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封神》里的西岐，探秘华夏起源的秘密

《春秋大变局》节选（38） 主笔：朱晖（闲乐生）

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史记·周本纪》

按照《史记》这段记载，我们华夏周族起源自西方的农耕部族后稷，夏朝末年，夏联盟崩溃，后稷部族首领不窋被迫“奔戎狄之间”。不窋之后近百年，这支流落戎狄的顽强部族，终于又迎来了一位伟大首领，那就是不窋的孙子公刘（注1）。

据《吴越春秋》记载，公刘这个人善良的有些夸张，他走路都不践踏鲜嫩的野草，驾车时总是避开初生的芦苇，颇有一点佛家高僧的味道。当时，正值殷商初年（公元前1600年左右），天下稍稍稳定，“四·二千年事件”也早已在两三百年前结束了，气温开始回暖，所以公刘想要“复修后稷之业”，重振周族传统的农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公刘努力奋斗，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四处巡行，考察耕田，因地制宜，种植庄稼，并率领族人伐取木材以供使用，使得周族出门的人有旅费，居家的人有存款。民众的生活都靠他好起来。

后来，为了发展农业，公刘又带领着族人迁徙到了泾河上游的沃土豳（ｂīｎ，宾）邑（即今陕西彬州市，旧称邠县。豳邠古今字，与彬皆同音）。《诗经·大雅·公刘》中记叙了公刘赶走豳邑原先的戎狄部落白手起家的全过程，从全诗来看，这是周族的一次大规模武装殖民，最终他们赶走了当地土著，抢得了豳邑这块好楼盘，所以各族的人都跑来买房买地投靠他，周族的兴旺发达就是打这时候开始的。

而这段历史也得到了考古的证实。考古发现，在距离彬州市西北20公里的长武县碾子坡村，有一处先周文化遗址，碳十四测年距今3500-3100年（殷商中晚期），与公刘迁豳大概同时期。这应是豳邑周人的一个外围小聚落，充其量只有数百居民，但却发现了数量极多的牛、羊、马和猪等家畜骨头，以及很多农业生产工具。这说明公刘部落农牧皆发达，且肉食摄入量远超任何已发现的古代农业聚落，他们甚至都懒得去射猎和捕鱼（注2）。

考古还发现，正是在公元前1500左右（商代早中期），晋陕北部山地中出现了一些武装化的混合经济人群（考古称“李家崖文化”），他们以马猪羊及青铜武器随葬，定居程度低，牧猎化与武装化现象非常明显。而大概在同时期，北方鄂尔多斯河套地区的人类活动遗迹几乎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将近一千年，直到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才重新出现。这一切都说明，晋陕北部山地中的这群人，就是由于气候恶化而被迫从北方鄂尔多斯迁来的农牧兼营人群，通过考古与文献记载的对照，学者们认为他们就是中国史书中提到的“戎”。戎的本意是武器，引申为战争或善战之人，由此可知，戎人是一群为了争夺生存资源而日渐武装化的善战人群。所以，从商初开始，被迫南迁的戎人与辗转西迁的周人（注3）在陕西北部的山区谷地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相爱相杀的剧情。

据《史记·周本记》记载，公刘九代之后，在晚商差不多第27任君主武乙帝即位（公元前1147年）前后，后稷部族又出了一个出色的首领叫做公亶父（注4），也就是日后周文王的祖父。当时，戎人中的一支薰鬻（音育）族很嚣张，经常出兵攻打后稷部族。公亶父送去了犬马牛羊，戎人不满足，又来侵扰；公亶父又送去皮帛、珠宝，戎人还是不答应。

公亶父问：“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戎人回答：“想要你的土地，好搞房地产啊！”

后稷族人很生气，都想奋起反击赶跑侵略者。

公亶父却说：“作为一个好干部，是不会因为这本应养育人民的土地，来危害这块土地所养育的人民的。现在戎狄前来侵犯，目的是夺取我的土地和百姓。百姓跟着我或跟着他们，有什么区别呢？百姓为了我的缘故去打仗，而牺牲了他们的父子兄弟，我这首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干。”

说完他便带领自己的族人离开豳地，一路打马向南（注5），迁徙到了关中平原的岐山脚下的“周原”居住，也就是今天岐山县和扶风县之间一带。“周原”北面群山，构成有利的防御屏障，可以防备戎狄侵扰。另外，“周”字的甲骨文就像在一块田地里密植上庄稼的样子，足见这片原野非常适合开垦田畴。从此，后稷部族就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周族。

