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高胡：缅怀张良德同志

原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张良德

缅怀张良德同志

高 胡

良德同志逝世已经10年了。每当他的祭日都会引起我对他的回忆和怀念，都想把这些回忆写成文章以寄托我的哀思。

我和良德同志交往将近50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很长时间，我都在他领导下工作。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1941年秋季，在华东淮南抗日根据地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所在地的大李庄。他当时是司令部卫生科副科长。卫生科设在盱眙县旧铺西蔡家坝，距离司令部约15公里。他来司令部带领由路东八县各总队（独立团）选派到卫生科学医的几位同志。我是高宝总队选派的，同我一起从总队选派去的还有王仁贵。

我们在司令部住了一晚，第二天出发。行前良德同志召见来到司令部报到的几个同志。他带着微笑，说话慢言细语的，一句一句向我们介绍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我第一次听他的湖北口音虽然还不习惯，但他的语气十分亲切。

卫生科（医院）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前线的伤病员治疗后留下的老兵，其中有一位事务长是老红军，曾是良德同志老领导，可惜我忘记他的姓名；一部分刚从卫校毕业分配来的医务员（连级）和见习医务员（排级）；一部分就是像我一样的见习生。见习生大都是文化不高的战士。就拿我来说，只念到六年私塾算是最高的了，很受重视。直接在良德同志领导下学习、工作。

卫生科长沙序凯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很严肃，说话不多，但要求严格。良德同志是我的引路人，对部下很温和很亲切，能循循善诱。

1942年全军进行整风大生产和精兵简政，还要应付日伪军的大“扫荡”。部队化整为零，空室清野。卫生科人员大部分充实连队，只留下科长张良德、医务员冯文彬和我，还有一位被我军俘虏的广西军的卫生员，一共4人。住在司令部驻地东侧的一个独立民户中。我们吃饭、睡觉、工作、学习都在这三间排的草房中。我们吃的饭都到司令部的厨房按份拿回来。我和那位广西兵比较年轻，大都是我们轮流去领回。我们的性格同良德相近，说话不多，很融洽，简直说是亲密无间。

几个月以后，二师五旅旅部同联防司令部合并改为津浦路东军分区，卫生科改为门诊部。良德同志他调，我被派到司令部的通讯连任见习医务员（排级）。不久，通讯连随旅部成钧旅长进军津浦路西，同良德同志分隔两个地区，两个部队，不但不能见面，连通信也不可能。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抢夺胜利果实，向我路西根据地进攻，我军转战路东，驻军盱眙县南区。良德同志在新组建的师医院任副院长，就住在刚解放的盱眙县县城。不久，部队打回路西，没有见到他。

1946年春，我从津浦路西军分区（六旅）卫生部（部长郭光华）调到江苏淮安的华中军区卫生部。先是派我去当时住在河下养病的徐海东首长处，临时补医生缺，后去干训队学习。因为前线备战，学员不齐，推迟开班，我就借机到宝应的第三后方医院治疗鼻衄。该院是从淮南盱眙县迁到宝应隶属华中军区。其中的一个所是路西军区调整来的。所长朱光，协理员程永新，我都认识。院长林之翰是鄂豫皖苏区卫生建设的创始人，是良德同志的老领导。他在淮南时住大刘郢，我为良德同志给他送过信。他在蔡家坝休养，就住在我工作的手术室的炮楼上。该院副院长是良德同志。我去三院就像回到久别的家乡一样。特别是我和良德同志的友谊，如兄如弟，如长如幼，十分亲切。

干训队在淮城开班，我就回淮城学习。开班不久，国民党军队向我苏中地区进犯，我军自卫反击。干训队在淮安河下镇以学员为骨干组建临时野战医院收容伤员。战争没有被阻止，而且扩大到全国各战区。为战争需要，缩减干训队，把连级的医务人员调回部队。我原在的淮南部队，由于国民党部队的进攻也北撤了。我没有回淮南，而是调到需要医务人员的三院。

