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80年，费正清第一位博士生学位论文首次中译出版，聚焦小人物眼中的大历史

1929年，22岁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前往牛津大学深造，师从享誉国际的中外关系史巨擘马士教授（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攻读博士学位，从那时起，他决定把毕生精力投入到近现代中国及中西方关系史的研究。

要利用中文资料就必须学习汉语。1932年2月，费正清来到中国，居住了将近四年，并与费慰梅（Wilma Cannon，1909-2002）结婚。1935年，费正清结识了时任燕大史学研究所讲师、《史学年报》主编邓嗣禹（1905-1988），两人在日后成为师生与多年的合作伙伴。

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在北京

邓嗣禹，字持宇，湖南常宁人。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32年任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主席。在硕士导师洪业（1893-1980）的指导下，他先后编纂、出版了《〈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1934）、《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1935）。这些书目为费正清查找中文资料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邓嗣禹在哈佛大学

费正清在他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评价与记载：

1935年，我结识了燕京大学一位年轻而富有专业知识技能的文献目录学家邓嗣禹，他手头有无数中文参考著作。比我早2年到达中国的

与邓嗣禹合作编写了一部不朽的近代著作《中国参考著作叙录》（1936年）。

1937年7月，邓嗣禹接受燕大同学房兆楹（1908-1985）邀请，辞去燕大教职，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由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博士（Hummel, Arthur William, 1884—1975）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1938年，邓嗣禹获得了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攻读博士学位（尽管费比邓还小 2 岁）。此后几年间，邓嗣禹先后与费正清合作撰写了《清朝公文的传递方式》（On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g Documents）、《清朝文件的种类及其使用》（

On the Types and Uses of Ch'ing Documents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

1944年，邓嗣禹将他的博士论文《张喜与〈南京条约〉》（Chang Hsi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1842）修改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为本书撰写了前言，高度评价其学术成就。费正清写道：

本书是对一段谈判过程的研究，正是这段谈判开启了不平等条约之世纪。书中透过中方一位次要的谈判参与者的双眼来观察这几次谈判，仅围绕一份文件展开缜密论述，研究涉及的时间范围也仅有短短几个月。然而，较之长篇累牍的综述，本书却能给我们提供更为深刻的认识。关于一个世纪前治理中国的那些官吏的日常生活，邓博士在书中展现了一幅少见的私密图景：他们内心各自的恐惧，对自己所面对的国外世界的误解，对自己生活的世界经济运作方式的无知，浮于表面的随机应变，仁爱观念，以及在一切有关中国之福祉的事务中表现出的极端无能。在这幅图景中，有面对空前巨变仍逆流而进的保守派，也有对自己的行动之含义一无所知的投机者——他们是历史环境的牺牲者，照旧推行着沿袭下来的游戏规则，却没有意识到一场使用新规则的新游戏已经开始。

近日，本书中译本由作者邓嗣禹外孙、上海交通大学讲座教授彭靖翻译出版。

《张喜与〈南京条约〉》译者序

文 | 彭靖

1937年，任教于燕京大学的邓嗣禹，应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 W. Hummel）邀请，前往美国华盛顿，参与编写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

ing Period, 1644

1912

费正清的早期学术背景

1929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毕业，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受到在中国海关任职高级官员多年的马士（H. B. Morse）影响，在其指导下撰写了关于中国海关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海关的历史，首先就要研究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五大通商口岸开埠的历史。因此，费正清对于中国鸦片战争研究的构想可以说由来已久。1932—1936年在北京留学期间，他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1934年第17卷第2期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以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费正清的这篇论文，围绕这样一个中心问题展开：为什么“鸦片输入中国为合法”这一条款会被写入1858年11月8日中英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是由于英国的武力逼迫（这是普遍流传的看法），还是有其他原因？费正清在结论部分指出，认为1858年英国强迫中国皇帝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流行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只说出了一半事实。另一半事实是，“中国人希望通过对鸦片贸易全面征税，增加收入”，所以“承认鸦片贸易也是中国内政问题产生的结果”。费正清首篇学术论文的重大突破在于使用了中文资料，但由于当时可供利用的中文资料很有限，所以得出的结论不免有些片面。后来一些中国学者对此提出异议：

费正清教授对鸦片战争的叙述是我们中国人无法接受的，他为英国发动战争推卸责任，抹杀了鸦片战争的实质。

邓嗣禹博士论文的写作背景与影响

如邓嗣禹在《张喜与〈南京条约〉》导言开篇所言：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这既是远东史中19世纪条约体制的开始，同时也是清帝国走向没落的标志。但是无论在英文、中文还是其他文字的材料中，对于这一划时代条约的谈判过程的记载都非常简略。这是因为，英国公布的关于第一次中英战争的文件，几乎只停留在1840年的蓝皮书里；而直到1930年，中国官方的奏报和谕旨才公布。

对彼时的费正清来说，要想理清《南京条约》缔结的实质，看来只有在各方面条件成熟时继续完成了。邓嗣禹的博士论文《张喜与〈南京条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写作的。

约翰·普拉特绘，约翰·伯内特刻《南京条约》签订现场

早在1935年，费正清与邓嗣禹就已在北京相识。《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

1935年我结识了燕京大学经验丰富的年轻目录专家邓嗣禹。他和我同龄，但手头上有无数的中文参考著作。比我早去北京两年的毕乃德与邓嗣禹合作完成了一部当代不朽名著《中国参考书选目解题》（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

费正清对邓嗣禹有这样的印象，又有编写《清代名人传略》的合作基础，邓嗣禹自然成为与他开展鸦片战争研究的最佳人选。于是，1938年邓嗣禹结束编写《清代名人传略》的工作之后，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费正清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