在这一段历史记载中，公亶父被描写成一个尊重生命，爱惜百姓，以德服人的大慈善家，但是咱们仔细想想，上古时代关于土地和人口的争夺是否真的如此温情？《诗经·大雅·公刘》里已经描写得很清楚了，豳邑这块地方原先就是公亶父的老祖先公刘从戎狄人那里抢来的。所以戎狄人跑来攻打他们，只是想夺回自己的土地罢了。另外，如秦穆公篇所述，中国的平均气温从商代晚期（公元前1200左右）开始又有了个直线下降的趋势，所以大量西北农牧部族又开始南迁，毕竟南方更温暖，更适宜农牧发展。

总之，公亶父这一段历史八成是后世周人的美化，戎人与后稷部族都是被气候逼得一波一波南迁的。从周人的民族史诗《诗经·大雅·绵》来看，周人对周原这块地方还是非常满意的，这里南临渭水，西有汧河，东有漆水，水源丰富，土壤肥沃，就连野菜都跟麦芽糖一样甜（堇荼如饴）。于是豳邑及周边的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带着炊具，死皮赖脸的非要投奔公亶父（注6），结果一下子就跑来三千辆大车，聚成了“三千户之邑”（伏胜《尚书大传》）。很多甘青一带的西北戎族听说了周族的兴盛，居然也远道而来归从（注7）。于是公亶父就废除戎狄的风俗（贬戎狄之俗），减少畜牧业而大力发展农业，并向殷商文明看齐，学习营造宫城与宗庙（注8），建筑民舍家宅，把民众分成邑落定居下来。

《大雅·绵》还详细描述了周人建都的情形：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意思是：首先任命建设主管司徒和司空，率领民众开工，先用绳子量画地基的直线，再埋柱子，固定两面木版，中间填土夯筑牢固，然后固定更高一层木版，继续向上夯筑。运土的小车轧轧的响，夹杂着投土入版的轰轰声，版筑时的咚咚声，削平土墙上凹凸不平处的乒乒声。近百座土墙同时夯筑，众声响起，盖过了鳄鱼皮鼓的声音。

诗经上的记载，同样得到了考古的证实。近年发现的陕西岐山县凤雏村甲组建筑基址（考古认为是周文王家宅），已是大型夯土木构建筑。大门是两扇式，门前树立碑座以遮挡门外的视线，夯土台基厚约1.3米，台基下有陶管构成的排水管，所有房屋都有探出的屋檐，檐下均有散水沟或散水面，防止雨水冲刷地面。所有的地板、墙面和屋顶还涂抹了一厘米厚的白灰砂浆，室内用玉石、贝壳嵌饰，屋顶则是用复杂的柱网，构成高耸的（四阿或两厦的）屋架，在屋脊檐口及天沟附近，还铺有至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陶瓦，大大了改良屋顶防漏的效果。整座建筑，格局规整，三排房屋，两进庭院，东西厢房共有十九间，左右对称，堪称中国传统建筑方式的早期典范。

总之，周人齐心协力，一年之后建成一座小城，二年之后建成一座大城，而岐周的老百姓也增长到了此前的五倍。至此，周族才从一个氏族组织及族长权威的军事性移民集团，正式发展为一个以农耕为主、有宫室宗庙及比较制度化的国家政治组织。另外，周人被戎狄所逼迫后南迁，也是为了就近寻求自己新老大殷商的庇护，只不过，这里面有个时间上的小问题，需要厘清一下。

首先，按照古本《竹书纪年》：“（商王）武乙六年（公元前1142年），豳迁岐周。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后稷部族南迁周原是在商王武乙六年，可是考古发现，早在殷中期也就是武乙的高祖父商王武丁时代（公元前1250年—1192年在位）的殷墟卜辞中，就有很多讨伐周方的记载。如《合集》6657正：“丙辰卜，宾贞，王惟周方征。”就是武丁占卜要不要亲自去讨伐周方。此外，武丁还多次占卜需要派哪些武装去“寇周”，包括多子族，犬侯，崇侯虎以及一些字形无法释读的侯和人名。可见武丁动用的兵力非常强大，尤其是“多子族”，它是商王朝的统治族，其女性成员常常成为商王的族内配偶，男性成员则常常担当商王的王室卫士，故陈梦家将其比作清代的八旗军。而此时尚在碾子坡地穴与窑洞中安乐生活的公刘部族还是只个弱小的氏族组织，不值得殷人如此劳师动众。事实上，从《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公刘部族的历代首领都被殷商封为邠侯（注9），与卜辞中那个强大的“周”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董珊先生认为，周原这个地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姓的族群进入并建立国家政权，这些先后成立的国家，可以使用同一国名“周”，并用此国名来命名自己的国族（注10）。另外李硕与徐中舒等学者根据古书《山海经》推测，后稷部族在夏朝末年的混乱时代可能发生了一次分家，其中一大批族人已由叔均带领由“邰”地向西迁徙六十多公里，到达周原建立了一个“西周之国”（注11），而实力由此被削减后的后稷部族最后只能在不窋的带领之下“奔戎狄之间”。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

