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鑫：史前渔猎人群的生计聚落系统——新开流-鲁德纳亚文化的个案研究

〔内容提要〕 以东北亚沿海中俄两境内的新开流 - 鲁德纳亚文化为研究个案，从聚落遗址的功能性、季节性入手，结合相似生态环境的民族志材料，对这一地区史前渔猎人群的生计聚落系统进行分析和讨论。研究结论认为，新开流 - 鲁德纳亚文化存在着由中心定居聚落和季节性渔猎营地所构成的生计聚落系统。

宾福德（ Lewis R. Binford ）认为，受所处环境内资源分布的影响，狩猎采集者的适应策略可以分为采食者（ forager ）和集食者（ collector ）两种类型。前者通常生活在资源富足且分布较为均匀的环境下，他们不需要储存食物，而是每天出去觅食，因而没有较为固定的资源获取点，是一种邂逅式的生计策略；后者所处环境内的生存资源通常有着季节性产出和斑块（ Patch ）化分布的特征，他们需要以长期性的定居点为轴，在固定的季节或时间前往特定资源获取地，并存储食物以度过食物短缺的时节，这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生计策略。宾福德的研究认为，采食者的主要活动场所只有定居点和每天的采食地点两类，而集食者在此基础上还拥有特定资源获取营地、资源观测点和储存点三类（表一）。

集食者类型人群的出现与发展，表明即使已经初步拥有定居能力的人群，由于生存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仍然需要采取季节性流动或建立季节性定居点的方式获取相应资源。因此，研究集食者人群的生计聚落系统（ Subsistence-Settlement System ），需要对聚落的功能性和季节性进行考察。对于考古遗址而言，长期的定居点和固定的季节资源获取地由于使用时间较长，被发现的可能性较大。每天的采食地点由于地点不固定，且人类活动遗留痕迹较少，即使是动物的屠宰地点也很难保留下来。观测点由于性质的临时性也难以被发现。而储存点如果是人为开凿的窖穴之类则有被发现的可能，如果是临时性地利用自然地形地势则难以被发现。因此，通过对聚落功能性和季节性的细致考察，可观察到集食者人群由长期定居的中心聚落和季节性定居的渔猎营地构成的生计聚落系统。

本文所选择的个案为东北亚沿海中俄两境内的新开流 - 鲁德纳亚文化，遗址内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体现出资源广谱化利用的特点，资源利用的广谱化，通常也意味着人群流动性的减弱和定居性的增强。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和更稳定的定居，通常需要通过季节性流动或建立季节性定居点的方式来获取相应资源，因此，可作为考察史前渔猎人群生计聚落系统的研究案例。

一、分析方法

考察长期定居与季节性定居构成的生计聚落系统，实际上需要分析聚落遗址所反映的定居程度。刘莉和陈星灿结合世界各地考古资料中反复出现的因素，提出了定居判断的七个标准：一是高投入的建筑设施，例如，大型建筑物、精加工的墙和地面；二是频繁出现储存窖穴；三是精心设计的聚落空间布局，例如，墓地、住所和村落周围防卫设施的规划；四是考古堆积的厚度和密度增加；五是频繁出现驯化动植物，特别是猪和谷物；六是功能特殊的器物增加，不太考虑便捷性；七是长期定居人群的驻地，居住区的废弃物集中在一定区域（如房屋附近的垃圾坑），称为次生废弃物，以保持生活区的可居住性。

笔者以长期定居的判定要素为对照，以区分长期性与季节性为目标，将季节性定居的判定标准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遗址所处环境内的生存资源呈现出季节性产出和斑块化分布的特征；二是聚落形态没有长期规划，内部结构没有严格的功能分区，没有反复长期修建的现象，房址建造技术粗糙，不见大型建筑等；三是考古遗存的废弃形态通常为施菲尔（ Michael B. Schiffer ）划分的“弃置” （ Abandoned ）类型或“原生”类型，因为“弃置”策略通常表明需要季节性返回时继续使用，而房屋内常见原生废弃物，表明非长期性居住的房屋通常不需要耗费精力维护和清洁；四是生计方式上体现出对某些季节性资源的极端倚重；五是通过人骨遗存获得的古代人群迁移直接证据；六是利用相似生态环境的民族志材料作为参考框架。

下文主要以上述长期定居与季节性定居的判定标准为依据，结合遗址内具体材料所反映的生计方式，并以生活于相似生态环境的近现代人群的民族志材料为佐证，来探讨以新开流 - 鲁德纳亚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渔猎人群的生计聚落系统。

