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谜语与谶纬

谜语与谶纬：论《红楼梦》灯谜中的终局意识与存在悖论

文/于树彬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常被视作全书悲剧基调的定音锤。贾府元宵盛宴上的几则灯谜，绝非寻常的节日游戏，而是曹雪芹以绝世才情，将中国传统谶纬文化与存在主义哲学熔铸一炉的精妙寓言。这些谜语，如悬于繁华宴席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笑语喧阗中投下冷峻的阴影，提前宣判了人物无可遁逃的命运。然而，其震撼人心的力量，不仅在于预言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结局，更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存在悖论：人，既是自身命运的书写者，却又是这命运文本最盲目的读者。

灯谜之为谶，深植于中国文化“察见渊鱼”的宿命观与“诗谶”传统。《左传》早有“筮短龟长”的预言方式，至唐宋代，文人诗作中偶然言及身后事的句子，常被附会为“诗谶”。曹雪芹将这一传统叙事化、戏剧化。元春的“爆竹”谜，其“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岂非《好了歌》中“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凄艳注脚？其意象与《长恨歌》中“宛转蛾眉马前死”的刹那荣枯异曲同工，更与李商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惘然预见遥相呼应。迎春的“算盘”，拨弄于“有功无运”的宿命框架内，令人想起《庄子·大宗师》中“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无奈，她的悲剧，是棋子对棋手意志的彻底臣服。探春的“风筝”，线断飘零，恰似《汉书·苏武传》中“人命如朝露”的飘忽，其远嫁之恸，直追王昭君“一去紫台连朔漠”的苍凉别恨。惜春的“佛灯”，于“沉黑海”中觅“大光明”，则深得禅宗“劈破旁门见月明”的顿悟之妙，其出世选择，乃是对红尘悲剧最彻底的预判与弃绝。

贾政的“悲谶语”，代表了理性世界对这种命运先兆的惊惧与无力。他感到的“不祥”，正是传统士大夫面对不可知天命时，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的忧惧心理。然而，曹雪芹的深刻远超于此。他笔下的悲剧，并非古希腊式纯粹外力（命运女神）的捉弄，也非简单的“因果报应”。这些灯谜的特殊性在于：它们是角色“亲手写下”的。元、迎、探、惜四春，在创作这些谜语时，是自觉的艺术家，无意识地成为了自己命运的预言家。这构成了第一重存在悖论：人以创造者的自由姿态，为自己铭刻了囚禁自身的符咒。 谜语的“谜面”是他们当下心性的流露（如惜春的孤僻早慧），而“谜底”却成了未来命运的囚笼。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如同俄狄浦斯王竭力逃避神谕，却每一步都在走向预言应验，展现了个人意志与命运轨迹之间令人战栗的互动关系。

更深一层，曹雪芹通过这场“猜谜游戏”，构建了一个关于认知与存在的巨大隐喻。全书如同一场宏大的灯谜，读者如贾政，试图“猜”解人物的命运、家族的兴衰。而书中人物自身，则活在“谜面”的繁华绚烂之中，对即将降临的“谜底”（悲剧终局）浑然不觉。宝玉、黛玉等人“尽情感受、尽情生活”，恰是因为他们处于“梦”中，处于对终局的无知状态。这种“无知”，在曹雪芹看来，并非缺陷，反而是生命得以鲜活展开的必要条件。倘若人人都如跛足道人般知晓“好即是了”，那“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生动过程将失去全部意义。这是第二重悖论：对终局的彻底知晓，将抽空生命过程的所有重量；而对终局的茫然，恰是生命得以燃烧的前提。 这令人想起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明知巨石会滚落，仍一次次推石上山，这抗争过程本身，便是对荒谬命运的最高蔑视与超越。

《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它没有停留在“宿命悲剧”的哀叹上。它通过“梦”的总体隐喻，将这种终局意识升华了。所谓“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终局，是“谜底”；而大观园内的青春、诗情、欢笑与泪水，是过程，是“谜面”的万千气象。曹雪芹以毕生心血，并非只为记录一个家族如何走向“化灰”的终点，他更是以惊人的艺术力量，将走向终点途中那些瞬息万变、璀璨夺目的“人生之美”凝固成了永恒。书中人物，从戏份厚重的宝黛，到“全部篇幅加起来不到一页纸”的惜春，都因这极致的过程描绘而获得永生。这回应了开篇那个假设：若有能力写下结局，该如何选择？曹雪芹的答案或许是：真正的智慧，或许不在于预知或操控结局，而在于深知结局的必然虚无后，依然能全情投入于当下生命的创造与体验，如同明知必将散席，仍精心筹备并享受那场元宵夜宴。

因此，《红楼梦》的灯谜，不仅是命运的谶语，更是存在的诗学。它告诫我们，人生确是一个无法完全猜透的谜语，终局或许早已在性格、选择与时代洪流中悄然写就。然而，这并不能剥夺我们在“猜”的过程中，去爱、去痛、去创作、去生活的全部勇气与尊严。就像贾母那句未尽的灯谜，留下了永恒的悬置与开放的诠释空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谜面，正由我们在无知与有限中，一笔一划，认真书写。

七律·读红楼灯谜有感

繁华灯市谜藏谶，一响惊雷万艳凋。

珠算难拨运数舛，纸鸢空断海疆遥。

佛前孤焰明心性，局外冷眼洞寂寥。

千古红楼同此梦，谁能破解生死谣？

丙午年1月4日午时写于阿城（上京会宁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