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乔冠华逝世，葬礼安排起争议，章含之提三个要求，中央：同意

如今，翻开历史书，还是能看到那张标志性的图片“乔的笑”，这张照片，也成了20世纪70年代我国外交实践的经典瞬间之一。

图中这位仰头大笑的人，就是乔冠华。他的一生都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贡献，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去世，享年70岁。

此时，如何处理他的身后事成了个大问题，按照惯例，乔冠华曾经担任外交部长，是副总理级别的干部，应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办高规格的一提告别仪式，登报发讣告，由专人念悼词，一步都不能少。

可没等相关部门拿出方案，遗孀章含之的3条要求就传了过来：不发公告、不搞仪式、骨灰归家。

章含之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切还要从13年前两人的相识说起。

1970年，毛主席的一句“我们需要女外交家”，让原本是英语教师的章含之走进了外交部。

3年后的冬天，联合国总部外寒风呼啸，章含之抱着一摞文件蹲在过道里，突然就听到里面传来洪亮的嗓音：“章含之在吗？请进来！”她推门探头，眼神里带着些不卑不亢，让见惯了大场面的乔冠华，都愣了几秒。

那时候的乔冠华，早就已经是享誉国际的外交才子了。他于1913年出生在江苏的一个开明士绅家庭。5岁入家塾，年少时就因参加学潮被2所学校开除，但他硬是靠着一股倔劲，16岁就考上了清华大学。

从清华毕业后，他又远赴日本、德国留学，在德国蒂宾根大学，凭着一篇关于哲学的论文拿下博士学位。

回国后的乔冠华，把满腹才情都挥洒在了救亡图存的事业里。广州沦陷之后，他去香港创办《时事晚报》，以笔为枪撰写国际述评，文章传遍了东南亚，被读者誉为“时事评论第一人”。后来，他辗转重庆、上海，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为革命事业奔走相告。

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的外交生涯迎来了高光时刻。

1950年，他随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台湾的武装侵略；1954年，陪同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

1971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那句“联合国的事，要由所有成员国共同来管”的发言，掷地有声。当记者问他坐在中国席位上有何感想时，他仰头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这张照片后来传遍世界，被称为“乔的笑”，成了中国外交史上的经典瞬间。

就是这样一位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遇上章含之后，却总免不了拌嘴。

乔冠华自诩才子，章含之偏不吃他那一套，两人讨论工作，短短几句话就能吵起来。连身边的翻译都忍不住打趣：“老乔，跟女同志讲道理，你永远赢不了。”

可正是这份针锋相对，搅活了乔冠华日渐沉闷的中年时光。

他们感情的转折点，发生在巴基斯坦的一次出访。那天傍晚，当地官员允许代表团摘几朵蔷薇留念，乔冠华轻声问身边的人：“能给我3枝吗？”

回到驻地，他把2枝分给了女随员，最后一枝，郑重地递到章含之手里，章含之扭过头，没说什么，却悄悄把花瓣夹进了笔记本。

后来，毛主席在一次闲谈中，无意间提到了章含之的婚姻不幸。当时在场的乔冠华，就悄悄记进了心里。

回到北京后，他第一次越过公事，给章含之打了个电话，问：“离婚手续办完了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憋了半分钟，突然冒出一句英文求婚。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最后还是应下了。

1973年12月，史家胡同的小院里，摆了几桌家宴。没有鼓号喧天，没有司仪主持，只有几串灯泡挂在院里，映着满座宾朋的笑脸。

周总理端着酒杯，先敬新人，再敬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笑着说：“你们这桩事，我早就猜到了。”

婚后的日子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光鲜亮丽。在外面，乔冠华是运筹帷幄的外交家，回到家，就是个爱吃红烧肉、爱喝两口小酒的老头。

章含之为了迎合他的口味，特意学做菜，刚开始做得不是太硬就是太咸，乔冠华却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还夸她“比外面馆子做得香”。

院子里种着月季和茉莉，乔冠华搬把椅子坐在一旁，要么背几句古诗，要么看着章含之忙活，日子简单，却满是烟火气。

但这样的日子，并没过多久，没几年就被病魔打断了。1977年，乔冠华被诊断出高血压引起的冠心病，1978年，又确诊了肺癌。手术后的日子里，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可还是坚持写文章、改演讲稿，偶尔对着窗外，絮叨几句当年的外交趣事。

章含之一边打趣他“沙场老将不下马，大夫也没招”，一边盯着药表，分秒不敢松懈。

1983年秋，乔冠华开始咳血。住院的第一周，他还强撑着精神，招呼记者拍照，说想留点“精神头儿”给老朋友。可到了第20天，呼吸机几乎就拔不下来了。

临终前，他眼角滚下一滴泪，拉着章含之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对不住，你又要独自一个人了。”话刚落音，监护仪就成了一条直线。

乔冠华走后的3天，章含之顶着四面八方的压力，坚持自己的决定。

有人担心不发讣告会引发猜测，有人说“老革命走了，礼数不能少”，她只有一句话：“他走得累，不想折腾。”

当年，她逆着世俗的眼光嫁给乔冠华；如今，她依然逆着常规，送他远行。

9月28日，灵车在细雨里缓缓驶出医院。没有警车开道，没有哀乐低回，只有寥寥几位亲友，默默地跟在后面。外国同行赶到北京，也只能低调地在史家胡同门口，鞠上一躬。

章含之抱着乔冠华的骨灰罐，那罐子并不算多重，她却觉得，像抱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外交部的大厅中，那天的灯还是照常亮着，却出奇地安静。没人说话，连打字机的声响都停了。乔冠华的骨灰先是被章含之放在书房的壁柜里，旁边摆着一本书。门缝里透进风来，书页偶尔哗啦作响，像有人在静静翻阅。

有访客问她，后不后悔没让丈夫进八宝山，她平静地回答：“家里比公墓暖和，他怕冷。”

后来的日子里，章含之曾想把乔冠华的骨灰送回盐城老家，却因为种种现实原因没能如愿。她抱着骨灰盒站在街头，忍不住落了泪。

再后来，在老朋友的帮助下，她把骨灰安葬在了苏州东山，靠近太湖的地方。那里风景开阔，水面平静，正合乔冠华一生的胸襟。

2011年，骨灰被分成两份，一份留在东山，一份回到盐城，与他的父母合葬。

2008年，章含之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女儿洪晃以为她会想和乔冠华合葬，她却摇了摇头，说：“我要去上海，陪我爸。”最后，家人折中处理，把她的骨灰葬在上海福寿园，与乔冠华的墓隔着一条人工河。

乔冠华一生，活得热烈而坦荡。少年时意气风发，青年时挥斥方遒，中年时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发声，晚年时于病痛中坚守本心。

他喜欢自称“外交侠客”，行走四海，无畏风浪。而章含之为他安排的这场告别，不惊天地，不泣鬼神，却最合他的心意：把体面还给逝者，把清净留给活人。

如果乔冠华泉下有灵，想必也会笑着点头。如今再看他们之间的故事，也还是忍不住为这样深沉的感情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