1936年，《抚夷日记》由文殿阁书庄于北平刊印，据书中所称为一个叫张喜的伊里布家仆所撰，张喜参与了《南京条约》谈判，并把他的所见所闻写进了日记里，日记中记录了他在南京前后85天的活动，也记下了谈判全过程。

《抚夷日记》初版

在费正清的大力倡导与支持下，1941年初，完成哈佛大学博士课程之后，邓嗣禹开始收集资料，准备以《抚夷日记》为基础撰写博士论文。费正清认为《抚夷日记》十分重要，若翻译成英文，对于西方学者研究鸦片战争有重大意义。正如他后来在为本书撰写的前言中所述：

本书是对一段谈判过程的研究，正是这段谈判开启了不平等条约之世纪。书中透过中方一位次要的谈判参与者的双眼来观察这几次谈判，仅围绕一份文件展开缜密论述，研究涉及的时间范围也仅有短短几个月。然而，较之长篇累牍的综述，本书却能给我们提供更为深刻的认识。

本书就是邓嗣禹在英译《抚夷日记》的同时对《南京条约》谈判过程的研究。邓嗣禹通过本书的研究，丰富完善了费正清1934年的那份研究成果。1944年，经过两年的进一步完善与充实之后，这篇博士论文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给予了高度赞扬：

邓博士在书中穷尽了中西双方的资料，还提出了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证明：中国的外交关系可以且必须通过双方的材料进行对照研究。……邓博士详尽地收集了同一时期的各类资料，他的注释和列出的参考书目将为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提供指引。

1944年，本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1945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修订本；196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再版；1969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第四版，畅销了近30年。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卫东首先翻译了本书的导言，发表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0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个节译本，为全译本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料。遗憾的是，节译者在翻译时，并没有将注释内容一并译出，以充分实现原作的学术价值。

邓嗣禹1949年摄于芝加哥大学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元青在他的论文中首先收集、分析了所有民国时期留美历史学博士论文，并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在留美生全部30篇中国历史研究的博士论文中，共有12篇以英文形式在国内外先后公开发表或出版”。这些书籍的出版“其价值不仅在于精当的中国史籍英译，还在于篇幅甚至超过史籍原文的丰富注释和精细考证，为西方汉学界提供了极其庞大的学术信息量和扎实可靠的学术观点”。邓嗣禹的博士论文亦在这30篇之中，不仅毕业两年后就能出版，而且还被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出版社多次再版，其学术价值可见一斑。邓嗣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正是从《张喜与〈南京条约〉》开始扬帆起航，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

对费正清后续学术研究的贡献

1936年，费正清运用英国档案完成了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1850—1858》（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0

—19

58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充分扫除使用中文档案方面的障碍之后，费正清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了《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 1842

1854

1998年，正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钱金保在《世界汉学》发表文章，文中回顾了费正清博士论文成书的过程，着重提到蒋廷黻与邓嗣禹二人在其中做出的贡献：

费正清在从事通商口岸研究时曾得到了中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史学家的帮助，而中国人到美国来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又使西方的学者更容易得到中国学者的帮助与合作。费正清阅读清代档案就是蒋廷黻指点入门的。后来他在研究中对清代档案中的一些问题还是搞不懂，致使他的博士论文扩充成书的计划迟迟难以实现。后来邓嗣禹来哈佛求学，成了费的学生。正是他根据那时关于清代档案的一些中文论著，帮助费正清搞清楚了清代公文的处理过程，帮他扫除了在使用中文档案方面的障碍后，他的那本《中国口岸贸易与外交》才最终得以成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蒋廷黻和邓嗣禹等中国学者的帮助恐怕未必就会有费正清的成名。……充分利用与中国学者的广泛交流与合作是费正清能够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

2021年1月，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该书第二部分“第一个条约的签订：1842—1843年”中即可看到，费正清在注释中多处引用《抚夷日记》以及邓嗣禹书中的研究结论。

在此次《张喜与〈南京条约〉》全译本中，译者补充提供了邓嗣禹在本书出版时的照片以及本书英文原版书影，并添加增补版附录，收录了邓嗣禹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以本书注释为基础所作的两篇中文文章，以及本书1944年初版时的中英文书评四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本译著，并提出宝贵的建议。

张喜是谁？从前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广州去世，中国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悼念他说：“英雄不是只能在战场上遇见，我们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能找到英雄。英雄诗的作者在日常生活中能寻找到，真实的英雄故事题材，在煊赫一时的帝王身上反而找不到。”如果这词句可以移用的话，似乎也可以送给鸦片战争中的张喜。此战虽是中国历史上可耻的一页，但以张喜卑微的身份，在当日兵临江宁城下的时候，他迫不得已奉命到停泊下关的外国兵舰上去办停战交涉，满腔激怒，表现了不卑不亢的精神。旧日史学家评论他说：“传闻当日议及此款，张喜拂衣而起，是在仆隶庸流，尚知心抱不平，怒形于色。”熟悉这段历史的人，自然要数他为此次战役中的一个无名英雄。

——彭泽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喜本是一小吏，后投伊里布充家仆，随侍多年，深得信任。正如皇帝身边并无名分的小太监权势盛于朝廷命官一样，张喜的政治作用不能以家人二字来论定。古今中外的政治，大多为黑箱作业，张喜深谙此道，放着小官不做，宁充家人而增其权禄。……在鸦片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毫无官方地位的小人物，常常有着令人吃惊的表演。张喜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留下了两部记录自已交涉活动的著作——《探夷说帖》和《抚夷日记》，今日读起来颇有“晏子使楚”的韵味。这却是张喜乃至当时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不辱使命”的外交模式。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