我到三院报到不是在宝应县城，而是在从县城北撤的路上。我到一所工作，一上班就忙着收容治疗伤员，一天十几个小时。战争环境，就是同在一个医院也难见到良德同志。他的爱人易飞在我所工作，他们也少见面。不过我和他来来往往的信件很自然通过易飞送达。他通过易飞给我送信，我通过易飞给他写信。他从三院调到华野卫生部任医政科长，我们继续有书信来往。我还保存他在1947年5月22日从卫生部寄给我的信笺和《军医必携》一书。

三院从宝应撤退，经过涟水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临朐战役。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主力部队外线出击。一所升格为分院向沂蒙山区突围后改属东线兵团野战医院，才同总院脱离建制关系。同良德同志也中断联系。

他在全国解放后调到军委卫生部，我随军南下福建。1952年春，我们在北京见面。1952年和1958年我先后两次在北京学习，假日或以后出差北京都要找机会去看望他，或者要我在北京念书、工作的弟弟、子女代我向他问好。他们也很喜欢见这位慈祥的长者。

1952年留影。左起：高胡、张良德、程永新。

“文化大革命”期间，良德在北京301医院任副院长。“四人帮”在军队的一伙直接控制该医院，以莫须有的罪名排斥异己，把他调到天津。1973年，我们在北京见面，庆幸劫后余生。他仍然很乐观，毫无怨言。

良德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他领导和交往的将近50年中，从他身上可以学习许多宝贵的品德。他是共产党员优秀典型，是艰苦奋斗的革命者的榜样。

80年代初，他在二军医大学任副校长，我调到省委工作。我经常路过上海看他，他很关心我的工作。说纪检书记是容易得罪人的一项重要工作，他说南京军区某政委要调军委任纪委书记，迟迟未去报到。我明白他说给我听的意思，很含蓄。

1987年，他患癌症住长海医院。我去看他，似乎他看出我的不安，表示很乐观，对他的病及其后果一句也不说。我知道他的病被耽误一年多，确诊时已转移。

当时，我也住在长海医院检查身体，在同一个病区，隔几间房，几乎每天都要经过他的病房门口。只要他的房门稍开，我都能在走廊里见到他躺在病床上。开始，我常常进门向他问好，但这种场面无端地增加他的痛苦，很是为难。

癌症转移到脊柱，影响他的行动，只能长期躺在床上。尤其是疼痛，苦不堪言。精神上痛苦，加上肉体上的痛苦，真是雪上加霜。一般止痛药无效，杜冷丁，医生不敢多使用。我出面请医生使用，对病人来说主要是能减轻痛苦，而不是考虑药物成瘾问题。

他对饮食没有特别要求，早上想吃点油条常常供应不了。我告诉他的夫人易飞，即便稀有的，只要能搞到，也要尽力满足。

易飞入伍前是上海的中学生，到苏北卫校学习毕业后，分派到三院一所，同我在一个单位。她同良德结婚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她比良德小几岁，能同良德结合应很理想。

张和易有一男一女。儿子，我始终未见过。女儿张易虹大学毕业后念研究生，出国留学，结婚很迟。她知书达理，落落大方。尤其在学业上很有造诣，在高干子女中少见。她外表面貌像她妈妈，内在素质更像她爸爸。

1988年，我刚从上海回来不久，就接到第二军医大学发来良德同志逝世的讣告。他的逝世虽在意料之中，但感情仍然接受不了。我的老上级，我的革命征途的带路人，我的良师益友的逝世，令我万分悲痛。他数十年来，在战场上、在医院里，发扬救死扶伤的精神，帮助许多战友解除病痛，挽救了无数革命同志的生命。而面对自己的病痛，面对自己的生命危急关头，却无能为力。他强烈地求生的欲望，把眼光凝视在他的老部下的身上时，我也无能为力，能不痛心疾首吗？

良德同志1918年出生，湖北麻城县人，一岁丧母，11岁亡父，无依无靠。1930年4月，他12岁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2月加入共产党。1985年按正军级离职休息。

良德同志的逝世，在革命队伍里失去一位好干部，中国共产党失去一位优秀党员，我失去一位良师益友。我以此篇回忆寄托我的哀思。

安息吧！良德同志。（选自高胡著《白浪履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