟之上的思维和制度，我们看不见摸不着，骗小孩子都不信，还是见鬼去吧。利玛窦很失望。遥想丝绸和瓷器在欧洲，风靡一时，欧人不但想到贸易，也想到生产，更想到了背后中国文明、富裕的逻辑，需要学习和模仿中国的银树和遍地的马奶。况且，这又不影响信奉上帝，因而，开花结果指日可待。在此过程中，双方都经历了试探。

总不能老误解吧？双方还是调节一下情绪，理一理思绪。中国从自鸣钟中看到了西方的先进，坚船利炮更是震响了国人，国人开始向西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失败了，甲午、庚子一败再败，败得没自信了，得出：中国什么都不好，西方什么都好。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除。而西方在对中国的一个个胜利中，取得绝对自信，中国什么都不好，长辫不好，长衫不好，三寸金莲更是落后的代名词，自由和民主就是他们的杀手锏，这锏指哪打哪，锏一挥，全世间都属锏的势力范围。中国在一次次的试错中，在不断地调适，这是它文明没有间断的密码。落后就要挨打，得有杀手锏，锏里有中国的价值观和思想，但中国和而不同，不想搞文明渗透，只想和谐。而西方误认为，你不想搞价值观渗透是假的，假以时日，一定会的，你想搞和谐也是假的，世界从来没和谐过，你搞就能成？所以，误解时时在发生，就看各方愿不愿调适，调适能不能成功。

中华文化是有调适功能的。君不见，中华主流的儒家文化中主张学习、上进，其学说中的概念有些含混。正是含混，它可以不断被人解释和诠释，解释的内容各有不同都没关系。重要的是它里面包含着包容。你看，古代哲学中，儒家兼容并包了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等有用的东西，使儒家不断发展。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短暂的辉煌过后，出现了禅宗。禅宗本质就是中国思想，但它含纳吸收了佛教中有益的思想。到宋、明代，儒家觉得禅宗还不能准确反映它的学说，又将以上各学说进行归纳整理，形成新儒家。固然新儒家有封闭、收缩的一面，但它无疑代表了儒家的兼容并包，也与当时生产力逐渐颓废相适应。

西方文化也主张包容。它的民主与科学就是包容的代表，这种包容一定程度上形式上的包容，本质上仍是不包容。你看，西方中世纪长达几百年的宗教战争，准确的说明了这一点。近代西方借海上霸权，向各大洲殖民的同时，也将他们的上帝带到殖民地的领土上。谁要是不认同他们的上帝，就让那些人永远消失。进入现代，这样的故事还在以不同的版本上演，导演只有一个——西方。当然，宗教的价值观冲突，内含了利益的争夺，利益和价值观交织，互为因果，世界难以安宁。

所以，依我看，真正能包容，实现和而不同的是中华文化。只是中华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重新建构，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中华文化的底色是儒家，儒家是在封建氏族社会背景下创立的，虽经几千年时代演进，适应的仍是小农经济、农耕文明。而现代，氏族关系式微，小农经济不复存在，人与人的关系，甚至家庭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血缘、地缘到了法缘，儒家那一套人际关系准则和背后的价值观，需要有所调整和调适。但调整和调适不是大拆大建，也不是推倒重来，当然也不是凭空想象。需要在现代化进程中磨合，不断与生产力相适应，同时，持续吸引西方和世界各地有益的成分，为我所有，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当然，不可否认，西方文化也会不断发展，也可能吸引各地文明成果，使西方文化不断演进。如此，则世界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竞争、相互渗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可促进人类文明不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