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在弄堂口用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他第一盘磁带,录音机里《一条路》刚响,隔壁厂花就红着脸塞给我一张他的明信片。那会儿谁能想到,这个穿着皮夹克、烫着卷毛的上海小伙,三个月前还在机床边啃冷馒头。后来听说他一张专辑顶我们厂十年产值,领导在大会上当反面教材:“看看人家小张,同样拧螺丝,人家拧成万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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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年他就进去了。严打标语贴满大街,我妈拽着我去菜场买菜,指着墙上白底黑字的通报:“唱歌的也能犯流氓罪?”我心里咯噔一下,昨晚还躲被窝里学他甩头呢。去年才看到法学教授说当年判重了,可谁还记得?反正磁带摊老板连夜把封面朝下,他的脸扣在尘土里,像被踩扁的易拉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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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在火车站买黄牛票,看见他戴着墨镜给一个小女孩买棉花糖,女孩喊他“张老师”,我心里还感慨:落难明星也要糊口。结果十四年后新闻炸出来——当年那个9岁丫头成了他老婆,儿子满月那天他48岁,老丈人比他小十岁。婚宴上他唱《迟到》当情歌,台下老同学嘀咕:这歌原本是追姑娘,现在直接追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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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惨是2010年前后,我在法院门口碰见他被法警拦着,原来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债。他说手里还有首压箱底的新歌,能不能换两万块周转。我请他吃了碗葱油拌面,他边吃边刷手机,突然抬头笑:“尹旎说儿子家长会要我穿年轻点。”那一刻觉得他真不是明星,就一被生活薅秃顶的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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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的酒吧开在上海老弄堂里,门口霓虹灯烂了一半,“老歌行”三个字像豁牙的嘴。我上周带孩子路过,他正唱《一条路》,嗓子沙哑像钝锯割木头,底下70后大叔们抱着啤酒瓶哭成狗。散场后他递给我一张手写门票:“原价288,老同学给28。”我扫二维码,发现收款名是他本名,头像却是和儿子的合影,胖墩墩的小子抱着吉他,琴弦上沾着糖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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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巷子回头望,他站在门口路灯下数零钱,影子被拉得老长,像当年磁带封面那个姿势,只是皮夹克换成了淘宝爆款夹克,头发稀疏能看见头皮。突然明白,所谓时代弄潮儿,不过是被潮水一遍遍拍在沙滩上,还硬撑着摆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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