文中的“有双山”，估计就是周原南北的秦岭与岐山，双山夹一原，关中也只有周原比较符合这个条件。另据古书推测，周原的叔均部族后来还发明了牛耕，《山海经·海内经》曰：“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周人的上古元典《周易》亦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里的“龙”，指牛（牛龙），牛在田间耕作，意味着叔均部族在农业技术上的大突破（注12），其族亦随之进入了文明时代。

当然，这一切都是学者们的推测，因为史书中没有任何关于叔均西周之国的具体记载，而武丁之后，殷人卜辞中也不再有关于周人国族的记载了，可能西周之国已经归服，或者已经迁走了。公亶父大概了解到这种情况，所以才带领族人来到这片远房亲戚曾经居住过得沃野，以继续后稷周族的文明与辉煌。

另外，如前所述，周人来到周原之后，便迅速归服了商人。有了商人盟主的支援（注13），以及新建城郭的保护，周人终于在岐下站稳了脚跟，一步步发展壮大（注14）。殷商之所以要扶持公亶父，也还是因为西北戎人太厉害，所以要大力培养周人去对付他们，此乃驱狼斗虎之计，与后来周平王东迁而赐予秦人岐周之地对抗戎狄是一个意思。另据周原所发掘之卜甲显示，周人不仅常常招待殷王来周地田猎（殷王经常去属国田猎，性质类似于秦始皇巡行），甚至还在自己的都城内建立殷商宗庙、祭祀殷商先王（注15）。看来，周人刚开始对殷商还是很顺服的，至少表面上如此。

但是，与周平王一样，商人这着棋也下错了，驱狼斗虎最后变成了养虎为患，周族在公亶父之后越来越强大，最终竟联合戎人，灭商取而代之。《诗经·鲁颂·宓宫》载：“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说得更是清楚之极，公亶父率民迁到周原后，就开始准备实力翦灭殷商了。

那么周族后来为何有会联戎反商呢？其实，很多迹象都表明，周人在“自窜于戎狄”期间，一方面与戎狄互相争夺生存资源，另一方面也有互相融合的趋势。《史记·周本记》也记载，周人在迁居周原之后，公亶父才“乃贬戎狄之俗”，说明他们此前与戎狄并没有太大区别，也向来为殷商之人轻视。古本《竹书纪年》上甚至说，周族首领季历（周文王之父）就被商王文丁（商纣王之祖父）抓住然后当成戎狄方伯给杀掉祭神了。《左传·僖公十九年》上也说：“昔周饥，克殷而年丰。”足见周克殷之战，亦有点类似于后来戎狄抢掠中原的意思，只是相比其他戎狄，周人文化更高，且兼具包容性大、内聚力强，以及自强不息的优秀特质（注16），所以才能以封建与宗法的结构，凝聚古代诸种族群，合而为华夏民族。

注1：周人习惯尊称父族长为“公”，如公刘，公亶父，周公等；而殷商人惯称父族长为“父”，如伯懋父、尹吉父等，周武王攻入殷都后向殷商贵族发表讲话，亦称其朝廷老臣为“伊旧何父”。到了春秋时，宋国还有正考父、华父、乐父、孔父等。

注2：参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南邠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

注3：这也正是欧西大陆不少民族大移动的时期，一切都与此次地球小冰期有关。李峰还发现，鄂尔多斯伊克昭盟的朱开沟文化，时代为公元前1685年-前1515年之间（夏末商初），其陶制器皿与先周文化有类似之处。可见此二族在此期间交流甚多（氏著《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

注4：公亶父，《史记》和许多历史著作都称为“古公亶父”，是不对的。《诗经》中的“古公亶父”的“古”，是“昔”的意思。详见杨宽《西周史》。

注5：据《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顾炎武《日知录 骑》条说：“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骑之称。”公亶父会骑马，这说明周人已经学会了骑马放牧。另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骑马的记录。这主要是因为殷周时中原马普遍矮小，可能并不适合长途骑行作战，所以战争多用马拉战车，骑乘作战的很少，一般只作为步兵官长的坐骑。殷墟宗庙区乙七基址考古发现了密集的车墓，共埋7车、15人、14马，而骑士墓却只有一座，足见其占比不高。直到后来引进蒙古马和中亚马进行杂交，春秋战国之后才渐渐有成建制骑兵的记载。

