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唯一未廷杖大臣的皇帝！朱祐樘的 4 把火，烧出大明清明的司法

朱祐樘刚当上皇帝那会儿，司法系统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他父亲宪宗皇帝在位时，西厂的特务们曾无法无天，汪直那帮人靠着捕风捉影就能陷害忠臣，动不动就让人戴枷示众、当廷杖打，搞得人人自危。虽然后来西厂被撤销了，但留下的坏风气和一堆冤案还在。

从小在深宫见识过这些黑暗的朱祐樘，比谁都清楚，司法公正是朝廷能不能稳住的根本。所以他一即位，就下定决心要“伸冤理枉、宽严相济”，用一系列扎实的措施，重新建立起明朝的法律秩序。

朱祐樘知道，要重拾民心，首先得把前朝留下的冤假错案翻过来。他登基第二个月，就下令重新审查成化朝留下的那些大案、疑案，要求“凡是有冤屈的，一律平反昭雪”。

对于大名鼎鼎的于谦案，他做得更到位。于谦在保卫北京立下大功，后来却被冤杀。虽然宪宗朝已经为他恢复了名誉，追赐了谥号“肃愍”。但朱祐樘觉得还不够，弘治二年，他应大臣们的请求，亲自为于谦改了一个更崇高的谥号——“忠肃”，并且下令为他修建祠堂。这一下，等于用国家的名义，把于谦“社稷为重”的忠臣形象彻底立住了，给了天下人一个明确的交代。

除了于谦，他对其他受过冤屈的忠臣也一一关照。比如兵部尚书项忠，当初因为反对汪直专权被西厂陷害下狱；还有在土木堡之变中拼死保护英宗的袁彬，老了还被特务诬陷拷打。这两人虽然在成化朝后期已经官复原职，但当年的坏影响并没完全消除，大家心里对特务还是怕。

朱祐樘即位后，亲自翻看他们的案卷和功绩，下令彻底清除当年诬陷案的遗留影响，该表彰的表彰，该补偿的补偿，还把当年一些没被追究的特务余党揪出来严惩。这些举动，不仅让忠臣们真正扬眉吐气，更向所有人宣告：朝廷这回是真要拨乱反正了。

朱祐樘明白，滥用酷刑是制造冤案的帮凶。他上台后，马上严格限制“枷号”和“廷杖”这些可怕刑罚的使用。他规定，不是谋反、叛乱这类十恶不赦的大罪，绝对不能随便动用重刑。这可不是要纵容犯罪，而是强调用刑必须谨慎，要罚得恰当。

这里有个特别了不起的记录：朱祐樘是整个明朝唯一一个从来没有用廷杖打过大臣的皇帝。这对于动不动就“廷杖”言官的明朝来说，简直是破天荒。

对于“枷号”这种刑罚，他也做了具体规范：枷锁的重量不能超过三十斤，戴枷的时间最长不能超过三个月。后来，这些细致的规矩都被写进了弘治十三年颁布的《问刑条例》里，用成文法律彻底管住，纠正了成化朝滥用酷刑的坏毛病。

东厂和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是前朝司法混乱的根源之一。朱祐樘没有简单地废除它们，而是给它们套上了“紧箍咒”。他先是清除了依附汪直等权宦的厂卫人员，然后明确划出红线：厂卫只能查办谋反、叛乱这类真正的大案，严禁绕过正常的司法程序，随便抓人审人。他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监督机制。

在他的严厉约束下，弘治朝的厂卫势力大大收敛，基本回归到“皇帝耳目”的原始职能，大规模制造冤狱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朝廷上下终于从特务政治的恐怖阴影里走了出来。

司法要公正，离不开一双双监督的眼睛。朱祐樘特别加强了都察院（相当于最高监察机关）的职能，重申御史可以“风闻言事”（根据传闻就能提出弹劾），鼓励官员大胆举报不法行为。他明确告诫监察官员：“你们的职责在于公正无私，如果结党营私、徇情枉法，罪加一等！”

为了让监察真正有效，他还完善了监察官员的考核制度，把“平反了多少冤案、揪出了多少坏人”和政绩放在一起，作为考核的核心指标。这样一来，弘治朝的监察系统运转得很有效率，很多司法漏洞被及时堵上，官员们执法也不敢太乱来了。

朱祐樘的司法改革，不是一味地宽松，而是讲究“宽严相济”。他对前朝冤案大力平反，对普通罪犯刑罚从宽，但同时，对司法腐败和那些特务余党，打击起来毫不手软。这种有张有弛的治理智慧，既彻底终结了成化朝的司法混乱，又维护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改革还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完善。弘治十三年出台了《问刑条例》，弘治十五年编成了《大明会典》的初稿（后来在正德、万历朝完善），让明朝的法律体系变得更加系统和完整。

正因为建立了这套相对公正、完善的司法体系，弘治朝的社会矛盾大大缓和，官场风气焕然一新，这才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创造了稳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