二、遗址分布与年代

新开流文化以黑龙江密山市新开流遗址的发掘而命名，该遗址位于密山市大小兴凯湖之间的湖岗上，面积约 2. 4 万平方米， 1972 年发掘 280 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 32 座，鱼窖 10 座，由于其文化面貌独特，有别于其他地区所见的考古学文化，故发掘者将其命名为新开流文化。

鲁德纳亚文化是杰烈维扬科根据鲁德纳亚海湾边的鲁德纳亚河岸（旧称“野猪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而命名。遗址 1953 年就已发现，发掘出一个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村落遗址，规模约 1 万平方米，由广场和大小十几个房子组成，部分被采石场破坏。

鲁德纳亚遗址的发掘者吉亚科夫在报告中提到中国境内的乌苏里江流域和兴凯湖附近发现有类似陶器纹饰。朱延平通过对新开流文化陶器纹饰的分析，指出可以将俄罗斯滨海地区发现的典型滚压菱形纹陶器与新开流视作同一文化，并将两者暂同称新开流文化。冯恩学在《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一书中，也提到鲁德纳亚文化与新开流文化关系密切。杨占风提出，可以将境内外材料合称为新开流 - 鲁德纳亚文化。其后，赵宾福和孙明明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新开流 - 鲁德纳亚文化包含的遗址及分布范围。而俄罗斯学者的研究中认为陶器饰菱形纹饰的传统可北上分布于阿穆尔河沿岸，并将这一考古学文化称为鲁德尼斯克文化（ Rudninskaya culture ）。为行文统一，后文均采用新开流 - 鲁德纳亚文化一名。

除上述新开流遗址和鲁德纳亚遗址外，该文化包含的遗址还有我国黑龙江省境内的鸡西刀背山、桦川万里霍通，以及俄罗斯境内的鬼门洞穴、乌斯季诺夫卡 -8 、希罗金卡、切尔尼戈夫卡 -1 、蓝盖伊 -4 、彼得洛维奇、卢扎诺夫索普卡 -2 、卢扎诺夫索普卡 -5 、奥西诺夫卡、莫里亚克 - 雷博洛夫等遗址。后述遗址中仅有鬼门洞穴遗址经过系统发掘，该遗址位于滨海东北部的一条小河科里瓦亚河（鲁德纳亚河的支流）的岸边，处于高山的岩洞里。发现 1 座被烧毁的房子，出土遗物 175 件，室内地面发现 5 具人骨架，洞内出土动物骨骼 5000 余件。鉴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聚落层面的问题，因此，下文将主要以经过系统发掘、资料公布较为详尽的新开流遗址和鲁德纳亚遗址为主要分析对象。

属于新开流 - 鲁德纳亚文化的碳十四数据共有 15 个，利用 Calib7. 10 校正后的数据如下（表二）。

从上表的年代数据可以看出，除莫里亚克 - 雷博洛夫遗址的数据明显偏晚以外，其他数据均落在公元前 6600 —公元前 4000 年之间。而鲁德纳亚遗址、鬼门洞穴遗址和新开流遗址的年代数据则可将该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即鲁德纳亚遗址代表早期，年代范围约在公元前 6600 —公元前 6050 年；鬼门洞穴遗址代表中期，年代范围约在公元前 5750 —公元前 4700 年；新开流遗址代表晚期，年代范围约在公元前 4400 —公元前 3900 年。

三、生计聚落系统分析

1. 中心定居聚落——鲁德纳亚遗址

鲁德纳亚遗址是一处典型的村落遗址（图一），村落中心是一处用小石块堆垫而成的较规则的圆形“广场”，直径约 16 米，它的南部被采石场破坏，东部被晚期房子打破，现存面积约 130 平方米。发掘报告中估计其使用的石块有 1. 7 ～ 2 吨，且形制、岩性不一，显然来自于不同的地点。说明这一“广场”的营建并不是短期工程，而是长期有目的修建而成，这是遗址长期定居的证据之一。

除被采石场破坏的地方以外，遗址中心“广场”周围均有房址分布，推测被破坏的地方原先应有房址存在。遗址内早期的房址共有 9 座，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只有集合 6 ，面积不足 10 平方米；第二类包括集合 13 、 14 、 18 、 19 、 21 、 27 ，包围在“广场”四周，面积约 20 ～ 30 平方米；第三类包括集合 22 和 24 ，位于第二类房址的外围西部，面积可达 90 ～ 100 平方米。可见，第二类房址围绕在村落的中心位置，应是村落早期的布局范围，其后向外扩展，才有了更大面积的集合 22 和 24 ，这也说明该遗址并不是短期居住的地方，而是长期定居且多次扩建而成。