注6：这个记载也得到了考古证实。证据就是碾子坡遗址在晚商时期墓葬锐减，先周时期，这里有墓葬共232座，但西周时期则仅有45座。这说明当时聚落人口规模发生了骤减，大部分民众应该都追随公亶父南迁到周原去了。

注7：考古发现，在陕西先周时期遗址中，各种文化类型并存，而非单一氏族社会。比如在周原的宝鸡斗鸡台墓地、岐山贺家村西北墓地、武功郑家坡遗址，以及扶风刘家墓地发现的殷商晚期周人墓葬中，都出土了很多分裆鬲，刘家墓地所出还带有双耳，考古一般认为此种鬲的形制与以甘青地区为中心的辛店、寺洼所出鬲的形制特点相近同。刘家墓葬还多出偏洞式，此种墓制亦见于甘青地区辛店文化墓地中（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22年，第276-280页）。所以学界也一般认为，周人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自由民集团，奴隶较少，且都是家务奴隶，基本没有生产奴隶；而自由，开放，兼容并蓄，这就是周人比殷商更先进的地方。

注8：据《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所谓陶穴，就是凿地而成的土室。看来，周人在迁岐之前（包括族长在内），都还是住在一些窑洞与半地穴式的房屋里，他们是迁岐之后才开始学习殷商在夯土地基上建筑房屋的。考古亦发现，先周碾子坡遗址不仅有一些一米深的半地穴式房屋，还有很多窑洞建筑。黄土高原黄土深厚，经过千万年的风雨侵蚀和流水的冲刷，形成了无数的峭壁；黄土节理垂直，土质坚实，不易崩塌，二三十米高的土崖峭壁仍能矗立，这为开挖窑洞提供了有利条件。碾子坡周人会向崖壁里面挖一条1米多高的巷道，深入内部之后再向周围掏挖以扩大居住面积，从而形成一间穹顶的窑洞居室。窑洞墙壁还挖掘出壁龛，作为储藏收纳的空间。

注9：今本《竹书纪年》：“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组绀。”而根据《史记·周本纪》上记载的周人世系，这几位邠侯正是公刘的后裔，公亶父的祖先。

注10：参见董珊《试论殷墟卜辞之“周”为金文中的妘姓之琱》，《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7期。

注11：参见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及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另外，叔均可能跟后稷一样也是一种农官，而非特指某人。“均”通“畇”，《尔雅·释训》云：“畇畇，田也。”“均”之本意即指耕耘田地，故《周礼》之农官多以“均”名，如“均人”、“土均”等。至于“叔均”之“叔”，则为男子之通称，“叔均”名农耕之官，表明耕耘自古就是男子之事。参阅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本）》，商务印刷馆出版，2016年出版，399页。

注12：古埃及和苏美尔在距今5500年到4800年之间，已有构造复杂的牛耕拉犁（【美】霍贝尔《人类学》）。我国青铜犁则出现在商周时期，但现存数量极少，且尺寸小而薄，耕田效果很差。李根蟠、许进雄等学者就指出，用商代的铜犁或三角形石质犁耕田，大致只有1.7倍人力的效果（铁犁则有五倍效果），再加上牛还是祭祀时最隆重的牺牲也是作战时运送辎重所依赖的家畜，所以当时牛耕并不常见，用的人很少。直到大约战国时代铁制农具涌现，关中地区才普及了牛耕，但赵国等偏远地区牛耕仍很少见（赵臣赵豹论及秦国优势时云“秦以牛田”）。参阅李根蟠：《先秦农器名实考辨》，以及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

注13：古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十四年（公元前1114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十匹。”

注14：日后周人虽然为了剪商而将军事与行政中心东迁至丰镐，但岐下的周原，却始终保持其宗庙辟雍，为周人精神上及宗教上的中心（许倬云《西周史：增补二版》，2018：107页）。后来秦人为了东进而将都城东迁至栎阳、咸阳，但其精神与宗教中心却始终设在雍城，应该就是模仿的周人的制度。

注15：在周人传说中，殷周同祖帝喾，大概也是一种攀附或者同化的政策。《礼记·祭法》曰：“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前述《山海经·大荒西经》中亦有“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之语。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辩伪》一文亦指出：“商的宗神当然不即是周的宗神，然而到了种族混合大运动的时候，这两个仇雠的种族忽然成了亲兄弟了。”

注16：世界上若干伟大文化体系中有些有内聚力强的特质，如犹太文化系统；也有的包容力特强，如回教与基督教的两大系统。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却兼具两个特点，而且都异常强劲（许倬云《西周史：增补二版》，2108：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