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看刘邓在大别山有多艰难？白崇禧4条毒辣计，半年我军减员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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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1月，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坐镇九江指挥部，对刘邓大军发动大规模“围剿”。
这位号称“小诸葛”的国民党将领调动14个整编师33个旅的庞大兵力，对大别山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此时，距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仅仅过去两个月。
1947年7月，鲁西南战役的胜利使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6月30日，刘邓大军四个纵队约12万人从张秋镇至临濮集段强渡黄河，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他们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歼敌6万余人。羊山集战斗胜利后，刘邓大军开始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壮举。
8月7日至27日，刘邓大军击破国民党军20多个旅的围追堵截，先后越过陇海路，涉过黄泛区，跨过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天然障碍，终于到达大别山。
此时，全国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大别山则成为了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战场。
02 艰难开局
踏上大别山的土地后，刘邓大军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不是敌人的枪炮，而是自然环境与生活习惯的剧变。
刘伯承、邓小平在1947年10月6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详细描述了这一困境：“一过淮河，生活习惯大变，开始吃不来大米饭，拉肚子，无鞋子穿。”

南方多雨潮湿的气候与北方干燥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部队需要适应“菜蔬、油盐吃得极少，蚊子多，山地走小路”的新环境。
连日阴雨加重了行军的困难，炮辎笨重，道路泥泞，士兵们的体力严重削弱。
最严重的是疾病的蔓延。电报中指出：“9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以疟疾最剧，感冒次之。”
疾病的蔓延不仅削弱了部队战斗力，更影响了作战时机。刘邓在电报中无奈地表示：“两次歼敌良机均未打。因部队情绪差，体力弱，亦有影响。”
03 白崇禧的四条毒辣计
1947年11月下旬，国民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直接掌管鄂豫皖湘赣五省国民党的军政大权。
他集中兵力，实行“总力战”与刘邓大军争夺大别山这一战略要地。白崇禧调动了5个新调来的整编师10个旅，加上原在大别山地区的9个整编师23个旅，共14个整编师33个旅的庞大兵力。

白崇禧的“围剿”计划可以概括为四条毒辣计策，每条都直指刘邓大军的生存根基。
第一条是 “移民并村” ，国民党在黄梅地区强制将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到指定村庄，同时建立严密的保甲制度和情报网络，切断共产党部队与群众的联系。
第二条是 “乡村联防” ，在每个乡村建立联防团，与国民党正规军相互配合，形成立体化的军事控制网络。
第三条是 “保甲连坐” ，将保甲内的居民捆绑在一起，一家“通共”，邻里连坐，用恐怖手段迫使群众不敢支持解放军。
第四条是 “经济封锁” ，严格控制粮食、盐、药品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解放区，企图通过经济手段困死刘邓大军。
这些计策很快显现出效果。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黄梅地区，共产党部队与群众的联系被严重割裂，解放区的范围不断缩小。
04 张家店战斗的曙光与现实的残酷
就在白崇禧加紧“围剿”的同时，刘邓大军并未放弃寻找战机。1947年10月上旬，刘邓大军第三纵队在皖西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取得了南下后的首次大捷——张家店战斗。
这次战斗的部署十分巧妙。三纵队以一部兵力牵制国民党第7、46、48师，集中主力将国民党88师师部及62旅包围于六安县东南张家店一带。

经过激烈战斗，至10月10日拂晓，解放军毙伤敌900多人，俘敌副旅长汤家辑以下官兵4700多人。
张家店战斗是刘邓大军南下后，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首次取得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大胜利。
这场胜利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打下了基础，极大地坚定了大别山人民群众胜利的信心。10月12日，党中央发来贺电，祝贺张家店战斗的胜利，高度评价了刘邓大军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在全国战局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一场战术胜利无法改变战略上的困境。白崇禧的“围剿”行动仍在不断加强。
05 军民团结共克时艰
面对严峻的形势，刘邓大军开始努力适应新环境。刘伯承、邓小平在电报中写道：“经过不断注意，现已吃会大米饭，会打草鞋，装备减轻，开始学会打山地战。”
为克服困难，部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自救活动。干部战士学习用稻草编制草鞋，减轻了对后方补给的依赖。部队开始采用轻装简从的方式行动，抛弃不必要的重装备，提高山地机动能力。
同时，地方工作逐渐有了头绪。“约有百万人口区域，1个月内可开始分地。”土地改革的推进为根据地建设奠定了基础。

为解决部队过冬的棉衣问题，刘邓决定在黄安、麻城地区就地解决。他们计划“就在黄、麻地区解决棉衣后，再作其他行动”。
尽管条件艰苦，但军民之间的纽带并未完全断裂。在张家店战斗中，中共舒六县委组织2000余名民工开展支前工作，组织担架1000余副，救护伤员、搬运物资。
皖西支队第3大队和区游击队也参加了战斗，总计达2000余人。战斗结束后，在部队转移至舒城附近休整时，当地群众自发带着大米、军鞋等慰问品看望官兵。
06 战略转移与血色记忆
1948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2月20日，中原局发出《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
2月底，刘邓大军主力开始转移，到3月底主力全部转出大别山。这时，刘邓大军的兵力已经发生了惊人变化。
据《大别山岁月》一书记载，在跃进大别山时，全军共12.4万余人，转出时只剩下5.86万人，损失一半以上人员。这意味着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刘邓大军减员超过6万人。
减员的原因多种多样：战斗伤亡、疾病困扰、掉队失散、环境适应，以及白崇禧“围剿”造成的损失。这一数字背后，是无数革命战士的牺牲与付出。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过程中，许多干部战士献出了生命。县委委员、第六区区委书记曹成福不幸被捕，国民党为了威吓革命人民，竟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将他的头颅割下，在县城的城墙上悬挂三日。
这种白色恐怖并未吓倒坚定的革命者。在主力转移后，留下的部队继续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保持了对国民党军队的牵制。
当刘邓大军最终转出大别山时，曾经浩浩荡荡的12万大军仅剩5.86万人。白崇禧的毒辣计策使战士们面临极端困苦的条件，一半以上的指战员永远留在了那片山水之间。
硝烟散去，当年白崇禧在九江指挥部调兵遣将的建筑已归于沉寂，而大别山深处，张家店战斗纪念碑依然高耸，见证着那场以巨大牺牲换来的战略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