俄罗斯学者瓦西里耶夫斯基（ Ruslan S. Vasil'evskii ）在研究东北亚太平洋沿岸地区晚更新世早期的海洋性适应问题时，按不同的适应方式将其划分为四个分区，鲁德纳亚和鬼门洞穴两个遗址均位于文中所述下阿穆尔河区，对于鱼类资源，特别是三文鱼资源的利用是这一地区海洋性适应的重要特点。鲁德纳亚遗址中出土的投掷工具（石镞）、切割工具（“矛状刀”、尖状器）和刮削工具（“鲁德纳亚式”刮削器）等，说明渔捞和狩猎是其重要生业方式。距离鲁德纳亚遗址不足 30 千米的鬼门洞穴遗址，虽然时代上要晚于鲁德纳亚遗址，但是，出土的 5000 余件动物骨骼和鱼镖、渔网等工具，也印证了鲁德纳亚遗址所处的生态环境应该有着比较丰富的狩猎和渔捞资源。此外，鲁德纳亚遗址的房址中发现有诸如果核、榛核之类的植物遗存，因而采集类活动也是其重要的生业方式之一。综上所述，鲁德纳亚遗址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广谱型的生业模式，生业模式的广谱化意味着人群的流动性减弱，定居性增强。

综上所述，鲁德纳亚遗址应是一处长期定居的中心聚落。

2. 季节性渔猎营地——新开流遗址

位于大小兴凯湖之间湖岗上的新开流遗址， 280 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清理出了 32 座墓葬和 10 座鱼窖（图二）。鱼窖内通常上半部填黄土或黄砂土，下部堆满鱼骨，有的可清晰看出完整的鱼骨和成片相连的鱼鳞。这说明新开流的先民当时开挖窖穴，将过剩的鱼埋入窖穴内，上覆黄土以保鲜，发掘报告中记述当地直到近代，渔民仍使用类似的保鲜方法。这种储藏保鲜的方式在夏秋季节可存放三五日，冬季则可长期存放。在报告后附有的动物骨骼鉴定表中，可以看到遗址内出土的鱼类主要有鲤鱼、鲶鱼和鲑鱼，鲤鱼和鲶鱼都是很常见的河湖鱼类，而鲑鱼的性质比较特殊。鲑鱼又名大马哈鱼、三文鱼，是一种溯河洄游型鱼类，每年 5 月开始从江河口处溯河游向江河干流和支流的沙砾底质河床掘穴生殖，待产卵后死去，而鱼卵成熟后再返回海洋生活。乌苏里江是著名的大马哈鱼洄游通道，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开始利用这类季节性的渔业资源。

遗址中出土的 300 多件石器中以压制的小型石器为大宗，占据了总数的 85% 以上，器形以镞、圆头刮削器、尖状器为主，这类小型的压制石器通常被认为与捕鱼活动有关。出土的骨器、角器中，鱼镖、鱼钩、鱼叉和鱼卡等也应为渔猎工具。这说明新开流遗址先民的生计方式应该是以渔猎为主，且表现出对渔捞这一生计方式尤为倚重。

遗址内 32 座墓葬共辨认出人类个体 48 具，有 15 具进行了性别和年龄的鉴定，其中，男性 12 具占 80% ，女性 3 具仅占 20% 。年龄上除 1 具 20 岁左右男性外，其他 14 具均为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壮年。从数据的直观观测看，墓主均为成年人，且多为中壮年，而男女性别比 R （ R= 男性个体总数 / 女性个体总数）高达 4 。通常来讲，正常的社会或墓葬群中的性别比值应该在 1 左右，偏离 1 太远的性别比值通常被认为是异常的。但是，由于新开流墓地中可鉴定性别的墓葬数仅有 15 座，样本较少，因而仅以观测数据判定性别比异常，有可能被样本数据的随机涨落干扰而出现判定错误。为了确定性别比是否异常，可以对该样本进行一个简单的假设检验。

我们将可鉴定的 15 个个体视为总个体数的随机抽样样本，并提出假设。

原假设（

）：新开流遗址中埋葬的成年男女性别比正常，出现男性或女性的概率 p 和 q 相等，即 p=q=0. 5 ；

备选假设（

）：新开流遗址中埋葬的成年男女性别比异常，出现男性或女性的概率 p 和 q 不相等，即 p ≠ q ≠ 0. 5 ；

那么由于已知 n 个个体中出现 k 个男性的概率服从二项式分布，即：

所以，我们可以在 EXCEL 表格中用函数 BINOM . DIST 来计算返回一元二项式分布的概率，在任意表格中输入 “ =BINOM. DIST(3,15,0. 5,TRUE) ” ，得到概率 P 值等于 0. 017578125 ，保留三位小数为 0. 018 。即表示在总体中任意抽取 15 个个体，女性个体少于等于 3 的概率是 0. 018 ，然后再用 P （ 0. 018 ）与显著性水平α相比较。通常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认为，如果偶然得到样本均值与总体均值之间某一差异的概率小于 5% ，就能拒绝原假设，并做出结论认为，统计量与参数之间的差异不是偶然的。所以，本文亦取显著性水平α为 0. 05 ，由于前文所做的假设检验为双尾检验，因而需要将 P 值与α /2 做对比，很明显 0. 018 （ P ）＜ 0. 025 （α /2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应拒绝原假设（

），接受备选假设（

这种特殊的年龄、性别比，再结合前述生产工具和生计方式的分析，说明新开流遗址很可能只是聚落内一部分人群进行季节性渔猎活动的地方，而他们的中心定居聚落应该另有他处。

四、民族志的佐证

从前述瓦西里耶夫斯基 （ Ruslan S. Vasil'evskii ） 的分区看，新开流 - 鲁德纳亚文化的分布范围属于利用洄游型鱼类的海洋性适应区，而直到近代，生活在这一区域内的赫哲族人民在面对相近的生态环境时，仍存在着类似的生存适应方式。下文主要引述赫哲族的经典民族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从民族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佐证新开流 - 鲁德纳亚文化的生计聚落系统。

“以鱼为主要食物的赫哲人，为了谋生便利起见，他们的住处，都在江河沿岸，所以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成了赫哲民族的三个大本营。房屋建筑都在江岸的高处，以便面对江水的泛滥。”

“赫哲人居住的房屋，可分临时的与永久的两种。临时的又有打围与捕鱼居屋的分别。”

这两段记述中可见，为了捕鱼时的方便，赫哲人将住处安排在江河沿岸的高处上，这与鲁德纳亚遗址和新开流遗址的选址如出一辙。而赫哲人建造永久性的中心聚落和临时性的捕鱼屋则对应了前述由中心定居聚落和季节性的渔猎营地构成的生计聚落系统。

“赫哲人的捕鱼可分为江鱼、海鱼两种。江鱼无论冬夏都可捕捉，捕海鱼却有一定的时候……因海鱼以一定的时候入江产卵，所以捕捉须有定时。”

“纪岁，以食达巴哈鱼的次数计算。如一人自称年已六十，即吃过六十次达巴哈鱼，因此鱼每年都定时由海入江一次，以此法纪岁，颇准确。”

达巴哈鱼即前文所述的鲑鱼，在相近的生态环境中，赫哲人与新开流先民一样，都掌握了鲑鱼季节性洄游的规律，并合理地加以利用。

“赫哲人捕得鱼后，冬日藏储在冰窖内，夏季用小刀划鱼为四片，或晒鱼干。”

赫哲人普遍存在着开挖窖穴储存鱼类资源的习俗，新开流遗址中发现的鱼窖性质应与此同，都是对鱼类资源的储存行为。

“在渔猎的社会中，男子常在外渔猎，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不在家中，只有富贵人家的或半老的男子在家中。”

成年男性一年之中很长一段时间在外进行渔猎活动，而妇孺老人则留在定居点，这或许可以为解释新开流遗址墓葬中存在以中壮年男性占主体的现象提供线索。

综上所言，赫哲族的生态适应策略与新开流遗址分析推断的结论不谋而合，这无疑为我们讨论新开流 - 鲁德纳亚文化的生计聚落系统提供了更鲜活的证据。

五、小 结

通过上文对新开流 - 鲁德纳亚文化聚落的功能性和季节性的探讨，可以推断鲁德纳亚遗址属于人群长期定居的中心聚落，而新开流遗址则是一处季节性的渔猎营地，两者构成了新开流 - 鲁德纳亚文化的生计聚落系统。两者在年代上虽然相差较大，但是，可以将其作为系统中不同功能的遗址代表，也就是说两者都可能存在属于自己系统内另一部分的聚落，即鲁德纳亚遗址有着自己的季节性渔猎营地，而新开流遗址则有着自己的中心定居聚落。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项目“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 LSYZD21018 ）和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田野调查计划的资助。

附记：文稿是在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汤卓炜教授指导的本科学年论文基础之上修改而成，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明明老师提供了俄文报告的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本文作者：邓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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